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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是怎样炼成的

——马振友访谈

熊：您什么时候萌发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想法？

马：1986年，我在梅河口成立了马振友皮肤病研究所，与全国各地的大教授接触较多，经常请他们去出诊。在4、5年时间里，我请了十几个大教授到梅河口，其中有博导，有皮肤科的知名人士。他们来了就教我一生的经验，然后抄方。在教授指导与自己操作中总结经验。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我进步特别快，同时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

1990年，著名皮肤性病学专家刘辅仁教授到梅河口讲课。他在聊天中提出中国皮肤科学史还没人写。这一下子启发了我。然后，我就有了这个理想。

熊：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付诸行动的？

马：1990年，我就开始搜集资料了。确切地说，在1994年的全国皮肤科会议上，又遇到不少教授，我提出了编写皮肤史的想法，正式开始动手做这项工作。

熊：从1994年动手，到今年3月份正式出版，历时20多年。这是一次学术的“长征”， 中间肯定有不少故事。您还记得“长征”中的第一场战争吗？

马：干了2年，我把最初整理的资料编成《中华皮肤性病学博览》，在1996年出版。并在当年的全国皮肤科会议上赠送与会专家。之后，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大张旗鼓地开始这项艰巨的工作了。

1996年，由《健康报》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皮肤科学史》编辑会议。把北京的皮肤科专家召集起来征求意见。其后，又在南京开了一次座谈会，把南京的专家召集起来。后来，我在上海也找了一批大专家征求编辑《中国皮肤科学史》的意见。

熊：翻看皮肤科的专业刊物，经常读到您打的广告。

马：我特别喜欢打广告。广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交流方式。为编写《中华皮肤科学史》，我分别在《中华皮肤科杂志》、《临床皮肤科杂志》、《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等等媒体，自费打广告。我打广告，有几个想法。主要是征文，广泛搜集资料。

熊：有没有其他人编写皮肤科学史的？

马：据我所知，好几个大专家都想做这项工作。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叫傅瑞思，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医史、皮肤史资料，后来带到美国，现保存在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图书馆。他的弟子胡传揆、李洪迥等继续做过此项工作。将中国皮肤科学的发展进行系统整理，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是我国几代皮肤科学工作者的愿望。老一辈皮肤性病学工作者曾多次组织相关史料的编撰工作，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

熊：为什么很多人想做这项工作，却都没有成功？

马：主要原因是工程太大。怀有这个远见、心愿的都是大专家，他们本身担负的医、教、研已经很繁重，所以有心无暇，再则也受到体制的制约。

熊：“中国皮肤科学史”，仅这几个字的分量，一般人是无力承担的。编写这么一本史书，首先需要自身的功力，这功力包括博学精湛的专业知识，得心应手的文字遣造水平，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其次，还得健康充沛的体力，锲而不舍的毅力，充裕无忧的财力。可谓“德、智、体、财”的全能考验。

马：我一直对写作感兴趣。我挣的钱不多，但也够花，所以更在意精神层面的支撑了。写这部书，的确需要一份抱负，需要一份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责任感。

熊：在这20多年里，您有没有放弃的念头？

马：1996年以后，我继续搜集资料。皮肤病研究所聘请皮肤科人士同诊。我基本上中断了出诊，把写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未曾松懈。

熊：编写这部史书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马：资料缺乏。

熊：您是怎么克服这个困难的？

马：首先在各地的图书馆搜集资料。像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南京皮研所图书馆等等，都去了多次。其中，国家图书馆去的次数最多，基本上每年都去一次，有时是专门去，有时是路过。每次去了，就近住下，经常一住半个多月，或者20多天。

其次，买书。现在我搜集的皮肤科文献资料有1500多本。

熊：您的全部藏书大致有多少？

马：我从未计算过。大致有5000多册吧，其中皮肤性病学图书1500多册。家里有20多个书柜，塞得满满当当。

熊：这么多书柜怎么存放？

马：分散放。我住的较宽，近200平方米。办公室有160多平方米。吉林那边也放了一部分。

熊：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买书？

马：买书渠道很多。这些年我通过旧书市场，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不少好书。

熊：能举几个例子吗？

马：我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一本1876年版的《花柳指迷》，500元。这本书最早在1872年出版的，1876年出了增订版。我发现后，马上买了。

