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勤

有人说，人生就是几大步，实际上我这六十多年也就迈了四大步，生活、学习和工作转换了四个地方：从1952年2月出生到1978年9月，在山东省桓台县宗王村生活了26年；从1978年10月到1985年8月，在山东省滨州市生活了7年；从1985年9月到2001年4月，在山东省济南市生活了16年；从2001年5月至今在天津市生活了14年。这几大步界限清楚，印象深刻，一步步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小城市走向大城市，从小学教师干到大学教师，也算是可持续发展。

如果当初我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继续教汉语言文学专业，也算是顺畅；如果我研究生教育学毕业继续留在师范院校教《教育学》也算对口。但我不是，学习的专业和实际工作总是错位，总是学非所用，迫使我不断自学，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我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同样的奋斗目标，我走的路总是比别人远，付出的代价比别人多，因为我是曲线行走，直到2001年我调入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才走出这个怪圈。

1. 工作错位：我当过农民，干过工人，开过拖拉机，当过针灸医生，搞过文学创作，后来成了一名教师。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的不多，没有曲折经历的不多，但我吃的苦比别人更多，走的路比别人更曲折。我1952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桓台县宗王村，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遭遇过旱灾、涝灾，吃过野菜、树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历经磨难。我虽然没有“上过山、扛过枪”，但工、农、医、学、“兵”（红卫兵）都干过。

1972年春天，我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到淄博市张店钢铁厂干临时工，用人力车拉矿石和焦碳，干了一个多月就因体力不支回家了，继续当农民。我在上高中时因参加“学工、学农、学医”活动，学会了中医针灸。当时我不会诊断病，只要病人说出病名，我就翻阅医书，按图索骥，查找针灸处方，给病人针灸。那时候由于胆大心细，又舍得花时间（针灸需要很多时间），竟然治好了许多疑难病，如偏瘫、面瘫、小儿麻痹后遗症、坐骨神经痛等，当时在村里小有名气，有的医生自己得了坐骨神经痛或偏瘫也来找我针灸。但后来上大学后就洗手不干了。

在上高中时因“学工”到县拖拉机站学过拖拉机，所以我毕业后农忙的时候也到县拖拉机站帮忙，开拖拉机耕地，胶轮的“铁牛”（用方向盘）和履带的“东方红”（像坦克，用操纵杆）我都开过，但仅限于农田耕地，由于时间短，没有拿到驾驶证，不能上路。

1972年12月，村办小学一位数学老师生病，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是我的一个堂哥（“文革”中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把我找去代课，从此我就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开始了40多年的教师生涯。那时候村办小学基本实行包班制，除了当班主任各门课程都上。后来我在村里“联办中学”当了初中教师，主要是教语文，当班主任。在干民办教师期间，我曾被县文化馆借调去搞了三个月的文学创作，写过小说、诗歌、歌曲、散文、曲艺、戏剧等，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得过全县文艺汇演编剧一等奖，在县文化馆办的油印报纸上发表过小说和歌曲，这在村里已经是很光荣的事了，算是个文化人。由于我爱好文艺创作，所以我的作文课上得好，班里的学生都喜欢写作文，考高中时作文成绩普遍高于外校的学生。我还为全乡的中小学教师专门介绍指导学生写作文的经验。这也是我后来报考大学中文系的重要原因。

我在上高中时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主要是演奏竹笛，现在也吹不响了。我曾经梦想当一个专业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和戏剧、曲艺，那时候最理想的就是到县文化馆工作。但梦想没有实现，只能在村里干一名民办教师。 这些丰富的生活阅历，对于我后来专门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好像作用不大，但却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性格。

