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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斌_黄石
刘国斌_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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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闲话闲说
封面·2010年拍摄于甘南合作市藏族小学

有这样一则故事,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笑话,说,当年有人希望编写一部白话版的小学国文教材,想起来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适博士,于是请他主笔。胡适博士冥思苦想了好几个礼拜,写好了第一课,它只有六个字:“来来来,来上学!”事情传开来,学界为之大哗,纷纷指责:这是什么课文?事主很是惶急,又遍请教授专家,社会闻人重新编写第一课。也是过了好几个礼拜,第一课也写好了,还是六个字:“去去去,去读书!”大家想一想,觉得还不如胡博士的那六个字。

我不知道这则故事是不是真的,但是,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就是一个笑话。趣味的因子当然也源于两篇课文的对照,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也普遍认为,这是什么课文?

现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三套老教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最早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初版于1917年。由著名教育界人士编写的是开明书店的《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主笔,丰子恺书写文字和绘图,初版于1932年。另一本是世界书局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也初版于1930年代。我们可以引举几个例子。先说叶圣陶、丰子恺二先生编写的教材。第1、2课是图画,分别是《早上起来》和《上学去》。第3课是《先生早》,图画上的文字是:“‘先生,早。’‘小朋友,早。’”第4课是《红花开》,图画上的文字是:“红花开。白花开。红花白花朵朵开。”第5课就和我们前面说的“来来来”有一点点关系了,是《来拍球》,文字是“来,来,来,小朋友,来拍球。”

难得的是,这套书的上册全是丰子恺先生的手绘漫画和绝大部分的丰子恺先生手写的课文,下册依然有手绘图画,一部分手写课文和一部分印刷文字。这是很下功夫的一件事儿。

再看世界书局的本子,由魏冰心等编,薛天汉等校订。第1课到第4课也都是图画,分别讲说小猫,小狗,鱼和昆虫。第5课也是和我们说的“来来来”有关,叫《小弟弟》,文字是:“小弟弟,小妹妹,来,来,来。”第6课是《小妹妹》,文字是:“小妹妹,大哥哥,来来来,来拍球。”下一课是:“姐姐唱歌,哥哥拍球,小弟弟,拍拍手。”

商务是最早的本子,庄俞等编写,张元济校订。时革命成功不久,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始,课文大多是关于日常生活见闻,社会人际规范,传统亲情原则的内容,它到第34课才开始有正式的文字,是:“夜间早眠,日间早起。”后面是个人强身健体,清洁卫生的教导。第37课我觉得很有意思,叫《节饮食》,文字是:“渴则饮,饥则食,多饮多食,皆能伤身。”第52课《职业》是这样表述的:“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至于穿衣戴帽,身体发肤,四时蚕桑,花鸟虫鱼,这部教材也都有不俗的介绍。

应当承认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教育的内容理当发生很多、很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总是可以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平台的,我认为,这个平台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叫做“学习”。即使是在孔子的时代,也强调“学而时习之”,习的本义,《说文》的解释是:习,数飞也。说“习”就是小鸟多次地飞来飞去,是小鸟做出的生存能力的训练。所以我的理解是,“习”并不是为了满足“学”的需要,习是目的,学只不过是是工具。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问题:谁是“学习”的主体,学习主体之“学”的内容能否得到“习”,也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完成或者实践所“学”的内容?当然,也可以说,他们能不能够、愿不愿意接受,喜欢不喜欢所“学”的内容?

顺便说,在今天的基础教育中,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解释为听课和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是听课,习是做作业。对孔夫子说来,这无异是一种嘲讽。学习难道是上课和做作业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简称《德洛尔报告》)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个支柱:

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学会认知指的是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事指能对自己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指与他人一道参加应当参与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学会生存指如何看待人生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可以说成是发展自己。

但是这四种能力并非平行并列的,其中有一种是作为基础来强调的能力,这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其余三种能力则是学会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在该报告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生活的传统范畴发生深刻变化之后,迫使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他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迫切需要。人们有相互了解、和平交流以及和睦相处的需要,这几方面正是我们的世界最为缺少的。”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还是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提出的教育思想,都和我们现在施行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实操很不相同。然而,撼山易,撼应试教育难。我们知道的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就是钱理群。他2002年从北大退休,然后做了一个志愿者,到南京师大附中去教书。开始有很多学生来听他的课,后来只剩下二三十人。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站起来发言说:“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你的课。”钱理群听了之后,顿时气馁。

2012年,钱理群宣布他的教育改革失败。在退出教育的时候,钱理群说了一句话:不能为应试服务的教育无法立足。这句话我个人听起来感到非常的悲哀。

从2003年到退休之前,我一直在从事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的工作,为中小学教师做教育理念的培训。主要的理念便是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讲课的时候,有老师站起来说,刘教授,我知道您说的很有道理,但如果像您讲的那样去上课,我们工资都拿不到,甚至无法在学校生存。

这位老师说的是实话。我们都无力改变目前的状况,无论是学校,还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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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0 10:57)
分类: 闲话闲说
封面·民国初年的老课本

上次说到我很喜欢《古史辨》这也是有原因的。还是在1923年到1924年的时候,顾颉刚等一些人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当时,顾颉刚在“朴社”管理财务。朴社是郑振铎等一干人为了反抗商务印书馆的剥削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社团,隶属于文学研究会。它又是一家书店,我们今天叫出版社。因为是书店嘛,所以朴社的同仁们便叫他将这些讨论编一本书,好拿来卖钱。但顾颉刚是个完美主义者,正在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没有结论,他想等到初步结论出来再出版这本书。那个时候没什么版权意识,只是强调稿费,因此上海的一家书店抢先编辑了一部书,叫《古史讨论集》,于是朴社同事纷纷对顾颉刚表示了不满。他这才着手编辑《古史辨》一书,1926年出版了第一册。

为什么要交代这个背景呢,意思是,当时在《读书杂志》发布讨论文章是没有门槛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职称,也没有很严格的学术讨论格式要求,只要是合乎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讨论的内容,都可以得到发表。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点。不像现在的学界,由一些学阀给控制着,你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或者说有冲突,那就别想得到发表。

我讲一个故事。十多年之前,我给旅游专业的学生讲中国文化史,这是开学的第一天上课,学生和老师都没拿到教材,等于是空口白讲。但很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位敬业的督导来听课,这些督导要么是退休的资深教授,要么是从前各个学院的领导。当时我讲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说:任何精神现象源出于物质的本体。而文化总是依赖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

