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1965—  ），本名石耿立，山东鄄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菏泽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大学期间，他是“黄河浪”文学社的中坚人物之一，文学创作才能日益显露，毕业留校后，开始了有规律的写作生活，在散文、诗歌、批评诸领域皆有建树，其中散文创作最有成就。

2000年出版的散文集《蟋蟀入我床下》（东方出版中心）是耿立对早期作品的辑录，也是他对过往人生与写作经历的一番总结。步入新世纪后，耿立的散文“境界始大”，在全国散文界的声名亦起。迄今，他的作品已连续四年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的“21世纪年度散文选”系列丛书，即《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入选《2005散文》，《义士墓》入选《2006散文》（此文又列中国散文学会评选的《2006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第六位，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入选《2007散文》（此文又列中国散文学会评选的《2007年中国随笔排行榜》第六位，并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转载），《遮蔽与记忆：赵一曼》入选《2008散文》（此文又入选中国散文学会评选的《2008年中国随笔排行榜》）。另有一篇《藏在草间》入选《2008散文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缅怀乡土家园，是耿立早期散文的醒目印记。鲁西那片黄壤平原，黄河岸边的出生地，显然是他魂牵梦绕的精神依托，在作品中有时是白杨林依偎着的村庄，有时是虚拟的“木镇”，以及生长于斯、生活于斯的亲人与邻里。只不过，这种缅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忧郁，因为作者一再哀叹与乡土故园的暌离，隐含着他困厄于都市文明的心理伤痛，为此，他的一系列乡土书写可以联缀成一首长诗：“失乐园”。

寓情于景、寓情于物是抒情的基本方式，耿立对乡土家园的缅怀，首先表现在着力描绘工笔或写意的故土“风景画”、“风物画”。耿立喜好以“平原”开篇，仿佛是对故乡的远景瞭望和高空俯瞰。“鲁西黄壤平原上有好多的河，亦有好多的潭。”（《老水河》）“家乡平原的冬天，田野里没有任何掩饰，每个角落都纯净得坦露无遗。”（《一枝花》）这样的开头，往往氤氲起着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辽阔之气。如果再把镜头拉近些，熟稔的故土景物将会拨动他的心弦。“那是一个叫做木镇的小镇，朴朴实实地虚卧在鲁西平原的坦荡上。几座老屋。几棵楝树和碾盘。傍晚几只善良的蝙蝠，绕着夕烟飞来飞去，偶尔传来一声两声老牛的哞声，身涉此境，会使人感到一种浓得扯不开的亲昵。”（《一枝花》）对故乡的亲昵，何止“夕烟”、“老屋”、“楝树”和“碾盘”，甚至传统观念中不祥的“蝙蝠”都给作者以“善良”之感。牵动耿立思乡之情的景物还有村镇旁的那片“白杨林”，村后的那条“泥之河”，以及风雪的黄昏：“天地好像就有了凝重的气概，朴素土房中油灯的晕光开始洇出一小片豆黄，从堵满谷草的窗棂罅缝中漏出，雪，纷纷扬扬地落着”（《风雪黄昏》）。平原并非总是如此的凝重和静谧，耿立对平原上的声音异常敏感，他独具匠心地以声音入手来写平原上的一些卑微而不平凡的生命，如牛、驴，如青蛙、蟋蟀，它们是他的故乡“风物画”中别有风味的部分。《世间有牛》写作者对鲁西老家的牛怀着复杂的情感，但“夜间或清晨听到它们缓缓的一声长哞”，还是忍不住“感到一种亲昵温情”。而对待驴子，作者甚至不吝用“亲爱的”来称呼，并喜欢聆听半夜驴嘶：“唯有一腔嗓百般的洪亮，半夜里倏然一叫，直直让人梦回睡醒”。（《驴魂》）对耿立而言，故乡的蛙声更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让他“不知为什么，我的泪已涌到了眼底”；让他“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不绝如缕的蛙声，我的心一下子惊悸了”。（《惊悸蛙声》）他不断地自问“不知为什么”，惊叹于这种超越理智的对故乡的渴慕之情。而“唧”的一声蟋蟀的鸣叫，是“如雪如水”的，在酷夏里能够抽干作者的暑气，也打开了他关于故乡的思绪，“从幼年，一直到二十岁，蟋蟀一直陪我在山东西部的乡下。”（《蟋蟀入我床下》）耿立后来说：“散文作为一种可能，我先前的想法，有一点故事，小说的，有一种精粹和境界，诗的，再就是散文自身的，三者的纠结，成为一种广义的散文文体，故我的散文有许多的虚拟”。[①]然而，他对故土风物的描绘却非“虚拟”，因为这种故土风物已与作者真实的故土之思合二为一、不可剥离了，并且它能营造“一种精粹和境界”，是“诗的”。