2. 上学错位：我6岁上小学，26岁上大学，33岁读研究生，我比别人总是慢一拍。

别人都是上完了学才结婚，而我却是有了孩子才上大学，工作多年后才读研究生。这些错位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有人说我名字起得好：敏勤——敏捷、勤奋，其实我的脑子不算敏捷，却很勤奋，所以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都很好。高中毕业后我盼望能有考大学的机会，但“文化革命”中上大学都是村里推荐，家庭出身必须“根红叶正”才行，我出身富裕中农，就没有这种资格。1974年我因为在村里干得好，又是村里的团总支副书记兼学校团支部书记，曾经被生产大队推荐到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候选人，但因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还是被淘汰了。那时我多么希望能进入高考的考场，即使考不上也心甘情愿，但在“文化革命”中没有这种可能。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曾经为之振奋，但当时报考的条件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是已婚的，但其他必须是未婚青年。我当时已经结了婚，又不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所以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我想今生今世恐怕是没有高考的机会了，所以也没作高考的任何打算，安心在村里干民办教师，每月除了挣工分，还有8元钱的补贴，这是全家一个月的收入。

1978年高考前，公社教育组的领导在传达教育部关于高考文件时说：1966、1967、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可以是已婚的，别的必须是未婚的。我又断了高考的念头，因为我是1967年毕业的初中毕业生，时称“小三届”，所以在思想上和功课上都没有作高考的任何准备。当时我正在教一个初中毕业班，学校和家长也都很重视中考问题，学校把学生分成快慢班，我任“尖子班”的班主任并上语文课，全力以赴辅导学生报考高中和中专。离高考前大约还有40天的时候，我的一位在邻村教学的同事冒着雨来告诉我：“你可以参加高考了！”我说公社教育组在传达文件时说我这种情况不能参加高考。她说：“你的几个高中同学和你一样，都是结了婚的，都已经开始复习了，他们能行你怎么不行？你可以到公社教育组问一下，说不定有新的规定。”我赶忙冒雨到公社教育组问，教育组的领导说传达文件时漏了一条：“30岁以下的已婚优秀青年也可以报考”。“优秀”是弹性的，没有硬标准，这说明我也可以报考了。呜呼！这样的事怎么能随便漏掉呢？这不是误人终生大事吗！据说他们是故意隐瞒了这一条，以减少高考的竞争性，为个别要好的朋友参加高考增加几率。当时农村教育干部的思想狭隘可见一斑，他们不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以为乡里报名的少了他们的人就能考上，结果他们的人还是落榜了，这是后话。当时我也来不及争辩，就赶忙回到学校准备应考。

不让考时想考，让考时又犹豫了。离高考还有40天，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功课准备，谈何容易！高中毕业7年了基本没有复习过高中课本，何况当时学的语文、政治大部分是《毛主席著作》，物理、化学是“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水泵），生物是“三大作物一头猪”（小麦、玉米、棉花、养猪）。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极力劝我报考，他们说的很实在：“考不上不就是丢了五角钱吗！（当时的高考报名费是五角钱）怕什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拼一下，考就有上大学的可能，不考就没有上学的可能。有什么困难我们帮你解决。”他们帮我从别处要了许多用各色传单纸印刷的高考复习资料，如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

在那一个多月里，许多事都凑在了一块：我是初中毕业班（尖子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全校教师和全村父老乡亲都把学生升高中和中专的希望寄托在我教的尖子班上，升学率低了我可承担不起责任，所以我必须认真教学。也正在这一段时间，我爱人生孩子，也需要我照顾。所以我只能在上课之余复习功课。在那40天里，我睡觉时没有脱过一次衣服，晚上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累了就睡，醒了就学。白天给学生上完课就躲到一个角落背高考复习题。在高考时，我侥幸考上了山东省北镇师范专科学校（现在滨州学院的前身），上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那一年我们村的中考成绩很好，有20多个学生考上了高中和中专，名列全乡第一。与我共同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物理、化学老师也都分别考上了中专（那时候高中生既可以考大学也可以考中专，他们三个报的是中专，我报的是大专）。转过年来村里的中考成绩下降了，村里人说好老师都走了。其实与下一届的生源有很大关系。

1979年国家规定只有未婚青年才有资格参加高考，所以我一生中只有那一次高考机会，被我侥幸抓住了。在我上高中的那一届学生中（四个班），正式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不包括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我又是幸运的。

