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荒唐言中味——思想：一颗看不见的种子 不错，推动你拿起笔去创造虚幻世界的力量，主要是情感。在艺术天地里，情感乃是先导和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如果一味沉浸在感情里，不对所要表现的事物进行思想的光照和开掘，那么，小说创作也难顺利进展并取得切实成功。 常见这样的稿件，有一定清晰形象，有相当完整故事，就是没有能感召读者的思想，或虽不无思想却缺乏一个既鲜明又深邃的主旨精神。对这类稿件，就其本身提出意见，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它们在总体上，缺乏营建虚幻世界的“蓝图”。 体现虚幻世界的小说，是需要作者运用自己所禀赋和修炼之形象的思想规划并建构的。思想，是人类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知识，是对生活中真假、善恶、美丑的判断和反应。小说，便是这种见解与理想的形象画图。 小说中的情感无不和思想互相依存。若只在这两者之间权衡，思想更为重要。因为，无论任何情感，怎样变化莫测，最终总能找到它的思想源头。情感之所以萌动，无不由于主观对客观进行了判断并生发了反应。对于小说家而言，这思想不是理性的抽象的概括，而是感性的形象的体现，它是具有思想的形象，可谓形象的思想。形象的思想，其思想不是外加或附属于形象，而是形象本身内在的、与形象融为一体的。有些人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就因为他富于形象的思想。 形象的思想掀起情感的波澜，推动作家诉诸笔端，虚幻世界得以营建。尽管有些小说作者有时并不清楚，是何思想推动着他，创作之后仍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思想，也不能就此说明艺术活动没有思想在起作用。没有思想的艺术是没有的，追求没有思想也是一种思想：把意蕴表现得更复杂、深邃、含蓄——这该是高品位创作的题中之意。不然的话，只要禀赋形象素质，任何人都可以梦呓一般胡诌一气而成为艺术家了——不讲求思想的小说家，只好就由他自己来兼当读者了。 事情应如别林斯基所说：“一切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们由存在的可能性变为存在的现实性这一有机的过程。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那样，落在艺术家的心灵上，于是从这丰饶的土壤里，在一定的形式内，在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中，滋生，发展，终至出现了一个完全特殊的、整个的、自成一体的世界。”他指出：“正是思想，构成了一切艺术作品的真实内容。这种思想在艺术作品中是作为一定生活面的一定看法而被感觉到的，它是给予作家创作以灵感和生命的主旨。” 可见，形象的思想，是构成艺术不可或缺的要素，是隐藏于事物之中的深层含义，是文学的命脉和价值所在，是小说家的灵感源，是作品的生命线。小说所蕴藉的思想，以“文以载道”而“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着读者的求知欲。它提供的知识，能使人感同身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营养与启发。它比其他知识更具迷人魅力，“比一切政治家、理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它是演示人生的舞台、展现世界的窗口、鼓舞心灵的旗帜、“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 所以，作家有情虽是根本，但给予他创作灵感和生命的，还是思想。为此，文学家应该成为思想家。这就需要他对生活有确切的理解和深入的探索，从中能生发出自己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与想法，使作品所反映的比实际更美、更高、更有集中性、更带普遍性，足以给读者清醒的认识、明智的启迪。在这过程中，作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境界，他运用形象创造思想的能力，无疑起着关键作用。惟其思想高于、先于且新于常人，又善于通过形象表达思想，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真正的创作，总得先弄清楚情感来源，明确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然后再摆脱掉这理念，任凭形象驰骋。其间，思想与情感并行，共同起先导和决定作用。题材的选择，由思想与情感交织的取向划界；主题的确定，靠思想与情感融汇的能量落实。因而可以说，写小说就是作家对生活有所发现，而后运用形象创造思想。 莫泊桑说过，小说家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讲一个故事以取悦或刺激读者，而应该是迫使读者去思索、去理解那更深的隐藏在事件之中的含义。那是小说家已经见过、已经想过了的，他从全部、仔细的观察之中综合出了一种独特的方法，用以看待世界和人生，从而产生一种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个人想象。这种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个人想象，就是他要灌输给读者，因而才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再现的。” 那也就不妨说，思想穿透力就是艺术生产力。