亚里士多德说过，戏剧的目的在于“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当那个夜晚我迈出中国儿童剧院大门，踏上清冷的王府井大街时，登时感觉背脊掠过一阵冰凉。被“怜悯与恐惧”不经意地击中的我，明白了《青春禁忌游戏》之所以在这个春天轰动整个北京的原因，也明白了这部创作于二十多年前的前苏联话剧凭借怎样的力量“风靡全球”。

这是一剂猛药、一记警钟，更是一面现实的多棱镜。很久没有这样的震惊，也很久没有如此强烈的倾诉的冲动。惊心动魄的思想交锋、灵魂碰撞，真实到残酷的对白，富有张力且极有节制的舞台演绎……这一切，融汇于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激烈交锋的思想背景之中；中戏毕业班学生略显粗浅的表演，不足以削弱剧本本身的经典性魅力，也并不妨碍它向我们袒露人世间善与恶永恒的冲突，也诠释着现实主义文艺依然撼人心魄的力量。

为骗取老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手中的保险柜钥匙，偷换考卷取得高分，四个高中毕业生以替老师庆贺生日为名，精心策划了一场令人瞠目的残酷“游戏”。在叶莲娜喜极而泣/犹豫不决/觉醒/愤怒斥责/因怜悯再次受骗/彻底绝望/无奈屈服/放弃生命的行为轨迹中，始终贯穿着激昂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她对可耻恶行的无畏宣战，就像回荡在旷野中的呼喊，叩击着所有良知未泯者的魂灵。在柔弱、善良、孤独的叶莲娜面前，四个“各怀鬼胎”的孩子，却显示出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符的世故、冷漠和残忍。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在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情境中展开；然而，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它的戏拟成分，有的只是无休止的共鸣、触动，还有“怜悯与恐惧”。

《青春禁忌游戏》（原名《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尽管被许多媒体冠之以“青少年教育题材戏剧”，但它的精神内涵绝不局限于此：故事的确在教育的框架内展开，但故事所影射出来的“问题”，却早已远远超越了青少年教育的范畴。这不单单是一场理应“禁忌”的“青春游戏”，它揭示的生活的“本相”——关于卑污无处不在、高尚无处栖身的残酷的真相。

在性情最顽劣、心机最诡异的学生瓦洛佳眼里，具有“安提戈涅情结”的人（即理想主义者）“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里，就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他下了这样的断论：这是“一个更残酷、更有活力、更功利”的时代，“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对现实认识不清”。他坚信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关键是找准它的部位，只要肯付出代价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得不着，只说明你给的不够量”。女学生拉拉认为“生活本身就是卑鄙无聊的玩笑”，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想是要“过人的生活”，无非是想分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她还确信这样的“时代真理”——“这年头要想过好日子，就得变成无耻的人”。他们共同的心声是，在生存的竞争中，选择没有好坏之分，任何一种主意、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合理的。

“心灵高贵又讲原则”的叶莲娜，洞悉了这帮学生看似“无懈可击”的狡辩，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们“用现实世界的缺陷给自身的卑鄙包装”。她向这帮伪君子大声怒斥：“谎言仅仅是谎言，卑鄙仅仅是卑鄙”，坚决捍卫着“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决不向邪恶屈服半步。即使到最后，卑鄙的瓦洛佳以强奸拉拉为要挟手段，她不得已交出钥匙之后，万念俱灰地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了信仰、道德、理想的殉葬品。

剧尾几个学生善心的萌生，已无法阻止悲剧的降生。一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正义与卑污、善与恶的交锋，没有胜出者，剩下的只有观众退场时的无声叹息和深沉思索。在这里，“伟大而勇敢的”剧作家拉祖莫夫斯卡娅，关注的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她探讨的是属于整个时代的世界性焦虑。

从广泛的视角来看，剧场——不仅仅是一个场所的称谓，而更加意味着一种精神的空间；它理应是一个民族魂魄的聚集地，是思想者展开关于本民族甚或全人类生存状况、未来命运的思索的舞台。停留于感官宣泄、拘泥于现实表象书写、在形式技巧上玩弄“玄虚”的话剧（在当下的话剧创作中并不少见），精神力量注定是缺失的，其艺术生命力也注定是短暂的。如何保持思想的“先锋”品性（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先锋”），如何用艺术的方式探索时代的深邃命题，《青春禁忌游戏》交出了一份逼近完美的答卷。当这场残酷的生活物语降下帷幕之时，留给我们的疑问是：面对商品年代裹挟一切的物欲浪潮，我们怎样去面对曾经的理想和信仰？是坚守，是无奈，是逃避，还是充满温情和怜悯的抚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