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摘读】

原文：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禹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资治通鉴》第191卷）

译文：太宗皇帝从玄武门出城，与高士廉、房玄龄等人骑马径直到渭水上，隔着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话，责备他背弃盟约。突厥人非常吃惊，都下马来四面围绕向太宗跪拜。不久，各路人马相继赶来，旌旗和铠甲遮蔽了原野，颉利可汗见到执失思力没有回去，而太宗皇帝竟敢轻易地挺身而出，军队的阵容又非常盛大，便有点畏惧了。太宗指挥军队后退了一些地方，摆成了阵列，而自己却仍然留在原处，与颉利可汗对话。萧禹认为太宗轻敌，勒住太宗的马苦苦劝谏。太宗说：“ 我早就筹划成熟了，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突厥之所以敢于倾国而来，径直抵达近郊，是因为我们国家内部有变故，我刚刚即位，他们以为我无力抵御的缘故。我如果向他们示弱，关闭城门拒守，他们肯定会纵兵大肆劫掠，那就再也无法收拾他们了。因此，朕一人轻骑出城，表示出轻视他们的样子。又炫耀我们军容很强盛，使他们知道我军一定会出战。这一行动是突厥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就打乱了他们的部署。突厥既然深入我国土，一定怀有畏惧之心。因此，我们与他们交战便一定能取胜，与他们媾和一定能加强团结巩固地位。制服突厥，就在此一举了，你们只须静观我的行动！”当天，颉利可汗来求和，太宗下诏表示同意。太宗当天就回到宫中。乙酉（三十日），太宗前往长安城西，宰杀白马，与颉利可汗在渭水桥上缔结盟约，突厥便退兵了。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突厥人在颉利可汗的带领下，准备向唐王朝发动一次战争。唐太宗亲率兵马直达渭水（今陕西西安市境）边，与来犯的突厥人面对面地处理这一战事危机。本来这一仗，只要唐军诉诸武力，就完全可以取得胜利，但唐太宗想到“与战则克，与和则固”，却作出让步，与突厥媾和，刀战变成了对话。在唐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未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结果是颉利可汗主动请和，太宗下诏表示同意，双方在渭水桥上缔结了新的盟约。

【兵法浅析】

渭水之战，是唐太宗登基后的第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按理说，兵势旺盛、实力强大，唐太宗发动决战，可以大显皇威。但唐太宗从彻底战胜突厥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采取止杀伐而媾和的策略，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不战屈人之策，还有其政治上的需要。当时唐朝国内在长期战乱之后，需要恢复生产和休养生息。因此，处理军事问题要服从政治经济的需要。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伐杀血刃，尽管百战百胜，但也不是高明中的最高明；不战屈人，才算是高明中的最高明。《兵经百篇·全》：“天德务生，兵事务杀。顾体天德者，知杀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残。于是作不攻自拔以全城，致妄戮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意思是，上天的德行是致力于生息繁衍，战争则是致力于杀戮。能够体察领会上天德行的人，知道杀戮是用来安抚百姓的，而不是危害百姓的，军队是用来铲除残暴的，而不是施暴害民的。因此，攻城力求不攻自破以保全城内的百姓，鼓励采用不战而屈人的方法以保全军队。

“不战屈人”，强调的是以和平的方法处理军事危机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虽然是用兵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但彻底的或完全的实现它毕竟是少数，运用谋战指导力战而夺取战争胜利者居多数。在很多战争中，战争指导者往往是两方面兼施并用，在战而胜之中谋求部分的不战而胜，以部分的不战而胜加速战而胜之的进程。不过，在战争还未爆发之前，以“不战屈人”的方法，即和平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危机，将可能爆发的战争化解于萌芽状态之中，无疑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方法。

【读后随笔】

“不战屈人”在渭水之战中，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唐太宗李世民那句话上，这句话是“与战则克，与和则固”。实际上，是唐太宗用智慧遏制了一场军事危机。静观这个战例，对未来的意义在于研究探索军事危机发生、发展和转化的特点及规律，有助于提高军事指挥者控制和处置军事危机的能力。

军事危机是战争与和平的岔路口。走向战争，还走向和平，往往取决于对军事危机的控制和处置。军事危机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既不像和平那样祥和，使人感到稳定安全，又不像战争那样血腥，使人感到恐怖可畏，而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军事危机并非必然会发展为战争，特别是当它处在潜在阶段时，离战争之门还相当远。但潜在的军事危机转变为现实危机之后，大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军事危机事件如同其它事物一样，也有自己运动的一般规律，这就是经过潜伏、爆发，进入高潮，再转化为战争或和平，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是紧密联系的，前一阶段常常是后一阶段之因，后一阶段往往是前一阶段之果。因此，针对其特点和规律，不让它演变为战争，这就是危机控制的根本意义所在。

20世纪上半叶，因危机失控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使世界文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上亿人死于非命。据有关资料介绍，二战以后的几十年，由于危机失控，爆发了约150次局部战争。更为严重的是，50～70年代，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间的对抗和危机，曾数次将人类社会拖到核战争的边缘，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差一点引发世界核战争。80年代以来，由于危机处置不当，爆发了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也给世界上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加强对军事危机控制，避免战争发生，争取世界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

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控制军事危机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现代军事专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方法，是值得研究和把握的。但古代所揭示的处置军事危机方法，虽然年代过去久远，但只要在现实中管用，就应该好好借鉴。比如，渭水之战中有这么三条“不战屈人”的方法，对以后控制军事危机是有启示作用的：

不摆皇权架子，平等沟通，以礼服人。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情况下，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迅速增加，对方每一细微言行，都可能被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尤其是政治强势一方的每一个稍有不平等的动作，也可能被当作打压行为，从而促使双方加速走向战争边缘。然而，唐太宗很明白这一点，他没有以皇权压人，而是走出玄武门，亲临第一线，与突厥人平等喊话，突厥人见状十分感动和吃惊，“皆下马罗拜”，使对抗局面顿时缓和起来。由此看来，当面沟通，以礼相待，是化解危机的好办法。难怪，在现代条件下，凡危机得以有效控制的，危机双方主要领导者都保持了平等的通信联络，并就危机中的问题进行反复磋商。

不耍强兵威风，退让一步，以行服人。军事危机局势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军力强大的一方要弱小的一方作出让步，而军力弱的一方又往往不屈服强者压力，从而使危机愈演愈烈，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唐太宗一改这种现状，他原本“军容甚盛”，完全可以使对方“有惧色”，但不耍强兵之威，反而“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力求用善意的态度和退让的行为处理问题，所以能够有效地实现了危机控制。

不把退路封死，留有余地，以宽服人。危机之所以会发展到高潮，是因为处于主动地位的一方逼迫所致。这种逼迫表现在：以通牒形式不给对方以任何退路、留有任何余地，于某日某时前应该怎样，否则如何如何等。可是，唐太宗却没有这样苛刻要求。他为对方留有宽松思考时间，让自己部属不要着急，等待“观之”。正因为如此，反而使对方当日便来“请和”，太宗怎么不杀白马以表庆贺呢！在现代军事危机处置上，对于这一点有时难以做到做好。如1999年科索沃危机发生后，北约于3月21日宣布：“北约决定在空袭前给南联盟考虑接受和平协议的时间将以小时计。”3月22日美国政府对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发出威胁称：只给“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就将面临轰炸。这种通牒是南联盟所无法接受的。结果，3月24日，危机最终失控，北约向南联盟发起全面空袭。历史上许多类似这样的危机，都是在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苛刻要求无法接受而转化为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