我说,那么,中国文化产生于怎样的一种生存环境中呢?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按照中国今天的版图,由西至西南,天山,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将中国与西亚和南亚隔开。西北是茫茫的戈壁与沙漠。由东至南是大海,它不是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而是古人完全无法征服,难以逾越的太平洋。这样,由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的东亚大陆,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相对独立的板块。这样,缺乏有效的征服自然的手段的条件,中国远古的先民几乎无法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

我说,不仅如此,中国大陆内部的地形条件也非常复杂,第一道屏障是两条东西走向的大型河流,黄河和长江,在大陆内部形成阻绝。第二道屏障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大陆地形的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是以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为界限,切割出青藏高原;第二级阶梯是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为界限,切割出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其中也包括几个重要的盆地,比如塔里木盆地,准喀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第三级阶梯就是上述山脉以东的地带,主要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众多的丘陵地带。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阻绝之下,就是同在东亚大陆板块内部的人们,交流起来也相当困难。我这样说,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而言的,假如仅仅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讨论,障碍更多,交流的困难也很大。于是大家各自呆在某个固定的地区,形成以宗族为聚落区的宗法制,形成了中国内部文化呈现出来的多样性。

一节课讲不了很多的东西嘛。下课的时候,督导老先生对我的课做出评价,先说讲得不错,不过,他有一个“但书”。他说,你仅仅从生存环境的角度来讲述中国文化的形成,恐怕还是有些问题。督导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你不可反驳,我唯唯而已。心里头却多有腹诽之言,想,你一个学工科的,只是听了一节起手的课,在这里乱丫丫,懂个狗屁啊。所以,他以为自己身份特殊,所以啥都懂,这就很让人讨厌。后来我也做了督导,也到处听人家讲课,但绝不对人家的讲课内容进行评价。我一个学文科的,遇到讲医学课的,我懂个狗屁啊!

所以我觉得“古史辨”时期的那种讨论非常好,非常开放,你只要有想法就可以讲出来,讲得对不对,讲得好不好,研究方法正确或者错误,我们可以讨论,甚至可以争辩嘛。

继续讲淘书。前面晒了一些小说,说我这人以前不爱买小说,比如古代小说仅仅只有四本名著,其他都没买。后来上开放教育“明清小说”课程,于是四处去淘古代小说,我手头的《杨家府演义》,《封神演义》,《镜花缘》,《说唐》,《东周列国志》,甚至包括《儒林外史》都是在书摊淘来,大致上都为3元5元一本,比书店买来要便宜许多,很符合我这种老抠的生存习惯。

另外,我很少购买鲁迅的单行本,总想着买一套全集省事。到了退休,买全集的心思也没有了,退而求其次,于是在书摊上淘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的集子,虽然品相差了点,但还是可以阅读的,差不多买全了吧。啥时候抽时间给好好读一下。我觉得鲁迅虽然脾气不太好,老想和人吵嘴,得罪人,但他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反思相当深刻。这是一个读了很多古书,又到外面去开阔了视野的人才能够做到的。留学过的人和没留学的人,思想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另外,因为是师范专业毕业,对从前的中小学课本比较感兴趣,当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民国老课本丛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三种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我赶紧到书店去买了来。我这个习惯的来源很早,那还是在文革之前,表哥高中毕业当兵去了,留下了他的一箱子书籍,其中他的课本中有两册《文学》,读起来很过瘾,这就想着,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学生的语文书中都写的什么内容。说起来也和我的工作有关。所以我淘书也比较关注语文课本这一类型。有些图前几篇晒过,就不重复了。

有一件事却让我想了好半天。我有一本《荀子简注》,一本《王荆公年谱》,一本是从下陆钢铁厂党委宣传部流出,一本从黄石市委党校五七干校流出。开始有点纳闷,这两本书和宣传部、党校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想清楚了,原来和评法批儒有关,荀子虽然是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儒,但研究者说他具有法家思想,荀子有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个叫韩非,一个叫李斯,后来我们称之为先秦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也是法家。不过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法家分子的人品和人性都非常地糟糕,包括秦始皇,包括商鞅和李斯,当然也包括王安石。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推崇王安石,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贯的评价就是一个奸臣,一个奸相,名声不会比李林甫,杨国忠,蔡京,贾似道,严嵩这些人好。

这个事情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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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7 22:49)
分类: 闲话闲说
封面·淘到的西方间谍小说

有朋友说,他到书摊贩家中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书,包括武侠小说之类。其实我也淘这一类闲书,它包括几种类型。一种是口口将近结束时候出版的内部书籍,比如《第三口口的兴亡》、《基辛格》、《巴顿将军》、《苏联是口口口口国家吗》等,算是比较高雅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后来出版的西方惊险小说,很多是间谍小说,比如《五狮谷争雄》、《火狐》、《雪球》、《金卷蛇之谜》。也有阿加莎·克里斯蒂、乔治·西默农、艾勒里·奎恩的侦探小说,有一段时间也到处淘找谢尔顿的社会小说、或者说通俗小说来看。等而下之的就是日本西村寿行、盗版大薮春彦的大彦春树的黑社会推理小说,充满口口和口口的那种。最糟糕的即盗版的、冒充名家的一些武侠小说,有金童、全庸、仝庸的武侠。当然,也有港台其他武侠小说家,比如陈青云、东方玉、萧逸、云中岳、柳残阳的小说,品质也不太高,和金庸那一拨人差距很大。

说它们是闲书,是因为其中的有一些是厕所书和饭桌书。厕所书不言自明,说饭桌书是指我吃晚饭常常和家人不太同步,一个人慢慢喝酒,慢慢吃饭,然后拿一本书随便看看,看完不看完亦不可惜,反正总是闲书,可看可不看的那种。那天到文化宫后门,一个老太婆在那里卖旧书,我看中一本1980年的《文史知识》和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材,问她多少钱,她两手一比划说,5元钱一本。我扭头就走。老太婆在后面喊,你说多少钱嘛。我说,一元钱一本,两本两元钱。被她叫了好多次,最后还是一元一本买下来。我说,这种书可有可不有,淘来好玩而已。看闲书也是这样,可看可不看,看了好玩而已。

现在不怎么看书了,因为它的动作既多,还得找一镇纸把书压着,而且也占了吃饭的地儿,所以现在选择的是找国产口口、间谍电视剧来看,抱一个大碗,菜饭两分,坐在电脑前吃喝,总是无事,从哪一集插进去都可以一路看下去,同时从哪里截断也没有遗憾。反正都是编了,你别当真,拿它当动作片,甚至体育片来看也挺过瘾的。

