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对“贪有”的看法

原文：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

译文：一心扩充地盘就会精疲力尽，一心推广恩德就会强盛。拥有自己所得的人，得到安定；贪图别人所得的人，变得凶残。

叙事：公元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汉光武帝刘秀，想借北匈奴闹灾荒之机，出兵一举占领其地盘。光武帝没有采纳，并用诏书的形式讲了不开战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在以上的那段话里。

品读随笔：切莫贪人之有

“有其有”与“贪人有”，是对“有”的两种不同态度。在汉光武帝看来，对外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自己所有上，而不应去贪图别人所有上，这是自卫还是侵略的分水岭。由于动机不同、出发点不一，所以结果也大不相同。前者将得到的是安宁，后者将会变得贪婪凶残。正确地对待“有”，不仅是军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生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人云：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在人生的道路上，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就会觉得宇宙十分狭小。所谓“有”，指的是所得。“有其有”，知足本该属于自己的所得，活得就会潇洒、轻松、快乐、安定；“贪人有”，贪图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所得，自然是生活得不潇洒、不轻松、不快乐、不安定。在人生所得中，总会遇到功名利禄的问题，似乎这些东西愈多愈厚，人生就愈美妙滋润。其实并非如此，就“贪人有”者而言，在功名利禄上从不满足自己所得，往往是不惜代价巧用权谋，没有得到，想法得到；得到了一些，又想得到更多；得到了更多，又想得到更大；得到了更多、更大的，又怕失去这些；自己得到了，还害怕自己的子孙得不到，如此患得患失，没完没了，何时何处是个尽头呢？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其意是说，声名与生命相比哪一种更为亲切？生命与货物相比哪一样更为贵重？得到与失去相比哪一个更为有害？过分地追求名利就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多地积敛财物就必定要招致惨重的损失。所以说，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明白适可而止就不会遇见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长治的平安。世间万物能知足就能安乐，贪婪必定导致凶残，凶残必定招致祸害、乃至亡身。

《庄子·达生》中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意思说，懂得生命实情的人，不追求生活所不应有的身外之物；懂得命运实情的人，不追求命运所无法得到的东西。真正的达生达命者人格产生于对私欲的抗拒，只有拨开私欲的乌云，心灵才能充盈着道德的光芒。在道德与物欲的争斗中，“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能勒住欲望的野马，你就会成为一个品格高尚、活得充实的人。

20．对“知为”的看法

原文：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

译文：怕就怕愿做事的人不懂得怎样做，懂得怎样做的人却不愿意去做。

叙事：公元231年，东阿王曹植发现朝政任用的将领多数素质不高，是一些不会做事、不愿管事的人。于是，曹植上书魏明帝曹丕，形象地用以上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魏明帝听后，表示赞同。

品读随笔：提高想干会干素质

“为之不知，知之不为”的现状，确实令人生畏。它说的是“为”与“知”两方面的问题。所谓“为”是想干；所谓“知”会干。想干的不会干，会干的不愿干。这种现象，怎么不让人忧虑生畏呢？如果是一支这样的部队，非打败仗不可；如果是一个这样的生产单位，这个单位非垮不行。

“为之者不知”，是个专业素质问题。不论是带兵打仗，还是组织经济建设，必须要解决一个“不知”的问题。想干而不会干，是一个实际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主要的是创造条件，抓好学习和训练。从不知到知，虽然有一个过程，但只要有计划、有内容、有措施地组织好学习训练，就会缩短这个过程，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从而达到会干的目的。

“知之者不为”，是个思想素养问题。不论是带兵打仗，还是组织经济建设，首先要有一种高度的敬业精神，立足岗位，专注工作。一个“知之不为”者，即使本事再大，知识再多，他不愿干，没有这种兴趣和责任心，带兵就很难把兵带好，组织经济建设就难以获得成功。会干不愿干，从思想深处来分析，是个进取心的问题。一般说来，进取心问题解决了，“知之者”不仅乐意干，而总想更上一层楼。从这个意义上说，“知之”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进取心则是这个条件的基础。

由此可见，要构建和谐的发展的社会，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为之不知，知之不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多方面做工作，但主要是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技术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人的素质提升了，“不知”者就不会为了“为之”而犯愁；“知之”者在“为之”上也有了积极性。这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局面是：“为之者知之，知之者为之”。

