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罗丹说：“有情既是艺术”。王蒙先生说：“作家应具有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他们都说到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笔者有幸听到《花环》《坟茔》作者李存葆先生的几次授课，将他讲情感积累的经验之谈写出来，以供广大朋友及网友欣赏，提高写作水平，并借此打破什么文学创作上的神秘感、神圣感、玄学感。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克芹写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成名，他说：“写作上什么秘密也没有，只不过是注重了情感的积累，注意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而已，我是从山间小道上走出来的农民作家。”

    李存葆先生说：1979年初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我先到云南前线呆了七个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发现，在采访时我详细记录的那些战斗方案、战果、乃至英雄人物的壮举都在我脑中渐渐模糊了。但是，战争中那些“感情曝片”却越来越在我眼前闪亮；战前战后那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小镜头”仍不时在脑中闪回。在前线时，我听到这样一件小事：一天，一群傣家姑娘在溪边给从前线送下来的烈士洗涤遗体。这个傣家寨子中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给烈士洗遗体、穿衣入棺的事便由姑娘们来做。这时，一位傣家老阿爹走过来，声音颤抖地斥责姑娘们：“你们怎么这样狠心，凉------水凉啊！”姑娘们当即会意，急忙去抱柴禾，去烧温水。这件听来的小事使我心灵发颤：死者是没有知觉的，而傣家阿爹偏说水凉，多么圣洁的感情啊！我没有目睹这件事，但脑中却常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翠竹环抱的大山中，一泓清溪从远处流来。几个傣家姑娘怕是惊醒了烈士的睡梦，又怕触动那累累弹伤引起烈士的疼痛，含泪，用洁白的毛巾蘸着温水，在烈士的身上轻轻地擦拭着------

    还有一次，我去赶街，在集市上，我目睹到这样一个“镜头”：一位十六、七岁的苗族姑娘要买一位老大娘的一篮鸡蛋。这苗家的一老一少正在争执价格时，旁边有人告诉那位老大娘说，这位小姑娘是用献血的钱来买鸡蛋送给伤员的。老大娘一听，眼泪汪汪，一下挎起篮子对小姑娘说：“孩子，咋不早说------说了还用你花钱买，走，你领路，咱把鸡蛋给伤员送去！”周围卖鸡蛋的人们一听，也都默默无声地挎起鸡蛋篮子，排成一支长队，朝野战医院奔去。望着这支送鸡蛋的队伍，我顿时眼里模糊了------

    这些从普通民众、普通干部战士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情感，我尽力把它溶化到作品的字里行间。

    情感的积累不能靠一时一事，搞创作的应随时随地张开爱憎分明的情感之网，去扑捉情感的信息，并把它贮存起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澎湃的感情便可引起作者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由此而产生的作品才有可能撞开读者的心扉。多年来，我接触连队和战士比较多。我常常觉得，战士是艰苦和困难的代名词，革命军人是人世间付出代价最高、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1981年秋我去华北某地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生活，采访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连队在深山里施工一年半，任务完成后，下山的时候是晚上，通信员在前面打着手电照路，后面的战士一个拽着一个的衣服往山下走，象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一样。为啥？因为在深山里施工期间很少吃到水果和青菜，全得了夜盲症！当时我深深感到，正是这些普通的干部战士，他们不思酬劳，不计荣辱，抵御了外侮，捍卫着华夏。有些人对部队的真实生活并不了解，特别是住在城市里的青年人。看完演习回到北京，一天，在西单我无意中发现，一位外地来的战士（事后我知道他是从黑龙江边防部队来的），向两位“摩登”青年问去颐和园该怎样乘车。其中一位青年装得很认真地样子，告诉那位战士先坐去东单的车，然后再如何转车，末了说：“我俩都是老北京，保准错不了！”战士连声称谢。那两位时髦青年走出二十几步远后，仰天吹了两声口哨，便哼了起来。我连忙上前拉下将要蹬车的战士，告诉他去颐和园该怎样乘车。那位朴实的士兵愣了半天神，继而重重地长叹了一声。从北京返回济南后，那声长叹仍不时地刺痛我的心。我感到，作为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我有责任把部队的真实生活，把士兵的战斗风貌和可爱之处告诉广大读者，也告诉那仰天吹口哨的年轻的同胞。这些所见所闻，这些情感积累，是后来诱发我写《花环》的动因之一。

   “情者文之经”。文学的特殊力量在于感染，在于以情动人。情感因素是我们审美感觉中最基本的因素。在欣赏作品时是这样，在进行文学创作和形象思维过程中也是这样。在我们进行生活积累时，应随时注意情感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的字里行间流动着作者对生活的真情实感。

    李存葆给我们留下了实在的宝贵财富。

                         2016年3月11日安城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