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英，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蔡和森与蔡畅之母。葛兰英所在的葛家为荷叶当地望族，几十年来，与当地的另外两大家族，曾国藩的曾家、秋瑾的婆家王家鼎足而立。三家几代人互相联姻，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利益网，稳居荷叶社会阶层顶端。葛兰英的父亲名叫葛葆吾，原是湘军参将，后来做过盐运使和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兰英天性聪慧，且悟性极高，幼年入族中家学，与哥哥一起读书，这时，她便已能背诵四书等儒家经典。正在葛兰英沉迷读书不能自拔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为她张罗亲事了。永丰镇富户蔡寿嵩，曾与葛父同在湘军为将，这门婚姻，是两个父辈早年就定下的。葛兰英不想这么早嫁人，她还想多读两年书，她还想去看看家乡外面的天地。可她也明白，自己无力反抗，于是只能在十六岁那年，遵父命嫁到永丰，嫁给蔡寿嵩的儿子蔡蓉峰。葛兰英过门时，蔡家已经家道中落，丈夫蔡蓉峰凭借关系，在上海机器局谋得了一个职员的职位。葛兰英跟随丈夫到了上海，并在上海生下了蔡和森。葛兰英不甘心只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十分喜好看书读报，很关注国计民生。在上海的这段岁月里，葛兰英与丈夫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蔡蓉峰不仅学会了抽鸦片，而且还讨了小老婆，他在机器局里对普通工人们大摆官架子，回到家里对葛兰英和孩子们，更是颐指气使。葛兰英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一年以后，蔡蓉峰从上海回来，想把葛兰英和孩子们都接回上海去，可葛兰莹坚决不回上海，于是蔡蓉峰只好同意葛兰英在荷叶买房子置地定居的想法，夫妇二人买下了三十亩耕地以及光甲堂住宅，就此定居。不久，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在光甲堂出生。

当时，秋瑾的婆家王家，与葛兰英的娘家很近，葛兰英早就听说过秋瑾是个巾帼豪杰，故而几次前去拜访秋瑾。二人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从秋瑾那里，葛兰英接触到了不少进步的革命思想，这让她对秋瑾越发崇敬。葛兰英经常向自己的儿女讲述秋瑾的事迹，她教育儿女们，一定要以秋瑾为榜样，要做秋瑾那样对社会有益的人。秋瑾被害后，葛兰英伤心欲绝，数日不食，在孩子们与丈夫的再三劝慰之下，她才恢复饮食。

在光甲堂的岁月，可以说是葛兰英这一生中最为不幸的日子。先是母亲去世；而后又是十一岁的二女儿蔡顺熙不小心从吊脚楼摔了下来，不久后夭折；而后又是二十二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而死。在一连串惨烈打击之下，一向思想开阔的葛兰英居然也迷信起来，她认为光甲堂的房子风水不好，于是举家迁回婆家所在的永丰镇。

因为大女儿蔡庆熙已经出嫁，这时葛兰英夫妻身边，只剩下三个健康的儿女了，即蔡麓仙、蔡和森和蔡畅。之前因为家中经济窘迫，所以尽管三个孩子早已过了入学的年龄，但仍然没有入校读书。到永丰后，葛兰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因为她知道，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她拿出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嫁妆，送去当铺，换来了儿女的学费。正是因为有了这笔钱，蔡和森才得以离乡求学，一展抱负。按照当时的习俗，未曾出嫁的少女是不宜在外边抛头露面的，而且永丰当地还保有女子缠足的陋习。可葛兰英完全不在乎这些，她不仅支持蔡畅和男孩子一起玩儿，而且从未给她缠足。蔡畅十三岁的时候，蔡蓉峰提出，要以五千银洋的价格，把蔡畅卖给当地一户地主家做童养媳。在母亲葛兰英的帮助下，蔡畅逃出了家门。蔡畅先是在亲戚家躲了一段时间，而后去了长沙，投奔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哥哥蔡和森，在蔡和森的帮助下，蔡畅考入周南女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因为得不到家人的顺从，蔡蓉峰怒而出走。对于自己这位思想顽固的丈夫，葛兰英才懒得去管呢，在蔡和森与蔡畅的鼓励下，葛兰英也跟儿子女儿一起来到了长沙，打算报考女子教员养成所。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女子职业教师的，开设有针织、刺绣、文史、体育、音乐等多门课程，学期两年，只收学费，免费食宿。那一年，葛兰英已经四十八岁了，是有外孙的人了，可她不仅自己要考，而且还把已经出嫁的蔡庆熙也接了回来，让她和自己一起报考。葛兰英没有想到，当她充满信心地去报名的时候，竟会被学校拒之门外，原因是她的年龄实在太大了，人家拒收。葛兰英激愤之下，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葛健豪”，据她自己解释，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要打倒封建豪强”之意。葛健豪还自己写了诉状向县中申诉，县中官员看了葛健豪的诉状以后，十分敬佩葛健豪的这种顽强的求知精神，故而特批准予入校。入校后的葛健豪，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中。她刻苦攻读各科学问，尤其喜欢上国文课，喜欢背唐诗，还下苦功钻研刺绣。此外，她也不忘积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音乐之类的课外活动；葛健豪的女儿蔡庆熙，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入衡萃女校学习刺绣和缝纫；外孙刘千昂入幼稚园。

