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纪篇之二十五】时间：战国中期（公元前353年）。地点：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西北）。人物：昭奚恤、江乙、楚宣王。古事：昭奚恤被楚宣王任用为国相，江乙告诉楚宣王这像“狗当门”。后人称这是“狗相之喻”。

读文

原文：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今昭奚恤常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己不知也。何者？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原文见《资治通鉴•周纪二》 公元前353年）

译文：楚王任用昭奚恤为国相。江乙对楚王说：“有个人宠爱自己的狗，可那狗却不老实，总向主人家井里撒尿，邻居看见了，想去他家里告诉这事，却被狗堵在门外，见其来就咬。现在昭奚恤常常阻挠我来见您，就像恶狗堵门一样。况且在生活中有说的好有说不好的人，有爱说别人好话的人，您认为对方是君子并与之亲近；有爱指出别人缺点的人，您认为对方是小人并与之疏远。然而人世间儿子杀父亲、臣下杀君主的恶人，您却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您只喜欢听好听的话，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楚王听后说：“你说得对，今后我对两种话都不拒绝。”

叙事

楚宣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楚王任命昭奚恤为国相。此事一经传出，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响。尤其是楚大臣、魏人江乙听说后，心里特不舒服、很不是滋味，便发生了以上“狗相之喻”那一幕。“狗喻”之后，又引出了楚宣王、昭奚恤与江乙的互动故事。

昭奚恤（？—公元前？年），战国时期楚国大臣。昭氏，名奚恤，纪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人。时任楚宣王令尹（国相），受封于江（今河南正阳西南），因称江君。较长时间执掌楚国军政大权。据说他敢于直言，又不为恶言所动，在诸侯间颇有声望。他就是“狗喻”事件的当事人。

江乙（？—公元前？年），战国时期楚臣。又称江一。原是魏国人，后在楚国做官。活动于楚宣王期间，事迹多见于《战国策•楚策一》。颇有智谋，会说故事，常以类比的说话技巧，令人所敬佩。他就是“狗喻”事件的制造者。

读后随笔

“以狗喻相”是从大臣江乙嘴中说出来的，楚宣王是第一听者和见证人。宣王当初的态度是：听之任之。他既没有断然制止，也没有断然支持，只是淡淡地说一声“善，寡人愿两闻之”。言外之意是，你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国相昭奚恤我还是要信任的，还要让他继续任国相，不因为你说他是“狗当门”而有所动摇。简言之，昭相照用，一切不变。

对于被说成“狗相”的昭奚恤来说，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一般说来，身为楚相的昭奚恤，竟然被人说成是条“狗”，听到如此恶言，一定会很气愤，自然会反击，很可能暗中予以报复。可是昭奚恤似乎不以为然，一切如故，你江乙该说的去说，我昭奚恤该做的去做。事实上史籍上并无昭相打击江乙的记录。昭奚恤能够如此大度，是因为他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不要“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多听听“恶言”并没有什么不好。

应该说，昭奚恤在“当门”、“管家”方面，确有尚佳表现。对此，楚宣王确信无疑，后人亦有具体评价。刘向在《新序杂事第一》中是这样阐发的：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急于问计。昭奚恤分析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不在宝器。”于是，楚王把这件事交给他全权处理。为了把此事切实处理好，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臣被如此场面所震撼，回国禀报“楚多贤臣，未可谋也”。秦王听后“遂不伐楚”。刘向赞叹：“《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斯之谓也。”

江乙直面君王把昭奚恤喻为“狗相”，虽然过于刻薄，难以让人接受，但有话直说，说在当面，不怕得罪人，不搞小动作，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其中更可贵的是，他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说出一些事理，易于受众理解，耐人寻味。比如，从“爱其狗”到“狗当门”，从“好闻人之美”到“恶闻人之恶”，蕴含着做人为君的深层道理：不能只听一种声音，也该听听另一种声音；不能只听好听的话，也该听听不好听的话。

其实，纵观江乙的言行，并非一概排斥“狗”。《战国策》记载的“江乙说安陵君”就有主张做效忠主子之“狗”。当安陵君问到如何取得楚王信任时，江乙说：“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意思是，用金钱与人结交，当金钱用完了，交情也就断绝了；用美色与人交往，当美色衰退了，爱情也就改变了。所以，爱妾床上的席子还没有睡破，就被遗弃；宠臣的马车还没有用坏，就被罢黜。由此只有“以身为殉”的忠诚者，才长久得到君王的信任。很显然，江乙在这里主张的是“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