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

【臣光曰之四十三读文】

原文：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悉委有司哉！(《资治通鉴》第73卷)

译文：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摘句：“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意思是，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统领者的公正公开而已。

【读后随笔】

汉明帝时，为改变华不实的选拔荐人的风气，由散骑常侍刘邵制定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明帝下诏让百官讨论《考课法》。由于多数人认为此法没有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只有《考课法》，没有好的风气，等于地上画饼，能看不能吃，选人用人仍在阴暗中进行，难以落实。于是，久议不决，此事没有实行。据此，引发司马光一番关于“至公至明”的评论。

司马光首先阐述了“至公至明”的重要性。所谓“至公至明”，就是公正公开，客观透明。司马光认为，治国之道，重在用人；用人之道，重在公明。察人、知人、举人、用人既关键又复杂，单纯依靠某一《考课法》是难以奏效的。要做到野不遗贤，贤德其用，必须公正客观。“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通俗地讲，如果选人用人者不公正不客观，那么考绩之法只能是一纸空文，还会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和挡箭牌。司马光在这里提出，考课的“本”就在于“至公至明”。“本”即根本，是核心，是生命线，违背了“至公至明”，考课就变得毫无生命力。

司马光分析了“至公至明”的实践性。司马光说：“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其意是，至公至明，是内心的表现；功劳政绩，是外表的反映。在用人考核中，要做到至公至明，考核者的内心应正确反映被考核者的政绩。如果考核者的内心都不能修治，何谈正确考察别人的表现呢？！比如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想要了解理财的人才、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等等，如果考核者的内心有阴暗面，就很难得到这些人才。实践表明，大凡心术不正者，要做到正确地看待一个人的功绩，是非常困难的。常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形: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无才德但仍被任用，有的人因为贫贱虽有才德但总被排斥；当权者所喜爱的人即使败官也不被免职，当权者所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等等。这些情形的出现，正是考核者不公不明造成的。

司马光认为“至公至明”还要有精微性。领导者选人用人、考核政绩，不仅要有公明心，而且还要有精微性。在司马光看来，领导者评估一个人的政绩，虽然可以与他人商量，但一定要自己“至精至微”做决断。因为这种事“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悉委有司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要敢于排除各种干扰，至公至明、至精至微，以事业为重，将一个人的特殊能力、通用能力和业务能力有效地甄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