耿立对故乡的缅怀之情，还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点染而成的“风俗画”与浓墨重彩的“风情画”。耿立的散文确有很强的叙事性，并且大多是“虚拟”的，即他所谓的“有一点故事，小说的”，但他运用或实或虚的故事烛照了故乡真实的风土人情，真实的人间冷暖。“风俗画”中除了婚丧嫁娶的仪式的点滴描写，被耿立运用得不同凡响的是传统戏曲。菏泽是闻名的戏曲之乡，耿立写传统戏曲深入民间、深得农民喜爱的乡风，更通过戏曲写出了那方土地上的人的灵魂。《村戏》中13岁的少年，听着笙弦齐鸣，爬墙去看《赵氏孤儿》，他甚至弄混了戏里戏外的人生，“他将满把的石灰面子全部抛出，对着那奸贼的白脸。”《白棺》写父亲在运麦子去打面的静寂的路上，漫不经心地唱起歌来：“往前望白茫茫是沧州道，往后看不见我的家门。”歌声悲壮苍凉，是曲调古老的《林冲发配》，父亲凭着戏曲获得了对困苦现实的片刻的超越：“我想在他歌唱的时候，他大概把我，把驴车以及驴车驶进的原野也忘却了吧？那驴子的踏踏声，那麦子，那歌唱的回响声都与他无关。”相对于风俗画面的随意点染，耿立对故乡的人情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常常沉湎于一幅幅“风情画”不能自拔，有血浓于水的亲人之爱、温暖和煦的邻里之谊、朦胧伤感的初恋情愫，以及真切动人的师生情意等等。他在《还乡》中有动情的直接表白：“家是生命的脐处。遗传、习俗、血缘与亲情是人最初所本。人们在家里诞生、成长，从此跨入世界，家园是人们情感最柔软的部位，是人处世立命之所在。它是童年的记忆，是青春的激动，是父母的呵护，是邻里的温慰。它是生命的本原，亦是生命的终止。”其中表现最真切的是有关亲情的图景，而在对亲情的回忆与描摹中，父爱又是耿立大写的主题。散文集《蟋蟀入我床下》中他坦承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三篇作品都是写父亲的。第一篇《白棺》写不到七十岁的父亲为自己打了一口棺材。父亲如土地一样朴素，“就像一穗麦子”，“到了今年老家的麦子从泥土里走出来被收割以后，父亲想到了自己的归宿。”作者在内心震动之后产生了无尽的愧疚，为没能让父母“过得暖和些，光彩些”而伤怀。然而，父爱的博大早已超越作者的自怨自艾，父亲压根没想过儿子的回报，他以儿子为荣，甚至打这口棺材也是为了将来“省了儿子的许多事情”。第二篇《茅根》写父亲一次进城看“我”和孙子，知道“我”得了鼻衄，鼻孔常常血流如注。不久，父亲再次进城，“已70岁的父亲，带着褐色的农村老头常戴的羊毛制成的棉帽，摇摇晃晃地走来。”父亲带来了治鼻衄的茅根，是他忍着摔伤手指的疼痛在河里一根根刨出来的。小小的茅根，承载了巨大的父爱。第三篇《父亲》（入集后改题《父亲的墓志铭》）写面对中风后已经瘫痪失语的父亲，作者沉痛而纷乱地思索父亲的意义：“父亲，就是你在生命的行程中越来越接近的那个人。”作者承认父亲是一个弱者，但父亲如同土地，土地最低贱，土地也最永恒。