21．对“火薪”的看法

原文：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

译文：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在其上，还认为是平安。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拥兵自重，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长久下去则难以传予子孙，当此国家盛明之时，还不全力除害，如果将来子孙不强，必是国家的忧患。

叙事：公元235年，三国中的魏国打了一些胜仗，初显一派盛明景象。魏明帝便热衷于土木兴建工程，不仅已经兴建了许昌宫，而且还要兴建洛阳宫。一些朝廷大臣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大臣颜渊也向明帝劝谏，说了上面的一段话。

品读随笔：身在险中要知险

“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形容所处环境十分危机。“火”与“薪”的接触，尤其是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随时有燃烧的可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在柴火上面安稳地睡大觉，这是何等的危险！“置火积薪”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身在险中一定要有危机感。

确有这样一些人，身在险中不知险，不能正确分析所面临的形势，本来已十分危险，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甚至高枕无忧。当别人提醒他时，还认为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当大祸降临后，才如梦初醒，后悔莫及。不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军事斗争中，都会有这种人和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要加强教育疏导，增强人们的危机意识，积极做好处理危机的工作。

其实，在经商中也要有这种“置火积薪”的危机感。商场如战场，竞争异常激烈，斗争十分残酷。没有危机意识，注定最后失败属于你。要想避免失败，笑到最后，就必须先人一手，超前发现危机，及时采取措施化解危机。在一些经商高手看来，把“置火积薪”作为座右铭，时刻想到自己是睡在其上，有助于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从而更加主动性地与强者作正当的竞争，并以高超的竞争艺术去获取胜利。所以说，经商好象是打仗，又不是打仗，毁人之心不可有，但危机之感不可无。

22．对“苦逆”的看法

原文：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

译文：良药苦口，只有病人才会甘之若饴；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之人才能自觉接受。

叙事：公元252年，吴主孙休病逝，太子孙亮继位。太傅诸葛恪让多次触犯法度的齐王孙奋离开要地，迁徙豫章(今江西南昌)。可是，孙奋不从。这时，诸葛恪写信严肃地指出其问题，并加以教化。孙奋看信后，非常惧怕，随即就迁徙到南昌。以上就是信中所说的一句话。

品读随笔：自觉接受批评意见

从“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这句古语，忽地想起另一名言：最拙劣的赞美要比最高明的批评好听，但十句赞美不如一句批评的话价值高。看来，“苦口”、“逆耳”之类的批评，其价值就更高了。问题是，这样高价值的批评，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听；即便愿意听了，又有多少人真正付诸于行动？所以，“甘之受之”的问题，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一般说来，被批评者对于合乎我意、无碍大事的批评意见，可以做到“甘之受之”。然而，对于批评者直言说“不”的意见，被批评者能否做到“甘之受之”呢？这才是最实际的考验。所以，“甘之受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很难。不过，也有不少人在难中做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妨，看看两则事例：

唐太宗刚开始任用魏徵当尚书时，下诏征调16岁以上而未满18岁男子为府兵，当敕令下达到尚书省，却被魏徵压住了。唐太宗知道后大为恼火，直召魏徵责问，魏徵仍然以“不”来应对。他说：“兵不在多，而在指挥有术，何必把未成年人拿去凑数呢？”于是，数列唐太宗即位以来几次不该做而做的事，并指出：“如此反复，就是失信于民。”唐太宗听后，深感自己的“过错太大了”，马上下令停止征调府兵。

贞观六年，唐太宗想封禅泰山，魏徵屡言不可。太宗生气地问魏徵：“你不同意封禅，是不是认为我功业不高、道德不厚、天下不太平、年谷未丰还是四夷未服？”魏徵仍以“不”作答：“陛下功业虽高，但百姓未受到多少恩惠；道德虽厚，但恩泽还未遍施所有人；粮食虽丰收，但仓库仍然空虚；华夏虽太平，但百废待兴、财力不敷。就好比一个病了十年的人，忽然一天病好了，但身体还很虚弱。隋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治世良医，虽解除了百姓困苦，但国力尚弱。这时祭告天地，以为大功告成，窃以为是不太可信的。”唐太宗听了无言以对，终于没有封禅泰山，成为历史上盛世皇帝中惟一没有封禅泰山者。

看过以上二例，感觉到做个好的批评者应学魏徵，能说直言，批评有胆量；当个好的被批评者应像唐太宗，能听真话，接受批评有雅量。如此说来，将魏徵与唐太宗联系起来，再去温习上面的那句古语，体会显然就不一样了：“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