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篇之三读文】

原文：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资治通鉴》第2卷）

译文：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法令已详细制定但未公布，商鞅怕百姓难以确信，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商鞅又下令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就将信将疑地拿着木杆到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奖赏。商鞅这才颁布变法的法令。

简介：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进说秦孝公。被秦孝公任庶长，实行变法，旋升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由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后十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他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商鞅在秦国任宰相十年，招致许多人的怨恨。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

【读后随笔】

作为庶长（掌握军政大权、相当于卿）的商鞅，想在秦国实行改革变法，但又怕百姓不相信，于是采取了“立木南门”这一做法。据记载，商鞅采取这一做法后，得到了百姓对新法的拥护。在新法施行的十年中，秦国出现了一派“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

与其说南门立木，不如说南门公关。在中国古代史上，竟有如此淋漓尽致的广告公关，令人惊讶。给商鞅冠以广告大师和公关之王，一点也不为过。他以“立木”的形式，做了一次“立信”的公关工作。可以说，“南门立木”之设计，从形式到内容、从过程到结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个体到群体都产生了轰动效应，为后来的变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南门立木”，重在强化“立信”心态。成就任何一项事业，都有一个争得民众支持和信任的问题。如果轻视这一点，即便是有望办好的事，也可能招致失败。商鞅变法，原本顺应当时的历史和民意，但他仍“恐民之不信”，还要做“立木”之事，去争取群众。这里，意在进一步增强信任意识，打造一个好的心态。

“南门立木”，贵在美化“立信”形态。从立木南门到徙木北门，是一种精细的设计。它把南与北、木与人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商鞅正是依据这种造型设计，通过立木、徙木和赏木，使民众由不信、半信到相信。这里，从“立”到“徙”，平淡简单，容易完成；但从“徙”到“赏”，特别是重赏，却超出常规，极易产生轰动效应。正是这种细腻的广告艺术，博得了民心。

“南门立木”，旨在深化“立信”动态。立信的过程，是个动态的过程。从承诺公关到立信完成之后，并非事情的完结，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而延伸的节点，在于把握时机，推进变法。商鞅“立木”，最打动人心之处，是敢于承诺，敢于兑现。当徙木者领走赏金之际，正是信任产生和延伸之时。所以，商鞅当机立断，“乃下令”开始实施新法。其实，“南门立木”的意义，不只是停留在实施新法的开始阶段上，而在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中，都可程度不同地看到其影响。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会遭受旧势力、旧观念的反抗。商鞅之所以能顶住这种反抗，一方面上有秦孝公的支持，另一方面下有民众的信任。当变法令颁布一年后，仍有不少人控诉新法所带来的不便，尤其是秦太子还带头触犯新法。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些反对行为变得无能为力了。当商鞅变法十年后，人们都看到了新法所带来成果，“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当初攻击新法不好的人，也都说新法好。

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原本反对商鞅变法的秦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新法在秦国的运作面临着严峻考验。秦惠文王主政后，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公开指责新法的不是，可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暗箱操作，指使人控告“商君欲反”，并以此为由，将商鞅捉拿斩杀，“车裂以徇，尽灭其家”。商鞅之死，意味着新法实施走到了尽头。就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扼杀而最终归为失败。然而，商鞅“南门立木”以及变法所产生的意义，却永久留存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