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美与抒情派文学

——重读苗长水的小说

作为山东知名作家的苗长水在80年代中后期就闻名全国，以《冬天和夏天的区别》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2年获“庄重文学奖”，2002年获得“冯牧文学奖”。可惜的是近十多年来我们很少读到苗长水的作品，苗长水的创作高峰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而实际上他还是一位相当年轻的作家，与山东其他几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张炜、莫言、赵德发、李贯通、刘玉堂等年龄不相上下，90年代中期，才进入不惑之年，正是写作长篇力作的绝佳年龄，这位昔日的文坛才子为何犹豫了，拘谨了？透过作者昔日留给我们的文本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当然这种分析解读是有些冒险的，要确切地去把握一个正值中年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内因是不容易的，本文对苗长水作品的重新解读的意义也许在于以苗长水为切入点认识文学创作与文化命脉之间的牵连关系，苗长水的创作折射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之路，它关乎文学与地域文化，文学与革命战争，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审美，文学与理想，文学与民族精神等重大的精神命题。

苗长水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了当代评论家的高度评价，雷达曾在《传统的创化》[1]一文中高度地评价苗长水小说的独创性：“创造性地处理传统题材，重新叙述一个老故事”，“他主要不是致力刻画完整的性格，也无意于再现历史生活的宏伟场景，他躲着走，把浓郁的笔墨全都倾洒在人情和人性的领地，他要努力发现的是穿越历史烽烟的沉重而坚忍的民族灵魂，他吟唱的是一支艰难岁月中民族的、乡土的青春赞歌。”在其他的一些评论文章中，苗长水的小说是作为“美的文学”来看待的，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长长流水，款款深情——记济南部队青年作家苗长水》[2]，《深情地营造美的世界：论苗长水的小说创作》[3]，《晴空和新雪:苗长水小说意境漫谈》[4]，《一派清音出沂蒙：读苗长水近作》[5]，《梦魂萦绕中的童年乡土世界:苗长水小说中的一种审美视角》[6]，《浑黄中的一片绿地:苗长水论》[7]。确实，在苗长水的小说中有太多的“美”存在：美的人物，美的心灵，美的景物，美的意象，美的语言，有优美也有壮美，有情感之美也有灵魂之美。这些美来自沂蒙民间的淳朴和善良，也来自齐鲁文化的“义”和“礼”，是现代革命战争中的民族精神灵魂，也是来自人性深处的心灵颂歌。雷达说苗长水所写的故事框架和情节结构与五十年代的很多作品颇为相似，但那个时代的作品政治化的痕迹太重，苗长水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成功地实现了将战争文学中的宏大命题人情化，与当代的时代主潮实现了对接。那种“革命英雄主义”，“军民鱼水之情”，“个人服从革命”的优秀传统已转化为一种“民族性格和精神心理”。

“人性”和“审美”是近些年文学评论中的常用用语，既是一种描述性用语，也是一种文学的评价尺度，它意味着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认知出发点。在苗长水的小说中，我们见到的是对“美”的追求，美的核心因素是人性的美，苗长水的小说发掘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的基本传统。

苗长水小说中的人性美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塑造了一大批朴实、善良、聪明、智慧、乐观、坚贞、血性、温情的人物形象。拿苗长水小说中的女子来说，那简直都是美神和爱神的化身。黑格尔老人曾有言：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美丽。如果一个作家要写一个美丽的女性，不妨写她们的爱情。《染坊之子》中的表姐润儿美丽、聪明、善良而坚韧，在少年赵林的眼里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儿”，由于土匪入侵她死了父母，还被土匪糟蹋了年轻的身体。这样一个身心受损的刚刚成年的女孩，在刚刚恢复生命的元气之后坚强地担起了生活的担子，以其果敢的胆识和聪慧重新撑起了染坊。小说在叙述润儿筹划重开染坊的时候写道：“表姐那专注在染布工具上的纯洁神情，好像是照在他心灵上的阳光。阳光中有一个蓝色的世界，全部用蓝色组成的美丽世界，这个世界吸引着他的全部心灵。”小说中还几次叙述润儿带着赵林在村边洗澡的情景，这是一个刚成年的女子带着一个大男孩在河里洗澡的场面，小说把这个场景写得明净而美丽，让人感到了身体的高贵和一个女孩爱美的情怀，也见证了赵林和表姐之间由朦胧初动到生死相依的感情过程。表弟赵林长大了娶了润儿，姐弟相依为命，在平静的人生之中，他们的人格精神如同他们的染艺一样光辉灿烂。因情而显得美丽的女子还有《非凡的大姨》中的李兰芳，她是积极地参加支前的好女子，也是一个有着纯洁心灵的渴望爱情的女子，为了一个并没有实现的愿望，在她的内心中留下了一段丰沛的青春怀念。《秋雨之艳》中的乡下小姑娘香艳聪明干练，活泼纯朴，充满活力，对生活有很高的热情，但她很不幸地要为自己的哥哥换亲，这一切并没有压抑她活泼的天性，“小脸儿像牡丹一样娇艳，笑声在烟雨中传来，那么洒脱，充满绝望，充满活力。”《我的南温河》中的护士傅利和伤兵周秋波之间的交往充满喜剧性，那种男女之间萌动的情愫和相互信任的真诚将两个有情人之间的心犀相通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种为高贵的爱而生的女子在《等待》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小说的主人公付海涛简直就是爱神的化身，她为自己的感情而忠实的等待所发出的人性的光辉是那么的耀眼。