不过我觉得阅读西方的间谍小说还是很有收获。当年我们处在一个极端封闭的环境之中,绝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简直一无所知,即使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很多信息还是被屏蔽了的。我大概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阅读过很多西方间谍小说,《雪球》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还没有引进詹姆斯·邦德,小说中讲到口口国家的事情常令我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比如大反派往往是克格勃身份的俄国上校,他们对于金钱的贪婪,享乐主义的追求,对于自己信仰的背叛,以及对于人命的漠视,都可以让我在心惊肉跳之后重新审视一些问题。

当然,这些小说也让我很早就知道了阿富汗以及伊朗的一些事件,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知道沙俄、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与伊朗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它不是历史,但也可以传达出一些历史的信息。

英国通俗小说大师肯·福莱特的《五狮谷争雄》和美国的沃伦·摩菲的《金卷蛇之谜》就是以阿富汗与伊朗事件为背景的,虽然它们是西方视角的描述。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小说就是《金卷蛇之谜》,每次拿到它,非得看下去不可。这部小说让我知道了瑜伽原来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比如说龟息术,比如口口口,口口口,前世今生……国内最早推介的茨威格的小说是《象棋的故事》,写了一个坐牢靠阅读棋谱打发时间的囚犯,最后变成了国际象棋大师的故事。而《金卷蛇之谜》小说中却有一个美国间谍,以国际象棋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到处活动,口口口口,奇幻无比。在那一段时间之前,我阅读过阿城的《棋王》,三个下棋的人在我的脑海中转来转去,仔细想想,彼此之间又有一些特别的交集,似乎都和口口,和口口口口有关。

又比如一本叫做《火狐》的小说,是英国的小说家克雷格·托马斯在1977年写的。小说讲述前苏联在米格25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一款全新的战斗机,即米格31。这款战斗机最先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接受飞行员的脑电波的控制来完成各种动作,包括翻滚和发射导弹。北约认为它给西方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于是,口战中的空中英雄甘德受命去偷窃这架被北约称之为“火狐”的战斗机。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后来好莱坞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却不怎么卖座。我比较好奇的是,人的脑电波是不是真的能控制机器或者电脑。假如能够,那就好了,你坐在电脑前控制PS,说,我要将自己的照片处理成为某一种风格,比如说黑金风格吧,或者我将要写作一组《闲话淘书》。然后电脑上就将任务给完成了。

不过,后一类杂书流失得非常多,我这人基本上不向别人借书,也不怎么借书给人。我对女儿,对学生有一句话,让他们永远铭记,并作为人生格言,那就是,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放到书籍上来说,同样如此,不要向别人借书,也不要借书给别人。因为但凡借出去的书,通常收不回。不过这类闲书,我可以允许人家随便拿取,毕竟这些小说看完了就没啥意义了。有一天,某朋友说老婆孩子出门去了,一个人在家无聊,找我借小说看。那天抱了将近20本惊险小说离开,鸿飞渺渺,它们再也没有回到我这里来,《火狐》也在其中。

我的这样的朋友不止一个,因此我丢失的这类书岂止三、五十本。写这个帖子的时候,发现《第三口口的兴亡》和《巴顿将军》也找不到了。话说我读《苏联是口口口口国家吗》和《第三口口的兴亡》还是在1970年代的中期读到的,内部发行,父亲农场图书室借来。当时看过许多这类书,比如《丘吉尔传》等。《巴顿将军》是大学读到,后来才淘到的。我的书柜太多,包括几个封闭式的书柜,翻书很不容易,但它们一定在某个地方。

上次有朋友说,发几幅你的绘画作品来看看。那就发几幅后来画的石膏像和一个速写吧,这已经是1990年代初的事情了,女儿要学画画,临时画来给她做样本的,早期的画都被弟弟给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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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7 05:53)
分类: 闲话闲说
封面·我淘到的绘画书

说到开门办学和江北农场,这个也和淘书有关。我的“玩物丧志”博文专题中有一组“学画记”,就讲到淘书的事情。

我大概在10岁左右开始自学绘画,这样说似乎有点无耻,它只能算是涂鸦,属于自学不成才的那种。因为没有老师教授,所以非常羡慕别人手头的专业绘画书籍,但是只是到了黄石之后,我才找到了真正的教我绘画的教材,那就是哈定的《怎样画铅笔画》。那一年到江北农场开门办学,一位同学带了一本佐治·伯里曼的《人体与绘画》,看到这本书,两眼都有点发绿,大坏狼似的。抢过来反复观看临摹,如甘醪醴。后来还找来薄纸,蒙在原图上,复制了一套图片。哈定的《怎样画铅笔画》也是借人的,亦反复临摹。

这种借人家绘画书籍拿来学习的经历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特别浓重,后来淘书的时候,见着绘画书便一股脑给买下,也不管是不是累赘重复,很三观正确地思忖着,即使自己不用,多出的那一本,将来遇上和我有一样期待,同时缺少参考书濡染的少年,便赠送了给他,也聊可解其潜心向学却苦无门径之饥渴。当然,淘这些书的时候女儿也在学美术,不过她有专业的教材和专业的老师教,和我淘这类书并不怎么搭界,而且,似乎她也看不上我这类速成学习的绘画书。

为什么女儿看不上我的这些绘画书呢,因为我的绝大部分绘画书都是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叫做工农兵美术技法丛书。虽然它也讲授一些封资修的绘画常识,但选择的画样大多是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之类,孩子是80后,学习的又是美术专业,哪里能够看得上这些东西。我倒是很珍惜它们,与其说是还想重操旧业,不如说是怀旧情绪在作祟。而且,你知道,画画是一件很脏的事情,除非有专门的画室,不然会弄得满墙满地甚至满屋都是颜料的残迹,女人接受不了这个。当年一个人过,画室就是我家的书房和卧室,洗笔时随手一甩,床单上,蚊帐上,墙上,地上,都是一道道的痕迹,搞得家里简直就像一个猪窝。

后来我学国画,画好之后还得自行装裱,我家的木门上就是一道道的刀痕。装裱之后切割下来画面造成的。好在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家中仅有母亲,她这人一切都听儿子的,也不管事,所以我得到了极端的自由。我在自己的一组《学画记》中是这样写的:“那时常常停电,每到晚上,点起一盏煤油灯,在临窗的小桌上看书画画。风吹得满墙未经装裱的画哗啦啦响动,今天想起来,真有几分鬼气森森,阴寒逼人,当时却浑然不觉矣。”