从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后，葛建豪打算在永丰镇也办这样一所女校，她的想法得到了一众儿女的支持，蔡和森还专门利用假期时间，帮助母亲去湘乡县政府协调办学批文事宜。虽然湘乡县已经有了一所公立女子职业学校，但在蔡和森等人的一番努力之下，县政府最终同意，由葛健豪在永丰镇观音阁再建立一所女职校。县政府决定，原有女子职业学校作为第一女校，葛健豪所办之学校，作为第二女校，并任命葛健豪为第二女校校长。葛健豪的女校在第一学期，只开设了一个综合班，自第二学期起，分设文科、缝纫、织业三门学科，每门专业各一个班，一共三个班。文科专业以国文为主，缝纫、刺绣、织布为辅；另外两门则以缝纫、刺绣、织布为主，国文为辅。十五岁的蔡畅，在女校任音乐、体育教员。葛健豪以女校校长兼任国文教员，葛健豪十分重视学员们的识字教育，她认为女人只有识了字，才能有机会做更多的事，从事更多的职业。这时的蔡和森已完成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业，成功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他经常寄信回家，向母亲阐述外界的种种变化。每次从儿子那里接受到了新鲜事物，葛健豪在上课时都会毫无保留地讲给学员们听，在她看来，这对启发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是很有好处的。女校学员共百余人，家庭成分大多贫苦。针对这种情况，葛健豪不仅免收全体学员学费，对家庭极其困难的学员，她还自掏腰包，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津贴。女校学员以同学相称，人人平等，学员们都说，她们自从来到了女校，就像是到了家一样。在葛健豪的悉心教诲下，学员们纷纷向封建思想宣战。她们全都剪了短发，年纪小的不再缠足，年纪大的，也丢掉了裹脚布。以葛健豪为代表的女校，触动了当地地主、乡绅等封建势力的利益，被这些人视为“有伤风化”、“大逆不道”。在这些人的压力下，第二女校最终停办。

女校停办后，葛健豪再次跟着儿女来到长沙，在刘家台子租房居住。这时蔡家的生活十分困难，蔡畅在母校周南女校任教，每月工资只有八元。蔡和森已经从高等师范毕业，但他告诉母亲，说自己暂时不打算谋求职业，而是要和毛泽东等同学一起探寻真理。对于儿子的主张，葛健豪很是支持。自从搬来长沙后，蔡家就成了蔡和森与毛泽东、张昆弟等一众青年学子的聚会之所。毛泽东早就听说过葛健豪，很佩服老人家的求学壮举，每次到蔡家来，他总是热情地对葛健豪说一声“伯母好”。葛健豪也很喜欢毛泽东等人，很愿意儿子和他们多做交流，以求进步。有时家里粮食不够了， 葛健豪就和女儿们一起吃蔬菜和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留给蔡和森，好让他招待他的朋友们。后来毛泽东的母亲因病入长沙就医，就是住在蔡和森家里的，葛健豪对她照顾甚为周到。因为家中生活举步维艰的缘故，葛健豪又向原房主租了三十亩地，毛泽东等人每次到访，总是先帮着葛健豪把当天地里的活干完，然后才进屋讨论问题。在孩子们讨论各种新鲜事物时，葛健豪总是坐在一旁专注倾听，偶尔她也会参与进去，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庆祝新民学会的大会，就是在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里召开的。当天，葛健豪很高兴，她与女儿蔡庆熙忙里忙外，为众人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美味佳肴。