我所在的山东省北镇师范专科学校七八级语文系中文专业班，共43个人，30个结婚的，有66个孩子。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17岁，只有两个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大学的教材也比较简单，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大部分是民办教师，上学主要是转非农业户口，干个公办教师，所以学习也不是很刻苦。我因为考学难，所以特别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在北镇师专上学的二年，我每天晚上都要学到11：30，星期天也很少休息，被系领导树为系里的“刻苦学习标兵”，考上研究生后还多次被邀请回去给学弟学妹们介绍刻苦学习的经验。

由于我每天晚上回宿舍比较晚，往往一开门就惊醒一些睡着的同学，引起他们的不满。为了弥补这个过失，我承包了全宿舍6人的洗脸水。那时候宿舍区没有洗手间，每天早上轮流到较远的地方提水。我每天晚饭后去教室就带上两个空桶，回宿舍时提着两桶水回去，同学们也就不用排值日了，整个二年的洗脸水都是我提的，我也没有觉得吃亏，反而觉得是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认为吃亏了，就会越想越生气，心理不平衡——凭什么我给他们提水！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次锻炼身体的机会，就心理平衡了——难得给同学们做点好事，也能从同学们的赞扬中得到满足。在北镇师专上学的二年，我的各门功课都是优秀，所以毕业时被留校任教了。有几个同学在毕业时深有感慨的说：“我们这二年实际上也就学了一年的东西，而你实际上学了三年的东西，吃同样的饭，收获不一样啊”。

当时我们几个留校任教的是专科毕业教专科，往往被分配来的一些本科大学生瞧不起。我们只能刻苦自学，弥补学业上的不足。1985年7月我在大专毕业五年后又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脱产研究生，师从鲍兆宁教授学习教学论。那年我33岁，比我的师弟师妹们整整大10岁，这10岁就是“文化大革命”耽误的10年。那年我所在的滨州师范专科学校（由北镇师专改名）教师考上了三个研究生，全都是我们留校的专科生，那些瞧不起我们的本科生服气了，学校领导也感叹当初1977、1978两级学生应该多留校几个，这两届学生的基本素质高，责任心强。

我在读研究生期间一边学习，一边给本、专科生兼课，同时还担任学校研究生会主席，忙得要命。我当时的时间分配是：学习和科研占1/3的时间，给学生上课占1/3的时间，研究生会的工作占1/3的时间。由于工作学习头绪多，休息的时间少，有一次竟晕倒在学校浴池里。

在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我发表了13篇论文，和别人合写了两本书。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毕业后修改成了一本19万字的专著——《一种速成教学法——暗示教学的理论与实践》，1993年5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和四川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分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两个书号）。《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发表了孙克瑞先生的书评：《绝知此事要躬行——评〈一种速成教学法——暗示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该书是“我国关于暗示教学的第一本专著”。该书1994年12月被评为山东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全省共2个二等奖），山东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任职的那一届研究生会工作特别认真，大家配合得也特别好，学校领导对我评价很高。当时一些名人如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的倪萍，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唐僧的徐少华等人，正在山东艺术学院成人大专班学习，我经常邀请他们到山东师大给研究生演出。当时我们研究生会没有钱，他们也不要报酬，觉得能给研究生这个层次的人演出是件很光荣的事。每次演出活动都是人员爆满，有时候只得中途调换大的演出场所。

我在任研究生会主席的时候把文体活动、学术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深得学校领导的赏识。

3. 专业错位：我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却教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基本理论，毕业后却教了经济学。

1980年我在北镇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学校领导让我改专业教《教育学》和《心理学》课，我当时极不情愿。因为我对文学特别感兴趣，两年的时间背过了400多首古诗词，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学习成绩也好。但当时学校缺乏教育理论方面的教师，就让我改专业了。我一边自学教育系本科的课程，一边教学。上大学时我还不会英语，因为“文化革命”中不学外语，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刚恢复高考后的专科学校也不开设公共外语课，所以我是大学毕业后才开始自学英语的。1985年我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学历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