在风格上，耿立早期散文是清新忧郁的。一方面，他在书写故园时常常运用儿童视角。因而，一些作品天真有童趣，语言灵动而澄明；而另一些作品中，儿童叙述者懵懵懂懂，丝毫不知成人世界的龌龊，悲剧的降临最终让故事染上一笔忧郁的色彩。另一方面，清新忧郁的风格来源于作者“失乐园”的心理基调。现实生活中作者离别故土身居城市的事实只是其一，实际上这种“失乐园”式的忧郁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在现代化进程中，农耕文明的不断萎缩与都市文明的强势扩张是不可抗拒的现实，然而，农耕文明并非一无是处，可以轻易抛弃的，它带给人的家园感，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都是现代文明所缺乏的。因此，耿立早期散文的“失乐园”的哀叹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母题，相应的，具有共性的，对故土的缅怀必定产生大量清新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描摹。

步入新世纪，耿立同时也步入了中年，随着阅世阅人的深入，读书写作的厚积，他迎来了喷薄的现阶段。耿立散文在现阶段的成功，是他超越自我，向文学纵深突进的结果。第一，他突破了自身经历的束缚，向历史深处寻找文学创作的源泉。当然，耿立追寻的历史不是宏大叙事的民族史、世界史，而是故乡的地方史。这正是由缅怀故乡顺理成章发展而来的，早期作品《回忆蝗虫》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倾向。“蝗虫飞行时翅膀交错的声响，曾使许多人耳膜坼裂，鲁西平原那时一下多了几许双耳失聪眼瞳明亮之人，那是一九四二年”。作品以现代人难以想像的细节揭开了地方史上的一场灾难。现阶段的力作是《义士墓》[②]，《义士墓》从家乡墓地上一方矮矮的石碑引出了一个抗战时期的故事。在作者的故乡什集的西北角，那时有一座营房和一座炮楼，“住着一个班的日本人和十几个中国人”。厨师王士臣带着雪地里捡来的哑孩，操持着这二十几号人的吃喝。为首的日本人桥本养了一条大狼狗。一天，王士臣喂狼狗时，“一根骨头卡在了狗的喉咙，”他吓得连忙给狼狗灌醋，却被它咬住了手。为了救师傅，哑孩顺手拿起一根劈柴打了狼狗，因此闯了祸。桥本集合队伍，把王士臣吊在单杠上，作为靶子练起了枪法。王士臣惊吓受辱而死，“后来，整个炮楼的日本人全身发乌、口吐白沫痛苦地死去，桥本和他的狗也死了。”下毒的哑孩把自己吊死在那个单杠上。老中医石远来把哑孩埋掉了，并且树有石碑，正面镌着魏碑“义士哑孩”，背面是一段碑文，记录了哑孩的生平和壮举。作者最后抚今追昔：“每次到父亲的墓地，我总是用手抚去这墓碑的杂草与牛羊的粪迹，父亲去世有年，墓草苍黄，父亲是亲见过哑孩的，父亲曾亲手为哑孩成殓，父亲说老中医石远来对流泪的成殓的人说，不要把泪珠滴在哑孩的身上，那样，哑孩归去的路上，就走得不安稳。” 耿立把故乡人口耳相传的历史，点化成了动人的文学作品。地方史也许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也许不能辨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它具有鲜活、生动、独特的细节，具有来自民间的本色和魅力。