后来，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蔡和森的动员下，葛健豪答应，到时候她会与蔡畅、向警予等人一起离开家乡，经上海赴法。葛健豪说，她要把自己的刺绣手艺带到国外去。出发前，葛健豪还参加了由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和组织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一起为湖南学子能够顺利去法国而奔走。得知同学们经费不足，葛健豪便利用自己与曾国藩家的姻亲关系，向曾国藩的外孙借了六百银洋，充做大家留学的费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五十四岁的葛健豪，与儿女及一众有志青年一起，在上海杨树铺码头登船赴法，正式开启留学生涯。在本次众多留学生中，还有一位徐特立，也与葛健豪年龄相仿。当时湖南当地多家报纸都曾撰文，以葛健豪和徐特立的事迹，来激三湘励学子。抵达法国蒙达尼后，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入女子中学。入学后，没有任何外语基础的葛健豪，开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自学法文，一年以后，葛健豪已经能流利地阅读法文的书籍报刊了。葛健豪白天在学校读书学习，晚上回到家，还要熬夜刺绣，她的刺绣在法国卖得很好，一件绣品能卖到几百法郎。卖刺绣赚来的钱，除了支撑家里的基本生活外，都被葛健豪用来资助同在法国的贫困中国留学生了。在法国期间，蔡和森与向警予、蔡畅与李富春双双喜结连理，并且两对夫妇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葛健豪的另一个儿子蔡麓仙，在弟弟蔡和森的介绍下，也入了党。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一直是北洋政府眼里的不安定因素，故而在国内的北洋政府授意下，对于留法学生们勤工俭学的行动，驻法国的北洋政府公使馆不仅不予支持，动辄还横加破坏。为争取公平待遇，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先后组织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请愿活动，这些活动，葛健豪都参加了，而且每次她都走在队伍的前列。后来，蔡和森与向警予受党组织委派，先后归国，投身于国内的革命工作之中。这时蔡畅刚刚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儿，取名为“李特特”。夫妻俩工作繁忙，孩子需要人照顾，所以葛健豪就没有跟儿子儿媳一起回国，而是留下来帮忙照顾外孙女。直到后来，李富春与蔡畅也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葛健豪才带着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回国。

回国后的葛健豪定居长沙，平时除了照顾年幼的李特特之外，她也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在湖南军阀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时，葛健豪与友人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奔走呼吁，倡议恢复了早年迫于政治压力被迫解散的湖南女界联合会。在她们的有力抗争之下，湖南全省的女同胞，最终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投票，以及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之后，葛健豪在长沙颜子庙再度兴办女子职业学校。因为葛健豪自身巨大的影响力，这次报名的人异常之多，本来一开始只开了两个班，后来增加至四个班。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革命基地，为党 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女干部，后来因为有党员不慎暴露身份，该学校不得不再次停办。此后，葛健豪辗转于上海和武汉两地，为儿女们的革命工作提供掩护。在蔡麓仙与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与蔡畅商议，为了安全起见，将母亲送回了永丰镇老家。当年离家出走的蔡蓉峰，因为在外边混不下去，没几年就自己回来了，这些年一直守在永丰老家。可在永丰，葛健豪与丈夫已经毫无财产可言，夫妻俩只好带着大女儿蔡庆熙，以及李富春与蔡畅之女李特特，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子蔡博这对孙辈，租别人的房子住。后来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四十余里的石板冲定居，靠着自己种的几亩薄田，和女儿，并孙子孙女相依为命。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时年七十八岁的葛健豪病逝。临终前，葛健豪还在牵挂着自己那一双漂泊在外的儿女，她一直在问家人，蔡和森与蔡畅有没有写信回来。葛健豪撑着最后一口气，请家人转告她对儿子和女儿最后的嘱托。她说，她虽然看不到儿女们的事业成功了，但她始终相信，他们的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说完，便瞑目而逝。葛健豪不知道的是，蔡和森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牺牲在广州了。家人早已收到消息，只是怕她伤心，一直瞒着她没敢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