由于我任山东师大研究生会主席时工作比较出色，深受学校领导的赏识，所以毕业时学校领导多次到研究生宿舍动员我留校。1988年7月22日研究生毕业，而我的人事档案7月20日就转入了山东师大人事处，被提前留校了。当时的山东师大领导起先打算把我留在科研处，准备筹备研究生处，后来管梅谷校长又把我要到校长办公室。实际上我还没上班，工作就已经变了几变。学校领导在找我谈话时说：“我们准备对你重用”。至于怎么重用，由于我没有留在山东师大，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想想如果留在了山东师大，可能发展的比现在要好。

当时山东师范大学住房比较紧张，我留校后只能解决一间住房（这还是校党委特批的，因为许多讲师等着结婚还申请不到一间房子，而我当时还没有职称）。但我毕业时已经36岁了，上有老父，下有幼女，一家三代四口人一间房子没法住。所以我提出来要走。当时由于我条件比较好：中共党员、研究生会主席、有多年的教学经验、科研成果比较多，36岁又是教学科研的旺盛期，所以许多大学都愿意接受我，并给我解决住房问题。1988年国家财政部在济南建一所直属大学——山东财政学院，他们正在积极招聘人才（现在已与山东经济学院合并更名为山东财经大学），当时的人事处长动员我到财政学院工作，并保证有三室一厅的住房。为了生活问题，我就到山东财政学院工作了。在山东财政学院一干就是13年，直到2001年5月调到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现在想想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很有道理，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生存而不是专业，那时候我爱人孩子都在农村，生活已经贫困到极点，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把家搬出来，全家团聚。当时的想法是哪个单位给我房子帮助我解决生活困难，我就到哪个单位工作，干什么都行。我到山东财政学院工作后，有了房子，丢了专业，财政学院没有教育学之类的课程。起初我在教务处、科研处做管理工作，之后到社会科学部教《大学生德育》，再后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国际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课程，也给研究生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

特别是教《国际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课，对我来说难度很大，我没有系统学过经济类的课程，也没有出去进修过一天。只是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感兴趣，并编写出版了《关贸总协定知识讲座》和《关贸总协定实用大全》。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学，也读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书。

我上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却教了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专业，毕业后却教了经济类课程。我曾经想：如果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山东师范大学，一直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专业发展方面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如果我改专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也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小有成就。

后来我在山东财政学院任教务处副处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平时却热衷于中小学的教学研究，许多人不理解，他们说中小学还有科研吗？我写的文章和书也大部分是关于中小学教育教学方面的，所以有许多成果在大学评职称不算数。那时候我只能算是个业余教育科研工作者，利用双休日和假期时间到中小学和幼儿园搞教改实验。但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误解——一个经济院校的老师怎么能懂中小学的教学？每次讲课前总要先作一番自我介绍，反复说明我研究生是学教学论的，曾在师范院校教过多年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但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在大学里人们认为我跑中小学是不务正业，在中小学人们认为我不是教育科研单位的。也正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搞教育科研，2001年5月我才作为“引进人才”调到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成了一名专职教育科研人员。

这么多年我经常改专业，吃尽了苦头，但也有许多体会：

第一，多次改专业，培养了我很强的自学能力和良好的自学习惯。我每改一个新的专业，都必须从头学习这个专业的本科课程，并且都是自学。我一天也没有专门出去进修过，包括英语也是自学的。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是和应届本科毕业生平等竞争，不像现在在职人员可以优惠多少分。所以我现在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终生不改行。过去说“活到老，学到老”，是作为一种美德来赞扬别人的，而现在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第二，虽然多次改专业，但我对教育科研始终没有放弃。这么多年来我教过中小学《语文》、大学《教育学》、《心理学》、《国际贸易》、《中国对外贸易》，横跨汉语言文学、教育学、经济学三个一级学科，但最喜欢的还是教学研究。所以在山东财政学院工作的十几年里，我虽然几次变化工作岗位，但始终没有放弃教育科研工作。我先后承担了山东省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减轻学生负担的愉快教学实验”；结题后又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和谐教学的研究与实验”。2002年又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培养学生‘四会’能力的和谐教育实验”。2006年又承担了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负担的整体建构和谐教学实验”。现在都已结题。