顺便说说开门办学这个词,年轻一点朋友的不怎么了解它。它来自于毛主席的一句话说,学生不仅要学工,学农,也要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所谓的走出去,请进来,打开大门到外面去学习,请工宣队到学校里来教学,是谓开门办学。

说句没心没肺的话,其实当年我们倒是蛮喜欢开门办学的,一个班级分了三、四个组,撒到黄石城乡各地,学什么的都有,亦可以彼此走动,相当于本埠游,何乐不为?我们这个组学习的是水产养殖和拖拉机维修(这个更混搭)。说好玩,是有时候老师会回家探亲,于是晚上几个男同学跑到女生宿舍里,给她们讲一双绣花鞋啊,还有关于妖魔鬼怪的故事啊,大致上相当于今天的惊悚片《人皮客栈》、《僵尸大战》什么的,在女同学的恐惧和尖叫中得到快乐的感觉。

因为回家要搭乘轮渡,而我们在江北农场的办学点离长江还有一点儿远,回家的时候要走很长时间,于是就扒车,即身边有大货车经过的时候,赶紧扒着,也不上车斗,就是吊在车栏板上,到地儿了,随着紧跑一阵,放手下来。有的司机比较坏,知道我们在轮渡码头一带,也就是江北农场的场部会下车,于是在这段路开得特别快,我因为短跑速度尚可,下车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同学则不行了。有一位同学个子特别小,那次正逢一个坏司机,万般无奈之下,看准了一个草垛,一头栽了进去,所幸栽得还准,只是弄得灰头土脸而已。

那次回家,是为了看一部罗马尼亚的电影,叫《爆炸》。

江北的江畔有一个观景点,即西塞山的对面。有一次其他组的同学到我们这里来看望我们,带他们去看西塞山,也算是开一个没有篝火的篝火晚会。傍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同学们一块儿来到江边。西塞山笔直地插入长江之中,黑乎乎地挺立在我们面前,仿佛定在江面上,浮在江面上一般。江水绕过西塞山对着我们流过来,波涛滚滚。

后来也淘到了哈定的那本《怎样画铅笔画》,淘到了佐治·伯里曼的《人体与绘画》。执书在手的那一刻,就如同战士看到了曾经的弥漫硝烟,心里这么咯噔一下,有点儿豪情万丈的感觉,随即醉生梦死,再次陷身于大梦不觉,浑浑噩噩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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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7 05:47)
分类: 闲话闲说
封面·上海章福记书局印刷的线装新辑尺牍合璧

先有一个更正,上一篇说“1970年代中期及其以后出生的同学”一段有误,应该是“1950年代中期”。本来可以在文章中更正,但“头条”一修改就得审核,昨天一篇修改后审核了足有9个小时也没见动静,索性删掉了重新发更快。待到后来文章冷却后再修改吧。下面继续谈淘书。

我还有一批更为古老的书籍藏品,比如民国时期出的一套《辞源》,这是哥哥淘到的书,我恶要过来的。另外有线装的《新辑尺牍合璧》,民国四年上海章福记书局印制版。这个书局光绪年间开设,说起来也很有历史故事,和我这组文字没什么关系,不提也罢。我这本书的品相很差,估摸着换不了几个钱。但当初淘来的时候也不过一元二元钱而已。还有一本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教育处编印的《国文》,是工科高职临时教材。东北人民政府建立于1949年的8月,1954年8月撤销,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东三省。我淘到的这本教材没有出版事项,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这是1950年的事情。又有华罗庚写的《美帝是怎样对待科学家的》。这篇文章我在网络上找不到,估计教材的编写大约在1952年前后。

1955年开始的反胡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59年的反右倾,1963年的社教运动等等,我都淘到了一批资料,其中很重要的是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两册,这是我在汉口泰宁街淘到的。它是为配合反右运动而仓促印刷而成的一本书,其中既有华师之外的右派言论,也有不少华师本校的教授的言论。因为有限定性,所以比较珍贵,尤其是对于华师出来的老师和学生而言。所以我读它觉得“不隔”,有一种接近感。

我淘书的另一个专注点是样板戏,它有几种形态:剧本,唱腔选,主旋律乐谱和评论集。曾经淘到早期的《红灯记》和《沙家浜》的演出本,大16开本,白版封面,用红色的线条印刷着李玉和、郭建光的木刻造型半身像,永远的道具:号志灯与驳壳枪。而且,这是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明白的事情,郭建光的枪为什么总是放在腰间,击发也从腰间横着打出去,仿佛羽毛球运动员发球。李向阳也是这样子,几乎所有的八路军新四军都这么打枪。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同学擅长扔手榴弹,那时候扔手榴弹是学生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他的姿势非常特别,不是从头顶上扔,而是如同打水漂一样,从膝盖处发力,斜着向上飘出。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同学不仅是我们学校运动会的当然的冠军,而且是我市青少年运动会的手榴弹蝉联冠军和记录保持者。我一直没有好意思问他,这个是不是学郭建光或者李向阳的。

平心而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在技术上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关目的构思安排,科范的设置调度以及唱腔的设计,既保留了传统京剧的原来味道,也更加能让一般受众容易接受和理解。我从前有一个看法,今天也没变,就是,中国的文学艺术,总是从民间而来,到了文学艺术家的手中,侍弄得很精致了,最后也就把它给折腾死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无一不是如此。我看过一则资料,说一段时间倡导艺术家们搞京剧改革,某一剧目,主角过一条河,加了一个踏石险些摔倒的动作,这就是大改革了。所以,京剧到了梅兰芳这一代伟大艺术家们的手上,已经成为了死亡的艺术,它的拥趸也是一些行将就木的票友。站在这个角度上说,样板戏让京剧多活了10多年,居功甚伟。虽然,就表达方式和思想意识而言,它的那一套恰恰是我所不太愿意接受的。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演样板戏。最高端的角色是郭建光,李玉和,最低端的角色是小常宝她爹,常猎户不多的台词中有一句很经典:八年了,别提它了。当时刚到黄石,在一个农场的戴帽子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有点欺生,他们把持了所有的主要演出角色,然后就剩常宝她爹给我。演小常宝的是一位漂亮女孩,长得有些像《南江村的妇女》中的女游击队长,也是高我一届的,我说了那句经典台词之后,小常宝大叫一声“爹”,不哑巴了,嘤咛一声就扑到我怀里。我那个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不说情窦初开吧,倒也还有几分明白男女之事。突然一个大美女软玉温香抱满怀,我几曾见过这等激烈的阵仗,脑袋顿时“轰”的一下就懵了,几欲发足狂奔而去。倒是小常宝比我见多识广,一甩手站起来说,这怎么演,这怎么演!暗恋小常宝的“杨子荣”则站在旁边“嘿嘿”发一声冷笑,场景竟然十分地尴尬。