设使事物真谛并非深藏底里，人生奥秘可以不言而喻，艺术有何魅力？正是小说家对生活的发现，为艺术拓展了天地。同样的生活内容，因小说家观察、思考、推动的角度与力度不同，其抒写所蕴涵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便各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并非题材成全小说家，而是小说家造就题材。创造的成败优劣，常是由思想的穿透力决定的。 小说家在纷繁缭乱的生活现象里发现了具有典型性的事物，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发掘出带有规律性的道理。他要追求、要实现他所爱这样的人与情，要摒弃、要消除他所憎那样的事与理。于是又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倾注进去，促使生活在小说里有所变化与升华，创造出另一个理想的生活和生活的理想。这便需要小说家在发现的基础上还要对生活有所发掘与发展。 小说，就是作家对生活的发现，发掘，发展与发言。 小说家的发言，也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人类为生存发展，要认识并改造世界，总会通过各条途径进行各种发言。政治家用革命教育，经济家用生产规律，科学家用发明技艺……小说家用的就是他所创造之虚幻而又真实的艺术世界。 正是这样，小说是作家对生活摄取与对生活倾注的结合，是精细刻画、美妙描叙与澎湃激情、深邃哲理的融汇，是对情人的爱恋，对仇人的憎恶，对哲人的景仰，对庸人的惋惜，对审美之人说的悄悄话，对世界与人类发出的预言和寓言。 就是这样，热爱生活，关心生活，熟悉生活，有想象，有幻想，有理想，能发现，能发掘，能发展，才有可能会写小说，才有可能在虚幻世界里跟现实世界中各式各样也有想象、幻想与理想的人对话，做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代言人。 凡不无一定价值的题材，内里都有一个能量最大的底蕴核心。小说家运用思想的穿透力，准确有力地撞击它，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取得超乎题材本身的效应。这种撞击，有时须几经斟酌，反复调试，直到觉得可以欣然命笔，才好进入幻境。这种时刻，即便作家自己还不甚清醒，也表明他已提炼出并确定下了作品的主题。 能经受读者与时间检验的主题，应具有时代性、多义性、超常性、恒久性。 时代性即社会性与群众性。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其对生活的思想和理想，必然投影于社会现实一切事物之上。作为生活映像的文学，不可能脱离开时代的制约。每一历史时期都会有它时代性的总主题，透露着当时群众急切关注的问题和情绪。唯有体现时代精神，显示历史的大趋势和社会的总需求，才能赢得世人瞩目。 多义性即丰富性与复杂性。形象体系总是多样、复合的，读者群体总是各有视角、观点的。同一形象可以表达多层次与变化的含义，不同读者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体会。艺术创作特色之一，就在其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真正艺术的主题，是既单纯又丰富、既明确又复杂的。厚重朦胧耐人寻味，贫乏浅直则味同嚼蜡。 超常性即启蒙性与独创性。创作之于生活，就是超常之举。它把正常引入非常，演化新奇故事，以期启蒙益智。作为故事灵魂之主题，应能超越常人见识，起到先知先觉的预言作用；超越事件自身，具备发人深省的寓言性质。而作家作品之出类拔萃，全靠主题独创新颖。振聋发聩刻骨铭心，人云亦云则如风过耳。 恒久性即文献性与经典性。作家集美神与史官于一身，他所抒写的思想应能持续稳定焕发光彩，既醒目提神于当今，又营养身心于后人。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开掘深长意蕴，从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角度帮助人们，克服盲目性，增进自觉性，发挥创造性，才有可能点铁成金，创作成功劝世又传世的艺术珍品。《红楼梦》就是一部诠释不尽的小说经典。它虽“假语村言”，却有真知灼见；虽“无朝代年纪可考”，却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千秋万代的人生宝典。曹雪芹可谓他那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家，否则未必能塑造出贾宝玉这封建逆子、旷代奇人。当然，这不等于说他已自觉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他赞美人性，又忧患天倾，既“怀金悼玉”，又意图“补天”。只因他“风月情浓”，珍重形象，用他虽非自觉却已确立的先进思想融会于形象，所以才使得贾宝玉等一系列人物和人物间关系，使围绕和附丽于爱情悲剧所展开的跌宕情节和微妙细节，生发出多味隽永的含义。 那便是“荒唐言”中味，当今以至后世，将永远解不尽。作者自云之“痴”，既是“难得糊涂”，又是“超凡入圣”。可见形象能创造思想，思想却不能创造形象。 鲁迅的小说是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但他自己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之后，当权思想指令艺术创造愈演愈烈，以致小说被异化为概念图解，当今小说虽有长进，但有哪位作家敢于发出这样的诘问——谁解荒唐言中味？

2019.10.26日中午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