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笔者注】本章讲的是处世的态度。伯夷、叔齐，前文已经说过（5.23）,柳下惠,前面也刚刚说过（18.2），这里不再重复。其他四人，钱穆《论语新解》有注：虞仲，或谓仲雍，然仲雍在夷、齐前，又继位为吴君，不当入逸民之列。或说：《史记》吴君周章弟虞仲，武王封之故夏墟，此虞虽亦为君，然其有国出于意外。由前言之，亦逸民也。今按：此虞仲本是吴君周章之弟，何以知其为虞君之前乃一逸民，窃恐亦未是。

夷逸：或疑夷逸非人名，因虞仲逸于夷，故曰夷逸。然依逸民伯夷之类，当称夷逸虞仲，不当曰虞仲夷逸。且逸于夷之虞仲，终为吴君，不得曰隐，又不得曰废。夷逸殆亦人名，而书传无考耳。

朱张：此下孔子分别评说诸人，而独缺朱张。或疑朱张当作诪张，诪张为幻，即阳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张，三者品其目，夷、齐、虞仲、惠、连，五人举其人。然夷逸已辨如前。柳下惠少连亦非阳狂。或颖朱张即孔子弟子仲弓，然孔子评述古昔贤人，不应以己弟子厕史其间。盖朱张之言行，孔子时已无可得称，故孔子但存其名，不加论列耳。

少连：其人见《礼记·杂记》篇，东夷之子。孔子称其善居丧。

伯夷、叔齐，孔子曾称之为贤人。杨伯峻因此把“逸民”译为“古今被遗落的贤人”。但是，既然是贤人，应该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孔子为什么不学习他们呢？孔子和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也就是说，孔子处世非常灵活，不张扬个性，与身处的体制合作，适应社会潮流。不像这些人，个性鲜明，志向坚决，与身处的体制不合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将“逸民”译为贤人，有些不合适。笔者认为，译为“超凡脱俗的人”较为合适。他们是同大部分人不一样，但并未值得大家都去学习。

从本章的内容，可以推导出如下的道理：

一、不要个性太强。有个性，是好事，但个性太强，反倒成了坏事。社会是有规则的，规则讲究平等适用。人的个性，不能超出规则的要求范围。当然，没有个性也不好。整个社会都千篇一律，社会就没了生机与活力，成了一潭死水。这样显然不好。如何处理好有个性与守规则的关系，值得好好琢磨。一句话，个性须在规则之内。

二、不要志向太强。我们从小就受到鼓励，应该立下鸿鹄之志，应该立志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意志坚强，要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样的教导本身存在问题，缺少了挫折教育，缺少了失败教育。实际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取得成功，不是每一个志向都会实现。你想当皇帝，这样的志向能实现吗？肯定实现不了。你想干别的大事，那要看你的能力和客观环境。百分九十多的人的志向都实现不了。实现不了，怎么办？努力过就可以了。不要像伯夷、叔齐之类的人一样。

三、要与身处的体制合作。论语在这里列出伯夷、叔齐等七个人，与孔子作对比，意在告诉人们：生活在某一个时代，就要像孔子那样，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要灵活适应社会，要与身处的体制合作。不要处处与身处的体制对抗，不要事事都不合作。身处的体制有问题，可以想办法改变，改变不了，就要改变自己，就要适应体制。笔者无意指责伯夷、叔齐等人。他们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超凡脱俗，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选择就是对的。他们的路与孔子的路，是完全不同的。人们面对他们与孔子，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

    【笔者译】超凡脱俗的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侮辱，这说的是伯夷、叔齐吧。”孔子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侮辱，但说话仍然条理有序，行为仍然深思熟虑，也就能做到这些罢了。”孔子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说几句大话，身体保持了清白，废弃的东西符合变化的需要。我和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