要说样板戏,不光是养活了许多人,也培养了许多人。高中时候开门办学,到江对面的江北农场住了足有一个多月,有一次我们寝室来了一位帅哥知青,会吹口琴。当时想,吹口琴有什么了不起,上不了台面的乐器,纯粹自娱自乐罢了。却不料,他第一下来了一曲《打虎上山》。要知道,《打虎上山》是典型的紧拉慢唱,唱的不去说,过门的“拉”便非常难以掌握,即是京胡,拉起来也很不容易。吹口琴全凭一口气在那里吊着,嘴巴要找吹孔,既无法控制气息的吞吐,也很难适应快速的音节变化。我这样说可能表达得不够清楚,有口琴的可以用《打虎上山》一试,仅仅只是它的前奏,一套16分音符吹下来,呵呵,不容易。我这人平生理想颇多,其中一个就是用口琴吹奏打虎上山,至今信念俱失,理想破灭,三观尽碎。

它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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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到大柴旦去

由于制作领袖像的风险太大,于是,我们的艺术追求只得另辟蹊径,那就是刻剪纸。我一直认为,那些民间流传的剪纸并不是用剪刀绞出来的,而是用刻刀刻出来的。因为我接触到的剪纸,大多是不对称的形象,而且镂空细密,根本没法想象,一把铁制的家用剪子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些线条之中。现在当然不这么想了,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去了美国之后,成为了这方面的大师,她就是真的用剪子铰出来复杂而丰富的画面。

但文革时期,初接触剪纸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我刻剪纸的艺术行为主要来源于哥哥及其楼上的两兄弟,他们都比我大。刻剪纸很是费功夫,不惟耗时巨多,工具材料的准备也是非常地麻烦,特别是要准备刻刀。最初我们使用的是街面上常常可以买到的修脚刀,铁制,斜角,扁平,七分钱一柄。因为是铁制的,所以不经刻,容易卷刃。卷刃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刀划拉下去,带起一条纸,这张剪纸就不用再刻了。

后来集思广益,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创造出了自制的钢锯条刀,我估摸着也就是我们大院的我们这些个刻手会制作和使用这种特殊的刻刀。故事过了40多年,也不存在技术保密的问题,可以公开了。刻刀的制作方法如下:选一根废弃的钢锯条,用老虎钳斜夹着45°,锤断它,然后还是用钳子夹住斜边的那一部分,锤下来一个弧形裂缺,使得锤出来的钢锯条能够刻的那部分比较狭窄,变得有些像手术刀一样。先在粗粝的石头上磨锋利,再寻油石细磨,直到吹发断毛,便找一条破布,将执刀之处缠得厚实方可。

工具中还要有一块玻璃板作为刻垫。材料有:蜡光纸,铅笔或铅笔芯。最后是寻一个剪纸的底本就行。将剪纸的底本放在玻璃板上,蜡光纸覆盖住底本,无色的一面朝上,用铅笔或铅笔芯涂抹,样本就留在了蜡光纸的背面,剩下的就是照线条刻镂了。

刻剪纸必须要有底本,关于剪纸底本的来源我们经历过三个基本阶段。

刻剪纸最初的阶段是向别人借他们刻出来的底本来翻刻。不过,借来的的底本会天然地带有瑕疵,比如,刻工不精细的底本,线条极端丑陋自不待言,有的地方甚至会被刻断,完全失去了底本原来的面目;转刻过多的底本,因为反复摹印的缘故,线条会变得粗大,人像景物糊涂成为一团。

刻剪纸的第二个阶段是买剪纸底本回来翻刻。因为有市场,于是街头巷尾就有人摆地摊买卖剪纸底本,1分到5分钱一张不等,当然也是良莠不齐。倒是在六渡桥的民生路口有一座工艺大楼,售卖正规的剪纸作品,做底本最好,价格也不太贵,最高级的剪纸底本也不超过一毛五分钱。我之所以对于文革时期文斗武斗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大多是从万松园路步行到六渡桥,沿街所见耳。六渡桥到江汉路一带的确是很让人回忆,它充满着文化柔情。比如工艺大楼,你在里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石雕玉雕,琳琅满目,一团富贵。又比如在星火文化用品商店,卖乐器,卖放大镜,卖望远镜等等。再比如古旧书店。唉,真是一言难尽。

还是回到刻剪纸这个话题上来。在这个时期,我们对于刻法有了一些改革,因为买来的底本背后是没有铅笔痕迹的,我们的刻本也应该没有,于是改良刻制方式为,复制底本用一张白纸,然后将有铅笔痕迹的白纸粘贴在蜡光纸上,刻的时候讲它压紧,刻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剪纸。后来又发现,在工艺美术大楼买来的剪纸,都有一点卷边,原来这些底本都是机制的,机器切割出来的不是一张,而是一摞,挤压之下,故而形成了卷边。我们当然没有机器,但也可以尝试去做,每次不是刻一张,而是将若干蜡光纸摞起来,一刻便是5张或者10张,模仿出来的卷边效果也很好。

记得姨妈离开武汉到咸宁五七干校去,要把哥哥和我的户口转到黄石,保姆不希望我们走,因为我们一走,她也得离开,住到自己的侄姑娘家里去,很没有个人自由。于是,我家的这位保姆张太,居然对姨妈说,不要给我们生活费,大毛小毛做剪纸,她出去卖就足够生活了,由此可见,我们“刻”剪纸技艺已经到达了可以售卖的境地。这活儿,我哥哥更加在行,因为他比我细心。记得一次他刻武钢全景,烟囱冒出的烟,发丝儿一般细,袅娜于高炉群中,令人叹为观止。

“刻”剪纸的最高境界便是准创作了。当时市面上经常有一些为办黑板报出版的画册售卖,画面大多为木刻作品,选择如意的,用一张薄薄的拷贝纸精心地描绘了,续上一些线条,贴在蜡光纸上面(后来改用色纸,没有光泽的那种),虽则这些画面并不是自己创作,但刻出的版本却是市面上所没有见过的,在大院里一时也颇为轰动。

