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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论陀思妥也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2018-01-06 14: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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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一卷第七章

 

博主按语:有网友问及,如何论说那两位俄罗斯文学大师。特此摘出旧作中的段落,与众分享。

 

    当我们论及物理学上的马赫、哲学上的克尔凯郭尔、抑或绘画上的塞尚时,文学上的历史性对应人物则应该是陀思妥也夫斯基。与马赫的理性主义立场和塞尚的理性主义追求截然不同,陀思妥也夫斯基如同克尔凯郭尔那样猛烈地抨击和尖刻地嘲笑了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正如克尔凯郭尔在《那个个人》《”That lndividual”》中道出群众的虚妄和个人的真实一样,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抒发了一个个人对庸众世界的全部敌意和全部愤怒。这种情怀是如此的桀傲不驯,如此的奇妙无比,致使让尼采读了欣喜若狂,赞之为 “一段真正的音乐,一段非常奇异的,非日耳曼的音乐”。即便是——个四平八稳的学者,也会告诉人们:“我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章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这篇序曲以无比的活力和技巧,将各个主要题旨叙述出来——当我们阅读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的全部其他所谓存在主义者的著作时,这些题旨将会一一显示出来。”《参见W•考克曼所著《存在主义》一著》。

 

    当然,我在此无意于以存在主义这样被通俗化了的哲学名词阐述陀思妥也夫斯基。相对于人们对陀氏的哲学兴趣,我更乐意将他与他的同一国度和同一时代的作家托尔斯泰和与他异乡异时的作家卡夫卡置放在一起加以论述。当那位原色画家蒙德里安饶有兴味地向人们展示出三块齐齐整整地色彩时,我想指着它们说道:那块黄颜色象征着托尔斯泰,那块红颜色象征着陀思妥也夫斯基,那块蓝颜色象征着卡夫卡。

 

    斯宾格勒曾经按照他那伪形文化的理论指出过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乐斯泰的区别:前者体现了俄罗斯农人社会的乡野的灵魂,后者代表着受到西方社会影响的高级阶层的的精神。因此,与托尔斯泰在骨子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不同,陀思妥也夫斯基从根本上对抗和拒绝西方文化的侵染和渗透,其迷狂和执着足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那些传奇性十足的使徒们。相对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暴烈,托尔斯泰是平和的、温暖的,即便是絮絮叨叨的说教也是和蔼可亲的;而相对于托氏这种天鹅绒般的风格,陀氏的激越仿佛阿尔的阳光和峥嵘的向日葵,与凡高不同的只是,陀氏赋予自己的风格以鲜红的色泽。基于俄罗斯土地上特有的乡野文化的背景,陀氏一生都在弹奏令人颤栗的不和谐音。他怀疑一切为世人认可的规  则,他怀疑定理、常识,怀疑科学、理性,怀疑二二得四这样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圭臬。并且诉诸尽可能暴虐的语言:

 

    二二得四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骄横的东西。二二得四是一个无礼的纨绔子,两手叉腰而站,挡住你的去路并吐口水。我承认二二得四是很漂亮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给每种东西应得的价值——则二二得五有时亦同样很有魅力。——《《地下室手记》第一章》

 

    当拿破仑带领着他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向俄罗斯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有个库图佐夫恭候于莫斯科城外;而当巴黎的沙龙文化成功地使作为战胜者的俄罗斯军官成为西方精神的俘虏时,西方的精神贵族们也不会注意到陀思妥也夫斯基居然如同拿破仑征战俄罗斯那样凶猛地讨伐了来自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等几百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理性秩序和人文教养,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成了滑稽可笑的嘲弄对象。因为这个作家的人生哲学不是出自浩瀚的书卷,而是来自阴暗的牢房。雨果笔下的冉•阿让逃出牢狱是为了拯救世界,而由{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中走出的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所有作品却仅仅是为了诅咒这个世界。也许在一个连二二得四都不相信的人那里,救世神话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笑剧。在此没有正义和英雄,有的只是罪恶与惩罚。乖戾的囚徒、白痴般的公爵、为杀人欲望所苦的穷大学生,性格迥异而血脉相连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疯疯颠颠的人物即便已将笔触关照到侏儒的委拉斯开兹也不曾想象过。因为照亮这个世界的不是人们正常的第一视力,而是为陀氏所独有的非常的第二视力。这个认为混乱和疯狂更具有审美意味的作家,将他对二二得四的怀疑十分清晰十分理智地投入他的每一部小说。他呈现狂乱不是因为思路不清,恰恰是出于他所认为的那种清醒和因这种清醒而来的说教企图以及这说教企图所体现的宗教倾向。或者说,透过那片狂暴的红色,人们看到的不是理性的废墟,而是一个逻辑的框架和一种宗教的自觉。在此,人物造型似乎是次要的,首要的是作者的那种情绪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正如人们可以在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那样的作品中观赏到俄罗斯风景一样,人们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中所阅读到的是俄罗斯的灵魂。这颗灵魂一如斯宾格勒所说,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还未充分展开的。

 

