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珮空归

当年的万小刀叫“刀片上的蚂蚁”，还不是牛气冲天的“民工代言”者，更不会被白岩松点评上几句。奇怪的是，他下笔总透着股冷峻。就像小儿郎牵着一挂气球出门，蓦然看到场凶杀一样。球脱了手，他寒了心。这是场拔苗助长的蜕变，带点残酷。

2003年时，他二十一岁，叫我“梅子姐姐”。多年来，他只是隔三岔五提一句自己的去处，武汉、广州或者别地。直到我看到他的简历，他是民工。

那些劳作一天在录像厅里打发困顿的民工，那些抗着麻袋挤硬座回家的民工，那些攀在高高脚手架上的民工，是他们的剪影。被人怜悯，被人拒之千里。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印象？想起我的二十一岁，院子里要修大楼，满工地是钢筋水泥。民工们在中午端着大海碗，筷子上串着叹为观止的八个大馒头。工头的儿子，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总是泡在我家看电视，他也叫我“梅子姐姐”。

那时候，他们不用跳楼讨薪，下了工也有精力把自己拾掇干净。大雨的时候，他们帮我把摩托从泥泞里抬出。天气骤冷，母亲找出一件大衣让少年穿上。少年后来穿着它和能吃八个馒头的工友们离开了，没有告别。我才发现，楼已封顶。

这十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工的劳作条件愈发艰苦，民工的待遇未见提高。而我们和他们越来越有隔阂，不再愿意主动接触。

这些在万小刀的《一个民工的江湖》里，似乎能看出点端倪。他用令人怅然若失的“瓦刀”砌着家乡的贫穷、无奈和挣扎，砌着少年的向往、自卑和叛逆，砌着如今的奔波、梦想和一群姑娘的纠葛。他怀念为了交学费被卖掉的羊，怀念钉了铁皮的大头皮鞋，怀念不计较出身对他施以友好的朋友们。

这些怀念扶持他不至于倒毙街头。他暖，他坚持，因为他还有一门手艺——读和写。葛水平说，文字是最后一堵墙。用在他身上尤为准确。因了这堵墙的存在，他可以在遭受磨难时靠着喘气，休息片刻重头再来。

他在小说里一再申明自己是蚂蚁，是不是因为蚂蚁总能更轻易的从鞋底逃生？那些弯曲的花纹便是生存的空间，这就是蚁有蚁道。但他更是刀片上行走的蚂蚁。因为渺小，再锋利的刃，他都可以走过。

他用旁白诉说着留守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这些不稳定因素是城市和农村一体化格局变化中的必经之路，是社会经济大膨胀后必然的矛盾。

而我想知道，当年那个穿大衣的十七岁少年现在活得好不好，他的道走到了哪里。

我也想说明，即便有户口，我们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够乐观，我们大部分人讨生活也越来越不易。大家同是工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