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原始社会开创的文明，一是劳动，二是聚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的规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共同协作的好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印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原始社会一个个合作共生的群体称为原始公社，并分析了在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人类在公社的一定范围内实行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守望相助、患难与共，抵御自然灾害、抗击外敌入侵，孕育了聚合文化。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随着家庭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开始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公社范围内的联合生产方式。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食货三》中记述了黄帝（中华民族创始人之一）带领人们从事“井田制”合作生产的状况：“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婚聚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训、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平息）”。黄帝创建的“井田制”表明，人类在生产、消费中形成互助合作、信用合作，这是文明与智慧的象征。

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自然而然地从单独谋生向聚合谋生转变，由单个、分散劳动向联合劳动转变，由个体自我发展向共同发展转变，这是人类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个规律更为明显。华夏早期文明中的聚合，就是互助合作，合作生产、合作消费、在合作中共生。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合作制探索及合作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却研究了欧洲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提出分析意见，“这是积极公民的共同私有制”，包括“不动产私有制”和“动产私有制”，公社是“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