还在网上买到一本1890年版的《皮肤新编》，目前已知的仅存3本。另外2本分别在国家图书馆、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中西医学讲义》，在1920年至1926年出版，最初的也可能有油印、手抄本，未知。已知的增订版共26种。国家图书馆仅存其中3册。广州图书馆仅存其中3册。我收全了。遇到重复的我也买，毫不犹豫地买，准备给它买绝了。这套书的作者汪洋医师，不仅编撰专著，而且办学、办医院，可惜现在留存的有关他的资料极少，之前的医学史都漏掉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这是我在编史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发现。

熊：编写这部史书，工程浩大，您有没有遇到其他困难？

马：为了研究甲骨文记载的皮肤科史料，我专门集中精力，学了半年时间的甲骨文。

熊：从甲骨文中获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马：以前各种出版物记载的甲骨文有歧义。我在甲骨文中找到“疥”字。写了《甲骨文记载的中国医学与皮肤科学》。4年之后，刊登在2013年的《中国医学》杂志英文版上。

熊：乱世扬武，盛世修典。编写史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皮肤科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皮肤科的史学著作，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项空白，实现了数代皮肤科先贤的百年梦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各个专家、各种书评对此书的评价甚高。被誉为“皮肤科学史的宝典”、“永垂青史之作”。类似高大上的赞誉不绝于耳。《中国皮肤科学史》共计18章168节，100余万字，600余幅插图，系统地勾画了中国皮肤科学发展的全景图。这样的鸿篇巨制含金量自然高。您能不能以具体的实例讲讲这部史书的几个亮点？

马：我觉得这部书里至少有以下几个亮点。

第一，发现甲骨文里对中国医学皮肤科学的记载。

第二，肯定了传教士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之前，对传教士的宣传倾向于文化侵略，没能正视历史。我为传教士正名，把相关资料收入皮肤史。像嘉约翰，不仅在我国建立了第一所医科学校、第一所医院，而且整理了第一套皮肤学教材。他口译了《皮肤新编》，这是我国第一套皮肤病专科著作。我们无论对医学如何定义，前提应该是无国际、无政治、无政党、无宗教、无贵贱的。

熊：关于甲骨文记载的医学研究，您写过文章。关于传教士对我国医学贡献的研究，您写过专著吗？

马：我写过《我国医学和皮肤医学的奠基人》，比较详细地评述了嘉约翰。另外在《皮肤性病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为中国皮肤科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医士》。

熊：除了以上2点之外，还有哪些亮点？

马：此外，肯定了中西医结合的皮肤病学，而且从传教士进入中国就开始了。传教士编的那些书就是证明。

第四、我国哈萨克族医生乌圣，发明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时间比英国人琴纳早300多年。

熊：关于乌圣，您写过文章吗？

马：这是容易引起医学界争议的事情，所以必须进一步搜集第一手的最直接的证据。目前，《哈萨克医药志》对乌圣有记载。《哈萨克医药志》是印刷体，只能提供线索。编写医药志最初的文稿也就是原始的证据丢了，到底是哪个时代记载的？难度相当大。我现在只能把线索提出来。单独写论文时机尚不成熟。

熊：研究医史，是一门严谨的学问。编写史书，尤其需要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您在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尽量避免错误、遗漏？

马：这部书写了20多年，可谓反反复复修订。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国皮肤科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数百名教授积极参与，积极供稿。参与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在我国皮肤科图书编辑史上是空前的。一些医学史界的著名专家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使这部书的编辑更加科学、规范、翔实。为了尽量避免发生错误、遗漏，使《中国皮肤科学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反复发布广告，向全世界征集资料，而且将大部分文稿发布在网站上，供广大的皮肤科医师、医史工作者阅览，以便指出不足，提出建议。

熊：这部书出版后开过研讨会吗？书评有多少？

马：今年7月17日，在合肥举办的中华医学会第21次全国皮肤性病学术年会期间，召开了《中国皮肤科学史》的发布会。关于此书的研讨会尚未召开过。我读到的书评近20篇。

熊：在那些传统的长篇大论的书评之外，有没有比较精炼的个性的评论？

马：在北京召开《中国皮肤科学史》编辑会议时，曹仁烈教授曾在会上动情地说：“昔有司马迁写史记，今天，马振友就是我们皮肤科学界的司马迁啊！”广东医学院的吴志华教授，一直致力于皮肤性病学科的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曾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突出贡献专家奖。他开玩笑说：我写的书再多，获的奖再多，送给外国人也不要，只有你的《中国皮肤科学史》能出国。

熊：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为完成这个100万字的大工程，可能要涉列、搜集几十倍的资料。《中国皮肤科学史》之外那些资料，应该能编写很多专著吧？