4.教学错位：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就是没有教过幼儿园，但在幼儿园也搞了多年教改实验。

我之所以对中小学的教学比较熟悉，也得力于我在上大学之前的那段工作经历。我教过六年小学和初中，在师专毕业实习的时候，在桓台县第一中学教了一个月的高中，所以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每个阶段我都教过，就是没教幼儿园，其实我在幼儿园也搞了多年实验。如山东省济南工商银行幼儿园、济南空军机关幼儿园、济南天桥区实验幼儿园，天津市塘沽区第一幼儿园，河南省郑州市、安阳市的部分幼儿园等，都曾是我的实验协作单位。

我教小学时特别羡慕初中教师，盼望着什么时候也能教初中，因为我送的毕业班才去给人家当学生；我教初中时又羡慕高中教师，当高中教师时又羡慕大学教师。等我教了研究生以后才明白，当大学教师与小学教师是一样，只要你站在研究的角度看待你的工作，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每天都有成就感，就像那些昆虫学家，每天与苍蝇蚊子打交道其乐无穷；就像居里夫人那样，为了探索镭每天工作在实验室与沥青打交道，也不感觉寂寞。如果现在让我回到小学工作，我也不觉得掉价，因为我会以科研的心态来对待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其成就感不比当一个大学教授的成就感小。看看全国那些有名的小学特级教师，他们的知名度和成就感不比大学教授小。

这么多年的教学研究经验告诉我，搞教育教学研究的人，知识面要广才行，没有讲台教学经验不行，没有丰富的阅历不行，没有广博的知识不行，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行。有时候我到一个学校去听课，一天连续听7节课，还要评课，一直到晚上9点钟，累得饭也不想吃。有时侯到农村学校听课讲课，晚上就睡在民办教师的土炕上。他们过意不去，说“你是大学教授，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说“我是民办教师出身，农民出身，没有吃不了的苦。”到现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个农民，是个民办教师，一个人的本色很难改变。

有一年我得了急性肺炎需要注射青霉素，但已经与一个乡镇教委约好了搞讲座的时间，我不愿意让几百个中小学老师因为我而变更活动计划，于是我就带着针剂下乡，在课间休息时到附近的卫生所注射针剂。

多年来我跑遍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一直活跃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校园里，不是讲课就是听课、评课，练就了评课的硬工夫。从幼儿园到高中，碰上什么学科的课都要听，听了还要立即评课，要评到点子上，要让上课的教师心服口服，这不容易。你不仅要告诉上课的教师哪里不行，还要告诉他怎么做才能行，要多提建设性的意见。现在我一年要听课700多节，这些课都是课后马上公开点评，不需要有专门的准备时间。

有一次，我到北京海淀区一所中学听课，听一位即将退休的女教师给高中生讲评作文。由于我在评课时比较客观，所以这位老教师激动地说：“我教了一辈子学，还没有人这么深刻的评过我的课。”学校的校长也说：“今后您再来时，我们把全校的老师们集合起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评课。”一次我在福建省一个重点高中听课评课，一上午连续听了三节语文、数学、化学，第四节课就是大会评课。该校的校长（兼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深有感触地说：“今天上午王教授从进教室拿到课本，连续听了三节课，中间没有准备的时间，马上就是大会评课，这就是实战演习，没有过硬的功夫做不到这一点。”

有些人为了评职称，东拼西凑写文章，托关系投门子去发表。可我多年来由于投身于教育科学实验，每天都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思考，每天都获得许多新的信息和资料，所以总觉得有写不完的东西。截止2013年底，我已经公开出版45本书（包括专著与主编），公开发表200多篇论文，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和《香港商报》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5. 科研之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搞起了教学改革实验，一搞就是20多年，我搞教学实验是“先生孩子后起名字”。