一日,父亲到武汉,见我与哥哥趴在桌上做这等娘娘腔的事情,勃然大怒,一把抓住我的手,拎我到外面上馆子去。在他眼里,这事儿又害眼,又没趣,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汤汤水水,简直无味已极,无聊已极。“还不如去看场电影”。这是他的原话。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如此爱好看电影,难不成他在黄石没怎么看电影吗?某天他带我看的片子是《五更寒》。碰巧,我父亲的长相与电影中其貌不扬的刘书记,刘跛子(刘拐子)有些相似,更巧的是,我父亲也姓刘,不是刘书记,而是刘队长。当然,刘队长并不跛。如果有好奇者想知道我父亲长啥相,可以搜索这部影片,杨威出演的刘拐子,逼肖我父亲50多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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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从天骏到茶卡盐湖的路上

在写这个番外的开头我便说过,即使面临着最残酷的事件的冲击,或者身处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背景之下,人们还是要生活下去。而况,在文革之中,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通常不会遭遇到灾难性的打击。我记得整座一商业局大院,不算后来在沼气池上做的四栋,将近一百户人家,在文革的武斗高潮中,只有二栋一楼一户姓童的职工,因为参加武斗而受了重伤,当时他的家人呼天抢地,我们以为这人要死掉了,但结果他依然好好地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生活到1970年,文革中也看到过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由自己组织抬棺游行的,但这种经历也并不多见,一次两次而已。

所以,在我写到的文革生活中,并没有那些灾难性的描写。人们一如既往买菜做饭,拿着自己的那一份工资养家糊口,平静地生活着。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惊悚的事件,比如我前面讲到的7.20那事儿,比如抢枪和交枪的火爆场面,但大多数时候,在普通百姓们看来,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唯一的不同是大家都忽视了的,就是人们的内心发生的变化。但它既不是直观的,也不是突变性的,而是思想上的缓慢的蜕变。所以,我写的这种大背景下的小生活,完全基于自身的经历而写实,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添加。

下面继续文青生活。

如果说,吹笛子是我的一项童子功,那么,画画则是又一项童子功。我的学习绘画开始在文革之前,甚至在我读小学之前。那个时候和楼上的一位师兄拿来《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找一块红砖片,在地上画马。顺便说,如果你的孩子想学习画马,而且是初学者,最好不要学徐悲鸿,而是找来1957年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因为里头有特别多形态的马。《水浒传》大多是步战,《西游记》上天入地,唯有一匹白龙马而已。而《三国演义》多是马战,而且,57版集中了多名绘画大师,比如刘旦宅,程十发,看起来也是挺过瘾的。

我学画当然是瞟学,无师自通的那种,但时间长啊。这样,到了文革中,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文革中不光是我了,整个美术界都一样,画画到达的的最高境界是看能否画得领袖像,这种技术我浸淫多年,后来下放农场,在众多男女知青中显摆,随手一个划拉,就可以画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当然咯,画的像,或者雅致的说法,画到形似,只是技术而非艺术,我这人特别看不起技术。在造型艺术中,技术好意味着“匠气”比较重,走得再远也不过是街头画炭精画的老头罢了,画匠不是画家。也就是说,不是艺术家。我开始学画画,没有师傅,靠自己独自摸索,走的就是工匠的路线。虽然工匠这个词放到现在有些高大上,但我依然瞧不起这种匠气。包括现在看人家拍照,拿出来都是照相馆师傅的手艺,技术貌似很不错,但缺乏趣味和灵气。这是题外的话,就不说它。

文革开始后的前一段时间,我的绘画技术也没太多的用武之地,不外乎在家里画一画领袖像,在地下用白石灰刷标语的时候,添油加醋,随手加一些绘画的元素进去,看起来比较艺术而已。不过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开始从事一些工艺美术的游戏,那也是很费工夫的事情。比如吧,最初,我开始与大孩子们一道用一个塑料模子来铸造石膏头像。这种头像很简单,也很常见,即是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时,带军帽穿军装的侧面像。

当然,首先得买一个塑料的模子,它是专门制造的,比较软一点的塑料,硬了不耐用,但也不能太软,太软则承受不了石膏的张力,使得成品变形。其次,要到外头的化工商店买石灰,不能到建筑工地的石灰池去掏,因为建筑工地的石灰很粗糙,而且带有很多的杂质,假使在石膏像上弄出斑斑点点来,后果便很糟糕。所以得到专门的化工商店去买纯净的石灰。在模子上涂一点点植物油,把调制得比较浓稠的石灰水倒进去,然后用铁丝做一个小小的弯钩,待得石灰水将要凝固的时候,把弯钩插进模子里,它起到可以将石膏像挂起来的作用。石灰完全凝固之后,石膏像会缩小,于是,小心地将模子扣翻在桌上,慢慢就可以将一个圆圆的石膏头像取出来。

姨妈比较鼓励我们做这些事情,她当时在武汉的五交化公司,会指示我们到哪个商店,找哪位营业员买到最纯净的石灰。不过她并不赞成我们将这些领袖像广泛地赠送给他人,在一个小圈子里玩玩即可,类似于支持今天的孩子搞一搞社会实践活动。因为铸造石膏像很有风险,第一,石灰水调制之后倒进模子,如果不小心,就会产生气泡。如果不在头像上,而在背板之中,那还没啥,假如它不巧生在了鼻子或者眼睛上,就会出问题,这些石膏像流传出去,让我们俩兄弟变成小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是很有可能。

第二,因为模子上要抹上油,不然的话,石膏粘住模子,扣出来的头像会惨不忍睹。而我们手头通常只有植物油,它又很容易让石膏头像的脸色变黄。你知道,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即使不小心摔坏了石膏像,也能让你身陷囹圄。类似的故事很多,比如拿报纸垫着坐地下,或者用来包油腻的早点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而报纸上正好印有毛主席像,事主便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又比如家里的石膏像给摔碎掉了,结局一样很糟糕。姨妈是个极其小心的人,她干脆不“请”(当时不能说购买,只能说“请”)石膏的半身像,而是买了一座塑料做的,夜光的半身像摆放在五斗柜上,这样它就不会被摔坏了。

因为有这样不愉快的事件发生,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强调了好几个不能做,其中有: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等等。

所以,实际上我们做石膏像的历程很短暂,大约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东西耗神费力,同时也有经济的损失,还得承担意外的风险,所以,后来我们只得寻找另外的替代活动,来弥补艺术追求方向上形成的空缺。关于这些,我们下一节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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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23:09)
分类: 闲话闲说
封面·走向乌鲁木齐的路上