马：我每天不写点儿东西，感觉日子寡淡无味。在这20多年里，我还编写了十几本书，有《国际皮肤病分类与名称》《精选皮肤病外用制剂手册》《皮肤科国家基本药物与新特药手册》《皮肤美容化妆品制剂手册》等，逾千万字。

熊：您的医学专著越写越厚。

马：书越写越多，难免有很多水分在里面。就拿《中国皮肤科学史》来讲，我只是抛了一块砖。

熊：您谦虚了。这么多字，您都是用电脑写作吗？

马：1994年，我就买电脑了，那以后基本就不用笔了。

熊：您有助手吗？主要帮您做些什么工作？

马：有一个硕士生当助手，主要帮我查查资料。我打字速度很快，一天打几万字很轻松。

熊：完成《中国皮肤科学史》之后，您还有哪些重大的计划？

马：编写《中国皮肤性病学书目提要及著者传略》。

熊：这将又是一项体量超大的工程，计划成书多少字？

马：计划200万字。目前已完成80多万字。

熊：像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这类庞大的工程，一般由国家相关部门筹集充足的专项资金支撑。您的写作，似乎都是以个人的行动，去做国家级的工作，从没有寻求借助官方的一些政策或者资金。

马：《中国皮肤性病学书目提要及著者传略》已报陕西省，以及国家级的出版计划。我把这些工作当做一种精神追求，没有心思考虑学问之外的问题。很多人有写书的想法，却没有成功，这不仅仅是人力、物力、财力的事，而是没有从精神层面上去追求。很多事不在乎最后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您干。人的一辈子，啥是最高兴的事？想干的，能干成的就是。兴趣最重要。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就想把非典这事搞清楚。很朴实的一句话。救人的时候来不及想，那是本能。我接触了很多大专家，思想也跟着得到升华。我研究了抗战时的皮肤科仁人志士，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回国救死扶伤，那是民族心、爱国心驱使的。

熊：还有其他计划吗？

马：筹建中国皮肤科博物馆。

熊：这份计划更加庞大。博物馆大致包括哪些内容？

马：博物馆包括文献资料，也包括实物资料。第一步先做文献馆。一些旧书，可能很多年没人翻，但这些都是历史的承载物。早年的医学讲课，都做蜡像。一些传统的医学院在重建校舍的时候，把蜡像等等珍贵的文物给扔掉了，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料。毁掉文物就是无知、无意中的“犯罪行为”啊。

熊：筹建博物馆，您也发广告了，有没有意外收获？

马：我登广告，就是想让人们把相关资料留着。有不少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有朋友寄来老医师的处方、手稿。一个朋友寄给我上世纪40年代的《性病学》手稿。还有没出版的手写本、毛边书《皮肤病学性病学》，作者是翁同龢之孙子翁之龙教授，非常漂亮的书法手迹。这种手写本比印刷体的价值更高。

熊：您办了多少期培训班？有什么鲜明特色？

马：从2000年办第1期，至今办了15期。每期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讲课的有皮肤科专家，有医学院教师，有化妆品工程师，有美容师。学员里，有博导、硕导、皮肤科室负责人，也有乡镇个体门诊的大夫。办培训班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众多从事皮肤科的人士互相交流提高。我办的学习班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中西药结合起来了，把皮肤科与化妆品结合起来了。学习班成就了不少人。有的通过学习，或者我介绍的方子和专家，开发出拳头产品，或下海创业，或把企业做大做强。有的企业上了中央电视台。有的生意做到国外。

熊：您平时读书杂吗？

马：读书是一种享受。大作家都是杂家。涉猎广泛，视野开阔。我平时读书很杂，捡什么读什么。

熊：您平时的生活规律怎么样？锻炼身体吗？

马：我没有刻意地锻炼身体。每天早饭后就开始工作，午睡十几分钟继续工作。不能睡久了，沉睡后醒来很难受，耽误事。以前晚上12点睡觉，现在提前到晚上11点。

熊：您编写的书，总喜欢署上别人的名字。

马：有的人不喜欢这样做。我写书就喜欢多署别人的名字，凡是参加编辑，提供资料者，都属名，这是对专家的尊重，也是执行版权法。参编的名家多，书的质量好，署名专家多，书的份量重。尤其是皮肤科人文、史学著作，旨在多数专家参加皮肤科人文、史学建设。

熊：谢谢您专门拿半天时间接受我的访谈。祝愿您身体健康，结出更多硕果。

马：我乐意与年轻人交流。

 

2015年10月29日下午采访于苏州

国内百余专家编著《中国皮肤科学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