1986年上半年，我在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从师鲍兆宁教授读研究生的时候，曾潜心研究暗示教学理论，并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史楼作了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是：一种速成教学法——暗示教学。目的是客观地介绍保加利亚心理学家乔治·洛扎诺夫（Georgi·Lozanov）创立的暗示教学法。据说这种教学法能使不会外语的人一个月学会外语，不识字的人三个月学会读文章。可能海报太醒目，“速成”二字又太诱人，所以好多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都参加了报告会，能容纳200人的合堂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窗台上、走廊里都挤满了人，教室外面也站了许多人。当时的山东师范大学校长、著名的数学家管梅谷教授也参加了报告会，他没能挤进去，只是在门外的走廊里站着听了两个小时（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本来作为一场学术报告讲完了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件小事却成了我从事教改实验的契机。

1986年暑假，在济南市南郊宾馆召开了一次国际图论（数学的一个分支）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管梅谷校长是中方主席。济南市南郊宾馆是山东省政府招待所，平时很少接待外宾，服务员都不会说外语，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外国客人，服务员不会说外语给接待工作带来了麻烦。所以会后南郊宾馆的领导找到管梅谷校长，要求山东师大培训他们的服务员学外语。管梅谷校长满口答应，并保证他们的服务员一个月会说宾馆日常用语。1986年暑假后我一返校就被管校长叫到办公室，同时还把山东师大外语系的主任和外语培训中心的主任叫了去，要求我们为南郊宾馆培训服务员学英语。管校长对我说：“你不是说有一种速成教学法能使人一个月学会外语吗，现在由你设计教学方案，外语系出师资，外语培训中心出设备和具体组织，你们三家负责完成培训任务”。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赶忙辩解：“我只是介绍国外有这么一种教学法，在国内实验的很少，我也从来没想到要搞实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管校长当时态度很坚决，他说：“国外既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只要是科学的东西就要大胆实验，失败了不要紧，有什么责任我承担。”我当时真佩服管梅谷校长那种对教学勇于改革，对新生事物积极扶持的气魄。正是在管校长的督促支持下，我才与外语系的李丽菲老师、外培中心的王方良主任合作承担了这次教改培训任务。

为了设计实验方案，我专程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最先向国内介绍暗示教学法的洪丕熙教授和外语教学专家吴棠教授，并在返回济南的火车上草拟了实验方案。济南南郊宾馆第一期英语学习班16名学员，教学方法严格按保加利亚的暗示教学模式：16名学员成半圆形排列，教师伴随音乐介绍课文，采取英汉对照的办法，让学员分角色表演。执教的李丽菲老师（现已定居英国）口语流利，头脑聪明，创造性地执行了我的实验方案。第一期学习班一个半月，授课108小时，16名学员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学起，掌握了800个英语单词，四种英语时态和一些基本的语音、语法知识，能听写英语长句子，具备初步的英汉互译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进行宾馆英语会语，语音语法比较正确。当时在山东师大外语培训中心工作的美国专家克罗斯比（Crosby）先生看了第一期学员的表演后高兴地说：“你们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太好了！”《大众日报》1986年12月2日作了专题报道：“暗示教学在我省首试成功”。以后我们又在山东铝厂招待所、齐鲁石化公司天齐宾馆办了几期外语培训班，在山东师大用暗示法培训出国人员，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成人外语教学中的实验成功使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暗示教学法在我国的实验虽然远未达到国外那种神奇的效果，但毕竟比传统教学法前进了一大步。能不能把这种教学法推广到中小学各科教学？正是基于这一目的，1989年4月，我与山东师大外语培训中心合作在山东师大办了一期“山东省暗示法实验教师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40名中小学教师来自全省各地，承担不同学科的教学。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培训实验老师，参加这次实验班的有些老师，如蓬莱市易三实验小学的王军清老师、淄博市临淄一中的王萍老师、文登市文峰小学的顾秀霞老师等，后来都成了我们课题组的骨干力量。