第二，耿立进一步提炼故乡历史文化的精髓，使得现阶段的作品常常凝结着强大的道德力量。早在《曹州论》中，耿立就开始思索这片土地造就的民性，从历史上黄巢的反叛行为、小说中宋江的“忠义”信念，到晚清的“义和团”运动、民国时期的“无曹不成兵”，无不显示了忠、义、勇是曹州人最核心的品性。在一些作品中，忠、义、勇的道德信念是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仿佛带有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质朴。如《义士墓》中毒杀日本人的“义士”哑孩，他的行为本质上是“忠”于个人的体现，是对于王士臣救命之恩、抚养之情的感念，因为他还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观念。甚至《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③]中的驴子，来到这边土地，仿佛也具有道德品性，一心“忠”于旧主。父亲从河南许昌带回来一头驴子，后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了。然而，这头驴子常常夜间回来看望父亲，有一次白天远远看见他，居然“拖着犁铧奔跑而来”相见，“蹄脚上满是犁铧碰撞的血痕”。后来，驴子老了，买主想宰杀它。对着父亲，“满是泪水的驴子前膝跪着”，父亲把驴子赎了回来。不久驴子死掉了，父亲独自把它埋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作品中驴子对父亲的忠诚带有传奇色彩，而父亲对驴子的善待也不同一般，作者认定父亲的行为“是一种对生命珍爱和敬畏，是一种大良善”，最终作品定格于人与万物平等的伦理表达：“我爱你们，驴子和父亲！”把这种忠、义、勇的道德力量发挥到极致，并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伦理紧密结合的作品是《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④]。这篇散文也有挖掘地方史的特点，作者到菏泽城外探访抗日英雄赵登禹的旧居，然而历尽沧桑后，将军的故居成了土墙围着的一片空地，只有“土墙边上有菊花强茂地开”。赵登禹是大勇之人，在喜峰口亲率大刀队偷袭日寇；是大义之人，与部下情同手足；是大忠之人，对母亲不能尽孝，抛妻别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以身殉国。作者把赵登禹将军的完美的道德品性和故乡文化联系在一起：“他内在的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规定着他制约着他，这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脉在赵登禹将军的大刀上，也在他的菊花情怀里，熠熠闪烁。” 同为讴歌抗战英雄的另一篇作品《遮蔽与记忆：赵一曼》[⑤]，读后是令人心情难平的。赵一曼虽非菏泽人，但耿立看重的是她不输于任何人的爱国心与铮铮铁骨。文中对日寇用酷刑施暴的真相揭露甚详，引用了不少触目惊心的原始资料。这些内容深深地刺激了和平时期的人们的心灵，引起了很大的争论。[⑥]也许，这个现象正好验证了耿立的本意：只有用痛苦的记忆才能去除历史尘埃的遮蔽。

耿立在风格上的突破也是显而易见的，现阶段的散文常常是雄浑悲怆的。与早期作品触发于自身经历和带有青春气息不同，耿立现阶段的散文创作大步地迈向博大、辽远的文化和历史层面，加之中年时期作者充沛的思想活力、成熟的情感表达，因而实现了作品风格的成功转变。一方面，雄浑的风格，来源于作品中力透纸背的道德力量。如同《孟子》的犀利、雄辩，来自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耿立对忠、义、勇等传统道德信念的现代阐释与张扬，也让现阶段的散文呈现出情感激越、气势磅礴的特征。另一方面，悲怆的调子，来自于作者的深沉的历史意识，作者的“念天地之悠悠”。最近多篇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必说，一些写乡土的作品也是如此，《藏在草间》[⑦]一文最后写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比谁久远？只有土地知道。人走了，有时在地上堆一抔土，草也许笑话呢，那土最终被草统属，我听到了草在草间的咯咯坏笑，毕竟笑在最后的是它们啊。”作者故作轻松之语，难掩看透人生的悲怆。[⑧]

语言是文学的生命线，耿立对散文语言的锤炼可谓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吸引人、打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的破自行车和我一起到小城读师专，是7年前的一个秋天。”（《茅根》）这样的句子利用歧义，产生了谐趣和自嘲的味道。《跛唢呐》、《蟋蟀入我床下》等作品通过写声响，发挥了语言的音乐性。而一些长短句的变化，有时令人惊叹。如《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的开头：“平原厚实的夜只有一种声音可以穿透，那是驴的叫声，文人说的‘马嘶如笑，驴鸣似哭’，对驴似是一种误读的诗意，根本没有触到平原和乡村那种土地、柴烟和衰草混成的气息，夜已深，驴的鸣叫忽然四面充沛慷慨地令没有准备的人吃惊，但过后，你就会习惯，这没有娇啼的声响，在黑暗里，在没有边缘和无比恐怖的胆怯里，驴的叫声是那么粗犷，毫不犹豫，格外精神，像是给睡在平原床上的人以示安然。” 明明可以写成六七句，作者偏偏写成让人读后透不过气来的一句。然而，平原长夜的背景便跃然纸上，而驴的鸣叫也似乎响彻读者耳边。此文中，父亲拉开门闩，看到了面临屠宰危险的驴。“满是泪水的驴子前膝跪着。”“是那样的不依不饶。”明明是一句，却被作者分成两句，并且分行为两段。这样的短句凝聚了极强的情感冲击力，作者故意不言明，留下空白让读者自己品味。可以说，耿立打破了语言的僵化、规范化，形成了充满灵性、个性的散文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