我们知道,庄子是个很咬裸的人,处处与人搓反索子。你说人生应该有理想和追求,要努力奋斗,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他偏说这是扯淡。比如说吧,庄子这是这么讲的,虽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但也是活了完它的一辈子,即使能够活彭祖这么长的岁数,活了八百岁。但庄子却依然咬裸别犟地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比彭祖要长好多,它也不过是一辈子罢了。庄子在他的《盗跖》篇里头还说了一句话,堪称经典。孔子的弟子向一个叫做苟满得的人推行自己师傅的仁义道德论,这个被庄子编出来的所谓的“苟满得”讲了一大段歪理邪说之后,然后说,《尚书》上不是讲了吗:“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这个话后来变成了大家都认定的一个规则,那就是成王败寇,笑到最后的人才有话语权。

这就说明,站队这个事情很重要,万一不小心站到了“寇”那边,纵使你有天大的才气,也是扛不住失败给人带来的的打击。著名的李白和杜甫,就是因为站队的选择不同,两个人的际遇也就不同。安史之乱的时候,李白在庐山上修仙,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要和永王李璘去平叛,结果反倒把自己给弄成了叛军,因此入狱而长流夜郎。杜甫比他要好运,安史之乱的时候逃到鄜州羌村,听说肃宗在灵武当了皇帝,抛下妻儿,只身北上投奔了唐肃宗,结果做了个左拾遗。左拾遗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官,啥说法都有,有的说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有的说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但无论如何,杜甫好歹也成为了皇上身边的近臣,成为了有话语权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对站队这个事儿很重视,做什么也不能站错队。因为要站队,所以要表态。这么多年来,我最烦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年要表态,这个表态就是年终写个人总结。有好多年,我的年终总结上只有这么几个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团结同事,努力工作。就这么完了,人事部门的头儿看了也是苦笑一回作罢。但是很多人一写就是两三页纸,洋洋洒洒,明知道说的皆非由衷之言,但却必须要写下来。还有人请我给他们代笔。我说,我自己都只写了不到20个字,给你怎么写呢?人家不信,我拿出总结给他们看,这才讪讪走开。

好了,说正题,有人问我,你对某国排放核污染水这事怎么看?我想,第一,我怎么看都没意义,我国口口口已经发表了声明,口口口表达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不必再征求我的个人意见了。第二,如果真要我说一点看法,我觉得也很难插上嘴。假使排放核污染水会让人活不下去,这个排放核污染水的国家的老百姓首先就会让这些国家的头头脑脑活不下去,因为最受影响的就是本国的人民。何况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海岸线,其中还包括很多强大的,掌握了世界管理权力的国家。如果这事儿对海洋会产生特别的影响,别说你要排放核污染水,你就是有这点心思,还没表现出来,就会被这些大国给掐死在摇篮里头。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我的意见是什么,往大海里头排放核污染水这件事也自然会有人去管,而且不是小管,而是大管,与口口管的那种简单粗暴的管有着天壤之别。虽然这些管与我的意见未必相同,然而它们的势力比要我大很多很多倍,我人微言轻,插嘴没啥影响力。

不过呢,它的连带效应倒是与我密切相关。今天午睡,正作着浓浓的秋梦,被电话给闹醒,问了一些事情之后,对面又说,刘教授,你家里有盐没?我说,怎么啦,对面说,现在武汉市各个超市货架上的盐都给抢光了。我听了哭笑不得,革命人民抢了多少次盐了,到现在依然惦记着抢盐。

口口口口以下省略200个字

2003年口口期间,有人说加碘盐可以预防口口,于是大家纷纷抢盐,坊间甚至笑言,抢盐的最终抢成了小盐商。2009年,“莲花”登陆福建,有谣言说盐场遭受到污染,引发了抢盐风。2011年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引发抢盐风,2012年谣传口口岛要开战,又引发抢盐风。到了今天,因为福岛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再次发生了抢盐风。

记得2012年我到新疆,在吐鲁番下的火车,此后的行程便是一路大巴。接站的地导是个胖胖的小姑娘,说自己的外号叫“棒棒糖”。“你们以后就叫我棒棒糖好了!”她说。在吐鲁番玩了大半天,然后赶往乌鲁木齐,走到达坂城这个地方,对了,就是那首歌里头唱的: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的达板城。棒棒糖说,这里有一座盐湖,然后带着嘲讽的口吻说,你们内地人为什么要抢盐呢,即使是我们这一座盐湖里的盐,就够全中国人吃50年还不止。

这话一点都没错,我个人觉得,在西北地区,简直都不用额外地买太多盐,因为你到服务区去打水,喝起来就是咸咸的,说明地下水的含盐量很高,说明这一带地下满是盐。

我说的其实并非抢盐这件事,而是希望大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多过过脑子,多考虑事件的成因以及内在的逻辑性,而不要因为思想上站队了,对这个世界的评价也采用了站队的立场来思考。买不买哪个国家的汽油车或者新能源车,用不用哪个品牌的手机,如何评价一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反人类的。我们都可以换位到自己切身的体会上去思考。如果我自己买车,如果我买手机,如果我们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类似的战争等等等等。

最后,我不站队地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不会去抢盐,因为我患有高血压,不宜多吃盐,仅此而已。

下面发一组从布尔津到喀纳斯的大巴上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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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6 18:12)
封面·元宵节的街头

我读的是师范学院,从前,学校面向中南五省招生,即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再加上一个河南。中文专业学习语音的时候,有一个专门训练,即读绕口令,其中少不了的一个便是“四是四”。这个绕口令是这样的: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不要把四十说成十四,也不要把十四说成四十。这五个地方的学生中,估计只有河南来学生的能够不费力气地将这段绕口令说准,其他四个地方问题都大得很。尤其是广东学生,一口气“喺喺喺喺喺……”下去,听来非常好笑。

然而,我私下里估摸着,北方的师范院校应该不会对此做出专门的训练,因为北方人不需要刻意去辨别平舌和翘舌,他们在娘胎里就已经接受着教育,把这事给弄得明明白边的。

有一年暑假我到北方出差,参加一个会议。一位来自于甘肃的老师带上了他的小女儿。在一个旅游点爬山时,我的手里头扎进了一根刺。出差在外,大家不是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吗,我说,哎呀,我的手扎了一根刺儿。这个时候,老师的小女儿说,不是扎了一根刺儿,而是扎了一根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说扎了一根刺儿,而非得说扎了一根刺。难道这里不能儿化吗?