    尽管西方文化伴随着战争和革命在俄罗斯大地上得以重重覆盖,如同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淹没了一切始原的景观,但那块土地上原有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及其文化灵魂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向这铺天盖地的文明显示了倔强的力量。如果可以将陀思妥也夫斯基视作先驱的话,那么此后二十世纪的俄国流亡诗人、流亡作家、流亡艺术家和流亡思想家们则构成陀氏主题的展开部,即便在那个死屋般的时代和死屋般的国度里,人们也可以听到这颗灵魂在诸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中的一声声呼号。当二二得四踏着坚定的步伐以战争或革命的姿态走来时,这颗灵魂英勇地抵抗过;而当二二得四变成了残酷的专制和空前的独裁之后,这颗灵魂也照样抗议,照样将人的尊严写上天空。无论黑云压城还是冰天雪地,这颗灵魂总是诗意辉煌。就连托尔斯泰那样一个被誉为“革命镜子”的二二得四作家,都无法摆脱这颗灵魂对他的影响,致使他时常被一道无声的命令所驱,将笔触伸向他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不知道众多的《战争与和平>的读者们对小说中的哪些部分最有兴趣,我只记得这部巨著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那史诗般的战争场面,也不是那些色彩缤纷的贵族青年男女的人生选择,而是女主人公娜塔莎想要跟一个花花公子私奔的一念之差。这个细节在大多数读者那里也许只是被当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读过去了,但在我却由此看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某种诗意和这种诗意所散发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气息。

 

    与陀思妥也夫斯基往往理性地勾画出一幅幅非理性的图景相反,托尔斯泰总是非理性地写出理性气味十足的所谓现实主义场面。或者说,愤怒的狂乱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其小说中是逻辑地叙述的,而和蔼的稳重的托尔斯泰却是在下意识的推动中讲说他自己也未必解释得清楚的故事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总是很清楚自己在写什么,而可怜的托尔斯泰却从来没弄清楚过自己所讲述的一切,而且越说越糊涂,直至断然弃家出走。因为那颗灵魂在陀思妥也夫斯基心中是清晰可辨的,而在托尔斯泰心中却是晦暗不明的。托尔斯泰时常似乎很明确地讲说着他想说的故事,但说着说着就突然离开了原定的轨道,冒出一个连他都不曾料到的念头,或者跳出一个他根本不想接受的细节。那个娜塔莎在他笔下原本是个十分可爱的纯情少女,而他又为她安排好了一个贤妻良母的结局,其温柔美丽一如拉斐尔画中的圣女圣母。然而突然,这个纯洁的女子在故事中邪恶地跳动了一下,尽管很快被作者的慈爱宽怀所抚平和释然,但这个邪念却从此深深地根植在作者的内心深处,并且躁动不安,直到它变成安娜•卡列尼娜才如愿以偿。

 

    安娜•卡列尼娜形象本来是想展开在娜塔莎那里萌发的偷情邪念的,但托氏写着写着,那颗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俄罗斯灵魂却十分明确地告诉他,这个偷情的女人是美丽的,无可指责的。当庸众朝一个妓女扔石块时,耶稣制止了这样的野蛮,并且问他们:你们中间谁能保证自己是纯洁无邪的;而当托尔斯泰企图在一个偷情故事中谴责那个“邪恶”的女人公时,他潜意识中的俄罗斯灵魂却悄悄地站出来维护了她,并且以她的自杀在精神上惩罚了整个道貌岸然的以讲法语为荣的俄国上流社会。似乎是这种惩罚还意犹未尽,安娜•卡列尼娜到了《复活》一著中变成了受侮辱受损害的玛丝洛娃。在此,不是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而是迫害者乞求受害者的宽恕。

 

  这样的忏悔只消再跨前一步,就成了陀氏《罪与罚》的意象:罪恶寻找惩罚。当然,这个意象不是在托氏的又一部长篇中完成的,而是在他晚年所写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主与仆》中预告的:它们预告了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最后审判,预告了这最后审判的审判的判决结果,预告了托氏在世俗的光辉灿烂的八十诞辰之后的断然出走,走向乡野,走向虚无,走向广袤的俄罗斯大地,最后与那个神秘的灵魂融为一体。

 

    虽然在历史的时间表上,陀氏的手记先于托氏的忏悔;但在精神的内在逻辑上,托氏的归宿却是陀氏的起点。在托尔斯泰终止的地方,或者说在他死去的那个小车站上,陀思妥也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手记和他的呼号。死亡的风雪卷走了托尔斯泰的一生,但吹开了陀思妥也夫斯基敏锐的心扉。当世俗的人们一遍遍颂赞着伟大的托尔斯泰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这恰好就是那位老人最后放弃的荣耀之一。因为在托氏的最后审判面前,使他感到光荣的不是那样的赞美连同后来被看作镜子的命运,而是他最终的出走,而是他对先前的一切的断然放弃。西方文化的浸淫曾经使他迷失了自己的灵魂,成为一个虔诚而不无可疑的道德说教者,一个如同雨果那样的人道主义者;然而,他的小说,尤其是他小说中情不自禁流露的那些邪念、那些潜意识,却把他一步一步地引向了他理应所属的那颗俄罗斯文化灵魂,直至最后放弃了他的优雅人生和他的彪炳业绩。假如他活得再长一些,也许他能向人们证明他是另外一个托尔斯泰;但他恰恰在大彻大悟的关头撒手人世,结果留下了那个与他最后的心愿相背的、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截然相反的人文形象;这个形象既不是弃子也不是流浪汉,而是一个时常作农民装束的绅士,一个有教养的俄罗斯上流人物,一个理性的力图拯救世界和完善自身灵魂的文学大师,一个二二得四那样的永恒真理。


附注:今日读完将近二十年前写的这个段落,发现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陀思妥也夫斯基从牢房起步的小说,源自其与十二月党人一起上刑场陪绑的经历。要让一个小学生相信二二得四是容易的,但要让一个曾经被枪毙过的死囚相信二二得四,不太容易。同样,凡高也不会相信。凡高从阴沉沉的食土豆者走入阿尔的阳光。陀氏更加彻底,直接从刑场闯进文学。这与其说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是一具幽灵。

二0一二年九月十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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