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摘读】

原文：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号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资治通鉴》第三卷）

译文：巴国、蜀国互相攻击，都来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想出兵讨伐蜀国，但顾虑道路险峻难行，韩国又可能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司马错建议仍旧出兵伐蜀，张仪却说：“还不如去征讨韩国。”秦惠王说：“请谈谈你的见解。”张仪便陈述说：“我们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洛一带，攻取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天子以号令于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这是称王的大业。我听人说，要搏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司马错反驳说：“不对，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要想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现在大王的国家地小民贫，所以我建议先从容易之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能获得广泛的利益而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我们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蒙受不义之名，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攻打，那可是很危险的！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亲密的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仇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所以，攻打蜀国才是你十拿九稳的上策。”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仅用十个月就攻克全境，把蜀王降为侯，又任命陈庄为蜀国宰相。蜀国为秦国吞并以后，秦国更加富庶和强盛而轻视周围各国。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想出兵伐蜀（今四川境），但又有些顾虑。于是，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大臣张仪、司马错先后谈了看法。经过身边人一番陈述庙算，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举兵伐蜀，仅用十个月就攻克全境。秦国吞并蜀国后，更加富庶和强盛。

【兵法浅析】

秦伐蜀之战，与其说是战，不如说是谋。其实，在军事斗争中战与谋是紧密相联的。秦惠王举兵伐蜀之果，正是源于司马错伐蜀之谋。司马错大辟天下，深谋伐蜀，可谓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能手。他的一翻阔论确实精彩至极。让我们再次欣赏其原文：

“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以上这番阔论，实际上是司马错的一番精彩“妙算”：

其一，先算。司马错在掌握彼、己的情况下，认为行王霸之业，务在富国、强兵、博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秦国，“今王地小民贫”；蜀国，“多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伐蜀对己有利，可以“广其地”、“富其民”、“博其德”。

其二，胜算。已与彼的各方面实力对比，伐蜀可以取胜。司马错认为成就王霸之业，要“先从事于易”，伐蜀就像狼进羊群那样容易，可以“得其地”、“取其财”、“缮兵不伤众”。

其三，全算。司马错从霸业之纵横论利弊，他从上下左右权衡、从内外古今对比，得出结论：攻打别的国家会带来危害，“不如伐蜀完”。

兵家十分看重“庙算”，坚持“庙算为先”、“未战而庙算”，力求做到谋深计远。《孙子兵法·计篇》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大意是，凡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在决策上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凡在开战之前就已在决策上打了败仗的，是因为筹划不周密。筹划周密就能取胜，筹划不周密就会失败。

“庙算为先”，就是在作战之前，详细计算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研判各种相关情势，然后预测胜败结论。“庙”，是指宗庙、祖庙而言，古代大凡兴师出征，免不了会云集于庙堂决策一番，其主要内容：要不要作战、能不能作战、如何作战等。经过较为广泛的讨论之后，然后拿出可行意见。战争事实证明，开战之前，如果计算周密，取胜的条件多，然后出兵，就会取得胜利；若是策划不周密，取胜条件不充足，就必然遭致失败。

【读后随笔】

有人认为，未来的战争打起来，一定很复杂，难以筹划和部署，恐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持这种看法的人，是不懂得战前“庙算”之重要性所在，实际上是“少算”不胜的观点。二千三百多年前，秦惠王组织的那场“庙算”伐蜀高层会议，尤其是司马错那番“算计”，告诉今天和未来的军事指挥者，“走一步看一步”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两军交锋之前，应该把握先机，“算”好自己，也“算”好对手，才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应该承认，现代战争比古代战争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庙算”在先，更需要讲究“庙算”的质量。一般地说，“庙算”水平的高低，历来是影响作战成败的重要因素。过去，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粗放对垒”对庙算“精确性”要求并不十分强烈，用兵打仗的“经验”、直觉，是建立在指挥员“悟性的自由创造”之上的“艺术”，在决定战争的成败中一直占“至高”地位。连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战争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的一切行动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只有“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去解决”。

高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猛烈冲击传统的组织指挥方式的同时，也愈来愈改变着传统军事谋略的“庙算”模式。高速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辅助“人脑”决策正在各国军队中兴起，电子计算机已经成为作战、指挥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作战中的精确估算、逻辑分析、筛选优化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谋略决策方式开始向科学化、最佳化上升。作为计算机科学重要分支的人工智能发展，决策由“内脑”转向“外脑”。单靠人的五官和经验远远不能适应“庙算”的需要，迫切需要把人的思维放入到作战模拟中去，借助电脑计算机进行运筹和思考，以便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是高级的“庙算”，作战之前不可缺少这样的“庙算”。尤其是高级军事指挥机关，更要掌握各种谋略和战法，更需要“先算”、“胜算”和“全算”。

“庙算为先”的核心在于预先确立一个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计划本身可能并不重要，但确定计划却是十分重要的。新技术条件下，战争爆发突然，战场情况变化急剧，战争持续时间较短，战机稍纵即逝。面对这种情况，预先制定作战方案或计划，则是非常必要的。有计划与没有计划是大不一样的，即便事先制定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战争情况，但补充修改起来比“走一步看一步”要强得多，展开作战行动也自觉得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之所以在各次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中屡屡得手，预先制定较为完备的作战计划并付诸实施，不能不说是其基本原因之一。

1989年12月20日，美军发动了入侵巴拿马战争。在战前，多次分析了敌我兵力及兵力部署情况，制定了以“擒首”为目标的、以速战速决为核心的“蓝匙计划”。这个“蓝匙计划”上报之后，很快得到总统的批准，又很快下达了执行命令。在这次战争中，美军的行动几乎完全是按“蓝匙计划”实施的，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巴拿马国防军，而且达到了活捉国防军司令诺列加的目的。

从美国对伊战争中，也可以看出“庙算”的重要性。他们发动这场战争是经过长时间筹划的必然结果。据报道，早在一年前，美国就开始拟制对伊作战计划，并从20多个方案中选优，战前又一再修改。可以说，美军对伊开战，是在“未战庙算”之后的行动。尽管开战后出现过一些疏漏和失误，也作过不少调整，但总体上仍是按战前“庙算”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