其次是小说中营造了很多优美的场面，形成了美的意境。《犁越芳塚》中“犁越芳塚”这一场景包含的是沂蒙山人的宽厚。《染坊之子》中“晴空和新雪”两种颜色染成的顶棚成为一件艺术品被美国人收藏在“东方民间工艺博物馆”，它象征了小说主人公赵林和润儿高洁的心灵。苗长水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小说中打动读者的主要是那些人间真情的力量和人物高尚的心灵。小说在表现这种心灵境界的时候习惯运用抒情的笔法。如《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的结尾：“四季变化，冬去夏来，人怎样才能感觉到它？感觉到冬的凝重，夏的热烈，春风春水，秋色旖旎？只有在人的心里充满激情，充满着爱，充满着高尚情感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它那每一点细微的差别。”这是一个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沂蒙山汉子李山朴实的季节性体验，和血肉丰满、情感细腻的主人公形象相一致。《我的南温河》结尾也是抒情性的篇章，让人想起孙犁《铁木前传》结尾的抒情段落。这些抒情性的段落是与小说不注重曲折的情节叙写而注重对人物心灵的描绘相适应的。

其三是小说的语言很美。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优美的语言是与表现人物心灵美相适应的。朱向前在评论苗长水的小说时说：“苗长水的叙述平实而不平淡，从容而意味蕴藉，扎实而意境空灵。”[8]在苗长水的叙述语言之外，小说中还有很多地方穿插了沂蒙山小调这样的地方性民歌，它们也与生动朴实的沂蒙山人形象相互辉映。

苗长水对革命战争的现代改写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历史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莫言通过对历史的改写发现了一个野性的民间生活世界，乔良在他的小说中通过灵魂的冲突再现了革命军人的精神底色，而张贤亮、王安忆已经开始从人自身的身体困惑出发来回忆当年的政治生活。对中国现代的革命历史的改写到了1993年的《白鹿原》中已经变得非常自觉和成熟，在抛弃了政治视角之后，中国当代作家开始了对影响中国历史的革命年代重新审视，这种对历史的改写预示着中国作家对历史的反思与深入已经开始采用多重的视角，而人性的视角和民间的情感是历史与文学重新结合的重要渠道。苗长水的小说不仅以一种新的方式叙写了革命战争事件，从小说的叙事传统来看，苗长水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叙写民间温情世界的叙述传统在沂蒙老区的历史中实现了重新结合。这是一个由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所叙写的温情的民间世界，苗长水继承并发扬了它。苗长水自己曾坦言他的小说受到了孙犁小说的影响[9]。在我们所读到的苗长水的小说中，他描述了一个明晰而美丽的乡间生活世界，叙述的角度是普通人的人道情怀，叙述的事件是生活的细节和人情世故，叙述的速度是舒缓而从容的，叙述的情节是明晰而简单的。苗长水曾言，他要写一部《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而实际上他的作品已经具有了《静静的顿河》的某些品质。

有意味的是苗长水在对沂蒙山人的生活世界展开采风式的发掘之时，正是先锋小说家大肆铺张人性之恶的时候。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苗长水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民间温情的视角去叙述沂蒙山的革命旧事。苗长水出生于５０年代初，他这一代成长于新中国的青年所接受的基本的文学影响是有关革命文化的，他真正开始写作的年代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他曾说自己的真正的写作的开始是在军艺读书之后。看看苗长水的两个基本的创作素材：一是沂蒙的生活旧事，一是军旅生活。一个人的生活记忆和情感想象决定了他的基本写作路向，苗长水在济南度过他的童年，但他与自己家乡的情感却是那样的割舍不断，他的父亲苗得雨是著名的沂蒙诗人，他的祖母是个会讲故事的沂蒙妇女，他是听着祖母的故事长大的。 20世纪上半叶的沂蒙山是红色的革命老区，发生在沂蒙山的革命支前故事、红嫂精神伴随着《沂蒙颂》和《沂蒙山小调》一起传遍了大江南北，作为沂蒙山人的后代，在接受红色教育的环境中长大的苗长水自然是景仰沂蒙山水与沂蒙人的。对于苗长水来说，他出生在沂蒙山区，在沂蒙山有过短暂的童年，却是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对沂蒙山人的审视就多了一重外出游子对故乡人的情怀，在谈到与其他沂蒙作家的不同之处的时候，他曾说自己是城市的孩子写沂蒙，而赵德发、刘玉堂等作家是农村的孩子写沂蒙，从这些个人的身世经历中我们也许能够触及到苗长水的创作心理动机，那是一个沂蒙山人的后代对自己故土的全部情感和热忱。他曾在３０来岁的时候托人弄了一张沂蒙山区的军用地图，然后一个点一个点地跑，带着自己对家乡的感情去了解沂蒙山人，搜集遗失在乡间的民间历史记忆，“他跑的村子多，结交的人也多，乡村教师、说书的、唱戏的、变戏法的、赌徒、贩牲口的经纪、性情刚烈的姑娘……三教九流，无所不交。”[10]他曾说：“人走在为他制造过血肉、家族以及永远不能忘记的童年歌谣和故事的地方，那种感觉，是和走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一样的。”[11]这种深深的童年记忆是一个人一生都难以逃脱的情感基石，在苗长水这里已经化到自觉的深思和充满深情的叙述之中。