1990年下半年，我与山东省邹平县教研室和淄博市临淄区教研室合作，首先在初中生物、历史、地理、数学教学中推广前苏联教育家沙塔洛夫的纲要信号图示教学法，在中小学的语文、英语、数学教学中推广暗示教学法，我们简称“两种愉快教学法实验”。两种教学法源自两个不同的国家，理论体系和教学模式也大不相同，没有必然的联系。起初我们是在不同的学科分别实验的，实验进展顺利，范围不断扩大。1991年7月，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政府、区教育局、临淄一中、临淄三中的大力支持下，由我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暗示教学法与沙塔洛夫教学法研讨会”（简称“两法”研讨会），有9个省市自治区的15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在和谐教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这届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这届会议把全国众多从事“两法”研究和实验的仁人志士团结在一起，使过去松散的自发的实验而变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实验。也正是这届会议把原本毫无联系的两种教学法拉到了一块，使各自从事一种教学法实验的人从另一种教学法中受到了启发，自觉地把两种教学法溶合在一起，这便是和谐教学法形成的基础。

1992年7月，在山东省蓬莱市教育局的帮助下，我们在蓬莱市召开了“全国第二届暗示教学法与沙塔洛夫教学法研讨会”。在这届研讨会上，我正式提出了“两法合一”的问题，并为会议确定了主题：“学两法，融百法，自成一法”。但当时还没提出“和谐教学”的概念，主要是利用了暗示教学法的基本模式和课堂音乐，吸收了纲要信号的板书艺术，当时叫“愉快教学法”。所以1992年我申报的山东省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减轻学生负担的愉快教学实验”。辽宁的魏书生老师和江苏的邱学华老师到济南讲学时听了我的汇报，都建议我改个名字，不要叫“愉快教学法”，因为当时上海已经有了“愉快教育”了，以免给人雷同的感觉。

1992年12月课题组在山东省邹平县实验中学召开了“纲要信号专题研讨会”，在会上我建议大家想一个更好的名字取代“愉快教学法”。经过半年的讨论和思考，邹平县实验中学建议叫“和谐教学法”,胜利油田八中建议叫“愉快达标教学法”，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提法。我觉得叫“和谐教学法”更合适，于是1993年8月在山东教育社的帮助下，我们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第三届‘两法’研讨会暨首届和谐教学法研讨会”。在这届研讨会上，我系统地阐述了“和谐教学法”的定义、基本原理、教学原则和课堂教学程序。这届研讨会标志着“和谐教学法”的初步形成，之后，我们正式把“愉快教学实验”改为“和谐教学实验”。

1994年8月，我们课题组又在济南市召开了“山东省第二届和谐教学法研讨会”。在这届研讨会上，我又对和谐教学的课堂教学程序（模式）作了修改，和谐教学渐趋成熟。

1995年6月24日，我们这项实验课题作为山东省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正式通过了省级鉴定。1995年8月，我们在北京市召开了“山东省第三届和谐教学法研讨会”，并邀请了国家教委基教司、中央教科所、中国教育报、北京市教育局以及北京市部分大中小学的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这届研讨会后我们的和谐教学实验引起了国家教委、中央教科所及外省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重视，《中国教育报》1995年10月3日3版以《愉快·和谐·高效——和谐教学法实验》为题对和谐教学法进行了整版报道。中央教科所教育实验研究中心于1996年1月正式决定把和谐教学立项实验，并对和谐教学的内涵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1996年8月，我撰写的《和谐教学概论》一书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和谐教学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从1986年开始实验到1996年和谐教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回顾这段实验历史，我们称之为“先生孩子，后起名字”。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搞教育实验都是先起名字，提出假说和理论构想，再进行验证性实验；而我们是在实践中先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是一种探究性的实验。是先搞实验后起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