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笔者注】本章讲的是孔子对当时重要人物的看法。子产，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郑国的执政。子产在执政期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的转型。其最著名的贡献有两方面：一是铸刑书，开中国公布成文法的先河；二是创新治国方法，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宽猛相济的策略。“宽”即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猛”即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郑国在子产的推动下呈现出中兴局面。子产还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意思是，天体运行的轨道与人事遵行的法则互不相干，从而否定占星术能预测人事。

此外，子产最著名的一项举措是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有控制地开放言路。什么意思呢？先看原文。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怨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意思是：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废除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废除掉？那些人利用一天工作劳动之余在乡校彼此交游，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过尽力做善事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靠摆威风来防止怨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呀。防怨就像防止河水溃决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那时的子产就明白这个道理，即不能堵住老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不让他们评价执政者的利弊得失。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话，听不进批评，听不得反对，这样不行。

所以，孔子认为，子产不仅是对百姓施恩惠的人，而且是善于对百姓施恩惠的人。

子西是谁？朱熹《论语集注》：子西，楚公子申，能逊楚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则其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辞。实际上，春秋时期子西有三人。一个是子产的同宗兄弟。他与子产常以同事见优劣，且相继执政。其他两个子西，都是楚大夫。一个名宜申，谋乱被诛，另一个即公子申。孔子所说的子西，到底是哪一个？其实，无论哪一个，都不重要。这三个子西，孔子都看不上眼。分辨清楚，没有多大意义。故不去分辨。

管仲，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任齐国相国。任期内，力行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华夏第一相”。管仲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主张与唯物论“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颇为接近。同时，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非常高。

朱熹认为，“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按照朱熹的说法，是齐桓公剥夺了伯氏的土地给管仲，并不是管仲剥夺的，伯氏当然不能怨管仲。孔子在这里用此事来评价管仲就没有意义。笔者认为，应该是管仲剥夺了伯氏的土地，作为他用，而不是归管仲自己占有。这是管仲改革的举措，利于齐国富国强兵，所以，伯氏至死没有怨言。

从论语对当时重要人物的评价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是官本位。什么是官本位呢？就是评价一个人，首先看他是什么官职，做了多大的官；其次看他是否干出了成绩，他的政绩如何。儒家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用到后世。财富与科学始终没有成为儒家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这也导致了儒家缺乏财富精神与科学精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不发达。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想着怎么做官，极少有人去追求财富，搞科学技术研究。财富、科学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尤其是科学，更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很有针对性。其实，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做官，也包括创造财富，还包括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思想，等等。所以，儒家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只有实现评价标准的多样化，才能激发出人们多样化的创新动力。时间进入到21世纪，我们高兴地看到了评价标准的多样化，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多领域人才竞相倍出。儒家思想也应该加以改革，将这一变化吸收整合进去。

【笔者译】有人问孔子如何评价子产，孔子说：“他是一个会施恩惠的人。”问如何评价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怎么说好呢？”问如何评价管仲，孔子说：“他可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推行改革时，曾经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土地。伯氏因而生活困难，一直吃粗粮，但是，伯氏一直到死，也没有说过怨恨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