不仅在对沂蒙山人的叙述中，苗长水采取的是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他的军旅小说中，他也是偏重对人物高尚的精神质素的发掘。在他的《爱之翼》、《我的南温河》、《等待》、《在南部扫雷》、《漏网之鱼》、《战后纪事》等作品中，他总是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了那种伟大的精神力量。这表示苗长水是一个以善良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他自信这种人间道义永存的必要性，自信“还是善良的人居多”[12]。这种“善良的眼睛”也许还来自苗长水自身性格上的特点，在生活中他是个特别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自己下厨，自己接送孩子上学。他高高的个子，却有着温和与细腻的个性，如同他的小说中没有激烈的东西，他“特别喜欢一个人在静寂的深夜中独自妄想”[13]。他还说：“我善于掩盖自己的痛苦和忧伤，总不愿让人知道或提起我有哪些痛苦和伤口。”[14]

在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写人性其实有两派，一派是对人性恶的审视，张爱玲的小说，８０年代的先锋小说，８０年代兴起的“新写实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派是对人性美的发掘，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小说是其代表。人性是人之本性，人性美和人性恶是人性的两个极端的状态。人性的复杂状态被视为是人性的本真状态，写人性的复杂多重的复调小说被视为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苗长水的小说对人性美的发掘是单调的，这一点已有很多的评论家所指出，也是苗长水自己所意识到的不足之处，在他的《明月之夕　风雨之夜》一文中他已经谈到了突破自己创作现状的思路：“我想有一天，我或许会写出一部壮怀激烈的、真正多声部的作品，这是我的理想。”

苗长水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派的继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情、人性历史的重新体认。这是对市民化小说所开创的对生活如实叙写的反驳。在张爱玲所开创的市民生活事件叙述中，多的是对人性自身的丑恶与生存真相的揭示，是生活的难堪和无奈，是人性自身的枷锁，是人生的苦闷和悲凉。这种世界不无现实的深度，但让人沉闷。这是一个被当代新写实小说以及当代都市生活小说所反复描述的一个世界，在这里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悖论和不如意，苦苦挣扎的主人公只能是时代的牺牲品或者是在夹缝中挣扎的可怜虫。这是一个下降的生活世界，真实而不可爱。

按照新潮小说家对叙事的理解，叙事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构方式，苗长水对现实的虚构方式包含着对生活中温情的理解。在他的小说中沂蒙山人的往事当然不是他自身经历的，但他能将其中的温情的东西写出来，这就说明在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化到了沂蒙山人的历史事件中。比如他的小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从小说的标题上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小说，据苗长水自己的回忆，这种对季节的敏感是自己的感觉，当时他乘坐公共汽车回老家，一下子感觉到了季节的变化，而人在很多时候一般是难以感觉到季节的变化的，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些的细微枝节之处，作家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

苗长水所面临的困境曾经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诗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时代的语境变了，商业化的浪潮和世俗生活空间的扩展，小说在都市的欲望化叙述中变得复杂了，存在主义的意味加强了，身居都市的苗长水不能永远吟唱深情的大山之歌，而打破自己熟悉的创作方式，寻求新的蜕变，这对于一个童年情结很深的人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苗长水为此搁笔了十余年，我们殷切地期待着他的蝉蜕。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我们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总是很微弱，现实主义的政治化提升和现代主义的生存困境式绝望弥漫了文学界，我们在认识文学的现实深度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文学的温情和力量，文学在本质上是献给那些伟大的灵魂的。现代商业社会名利得失的蔓延，侵蚀了人们的心灵，而伟大的文学传统就在于它奉献给读者人间的真情挚爱的力量，一种伟大的人格的力量，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在这种视野中，苗长水的小说是我们的优秀文学传统的继续，他将是长久而永恒的。可惜的是这种既能见到人性的温情，又有大精神境界的作品，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近些年来我们看得多的是描写情欲的泛滥和感官的刺激的小说，也许这正是我们要重提苗长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