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本应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系列科学制度。199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是作为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方向提出的。在天津召开座谈会研讨这个问题时，南大一位资深教授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包括股份制，也包括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集体经济研究会在东北召开研讨会时曾重点研究股份合作制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集体经济战线的同志们认识是一致的。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很深的专家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非驴非马”，应把股份制当作唯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受其影响，股份合作制改革被边缘化了。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刘杰、副会长戴苏理和何光等当时曾反复宣讲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的区别和联系。把股份制当作唯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形式，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那么马克思的本意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规律中，在研究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力发展中追求规模扩张时，提出企业制度演进的轨迹（如前所述）。马克思指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由于投资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投资风险的增加，单个资本难以突破进入壁垒，同时也无力承担投资风险。股份公司由于既能分担资本风险，又能快速集中资本，因此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他的本质仍然是资本雇佣劳动，企业的决策、控制及分配仍然是以资为本，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依然存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两种扬弃资本所有权而向公共占有过渡的形式，一种是股份公司，另一种是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他说：“工人们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已经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的扬弃，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的扬弃”。（《资本论》第3卷492—4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6月第1版）马克思认为，在股份制内，已经开始了个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转化还难以克服社会财富与私人财富的对立，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消极扬弃。探索和践行两个“扬弃”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对力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劳动者（含管理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是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的本意是股份制、合作制都要发展，这两种制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极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克服。体现马克思的意愿，国有和集体性质的股份公司必须从“消极的扬弃”向“积极的扬弃”转化，更充分地体现劳动群众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和共享发展成果。

马克思的本意还有一个重要设想就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讲：“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对此，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卫兴华的诠释是：马克思设计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集体性社会结构。劳动者是摆脱了受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在新社会制度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只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为实现这一原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现这个伟大目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领袖们都曾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进行不懈奋斗与探索，未来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我们一定能为马克思设计的自由人联合体注入中国和时代内涵。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新的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动能转换的新考验，面临知识型员工占比越来越大、新老员工融合期激发活力的新考验，面临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生产（管理）能力不适应和生产关系新变化的考验，我们应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企业制度创新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找到企业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比如，现在正在修订《公司法》，期望新的《公司法》更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现在有人民代表提议尽快制定《合作社法》，期望未来的《合作社法》更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借鉴吸收此前的一切文明与智慧，吸取历史上出现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和行为的教训，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规律，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