绝大部分南方人说话没有儿化音(很奇怪的是湖北的浠水和蕲春一带说话时居然带有一些卷舌音),因此不能理解儿化的规则,因此,能“儿”不能“儿”,一把笼统都给“儿”了。而北方人与生俱来地熟悉“儿化”的方式,因此不会犯南方人的错误。可见环境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很大,来自于生长环境的教育,即使在说话发音这个细节问题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刘国斌,国民党也讲“革命”,相互也称“同志”啊?我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总头目,我们知道他的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吧。我的意思不是说孙中山只有这句话著名,而是我们大陆人民只知道他的这句话很著名。

然而,我们一直受到的文化教育并不是这样的。一名我党地下党员潜伏多年,成为了断线的风筝,几经波折,和组织接上头,恢复了联系,他要做一个必然要做的动作,说一句必然要说的话,那就是紧紧握住接头人的手,眼里泛着泪花,饱含深情地说一句:“同志!”就是就是,你看过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头,国民党人有这么接头,这么说话的吗?同样,我党政军人员,开口闭口“革命”,革命人民、革命思想,革命斗争,革命纪律,你看过国民党人有这么“革命”的吗?

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同志”,“革命”是共产党人的专有用语,是一个标签。假如你在敌人内部卧底,一个不小心说出了“同志”这个词,“革命”这个词,那么,恭喜你,你终于暴露了。你还别说,真有剧本这么写的。两个人在牢狱中相遇,那个国民党特务作为试探者,握着正主儿共谍的手说,“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从前,我认为一个人说话不合逻辑,不符合最基本的人性原则,不符合最基本的人和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是因为这人的书读少,没有受到更高等的教育的缘故。现在我不这么看了。假如一个人受到的教育,永远局限于我上面说的那种环境之中,即使他读到了博士后,也一定会认为“革命”、“同志”就是我党我军我国革命人民的专用语,敌人不能染指。即使这人是历史学的博士后,我也不相信他对于历史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一个长期在封闭的思想环境之中接受斗争思维、冷战思维的人,无论这个人的学历有多高,在某一方面的知识有多么专精,他依然不能够被称为一个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被叫做科技工具或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叫做政治工具。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强权之下屈服,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并不觉得他们可耻,生命对于每一个体而言,都是最重要的,是统计数据上的百分之百。可耻的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前程,拼命说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也认为卑鄙缺德的事情,来取得上司的欢欣,最后博取上位。

上面说的两种读书人,我认为都是少数派,而更多的读书人则是由于长期处在一种特定的政治生态之下,处于封闭的思想环境之中,受制于自己思想教育,囿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的立场,而发表出来的合乎冷战思维与文革式思维的意见。这让我感到尤其地悲哀。

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国家侵略了另一个国家,这在国际法上是不允许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然而,某些国家的行为会遭到我们的指责,但另外一些国家的行为却为我们所大力支持。我们可以为一个侵略者找到各种各样的,他们应该实施侵略行为的理由,也指责那些帮助人家反抗侵略、支持人家保卫自己祖国的国家,说这些它们居心叵测,另有目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些人口中的事实是不是事实

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我不了解发生这些国际冲突的背景,我也不想了解它,我想得更多的不是人家国家的事情。我想的只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四是四,十是十的思维困境,确认事实到底是不是事实。包括我们的古代历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以及当下我们面临着的的那些事实性问题。

谁能够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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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黟县南屏2006

梅西成为了真正的老山羊(Greatest Of All Time),史上最佳。因为它的缩写字母是GOAT,英语中的山羊,故而又被称为老山羊。老山羊指在体育赛事中,某一项运动名副其实的第一人。它还不是拍照片的人常说的老法师。用阿拉上海人的话来说,老法师的意思是做某一件事情很精通。不过,如果你在摄影群中称人家为老法师,也许会令人反感,谁都不愿意被称为老法师。你才是老法师,你们全家都是老法师。

这是个啥意思呢?

一旦被叫做老法师,压力就大了。平时在群里头发照片,乱拍乱发。做了老法师则不行,你得符合老法师的水平。比如我所在的群里头,有一位在自己的ID前加了 “中摄协”几个字,当你看到他发的片子没什么特别的时候,就有些瞧不起这些个“中摄协”们,也不过如此是吧。就比如中作协、中书协、中某协,还是浑水摸鱼、狐假虎威,借壳上市,拉大旗作虎皮的人多。我就是这么看待中某协人士的。所以说,做老法师有什么好呢。

做老山羊也如此,责任很大,负担很多。比如在国内做劳模,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今年做了,明年做不上,自己丢面子;而明年要做上,又得劳神费力,事事争先,搞得很辛苦。左右都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当年上政治经济学这门课,还在文革之后不久,老师讲资本家是怎么用物资刺激来剥削工人的。比如矿工一天能够挖100斤煤,挖出110斤的,就有奖金。等到大家都可以挖出110斤的,激励机制的档次提高了,挖到120斤才有奖金。结论是,所有的奖金都是骗人的,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之一。

不过,世界杯进入淘汰赛之后,画风有了改变。现在开打过的两场球,凭借的都是老山羊,老法师,而不像小组赛中,逞年轻之勇就能够解决问题。这在第一场,荷兰对美国的比赛中,看得很明显。网上的资料显示,美国队的平均年龄为24岁(23.82岁)荷兰队的平均年龄为28岁。美国这帮愣头青在场上不停地四处奔跑,但到了攻门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反观荷兰队,毕竟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足球运动开展得早。三个球都在运动中打入,看起来赏心悦目,而美国队攻进的那粒入球,完全是赶马混骡子,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给弄进去的。

第二场阿根廷对澳大利亚,双方平均年龄相仿,阿根廷27.9岁,澳大利亚27.38岁,但世界强队和弱旅比起来,赌的便不是运气,足球也变得不“圆”了。尤其是梅西攻入的那场球,的确精彩,堪堪从防守队员的裆下过去,擦着守门员的指尖破网,非常经典。也就是凭着这一粒入球,梅西成为了“老山羊”,打破了很多记录,晋升史上最佳球员。这样看来,世界强队不相信运气。这样看来,日本和韩国想要再前进一步,可是千难万难。

盼望着韩元和日元能起作用,让克罗地亚和巴西放水吧。这不是我说的,假如韩日两国球队战胜了对手,我们的球迷也许真的会这么看。不过,我认为希望非常非常渺茫,或者说,简直就是不可能。明天晚上和后天凌晨可见分晓。今天晚上法国对波兰,明天凌晨英格兰对塞内加尔。凌晨的那场球,我通常会看半场,即使国足上阵,也只能如此,还是自己的命要紧。足球不过是一个玩意儿罢了。犯不上那么着急忙慌地去对待它。

好了,说另外的事儿。广州放开严格管控之后,武汉终于跟进,但具体的措施没有正式文件出台,坊间都是传闻。一会儿说上车不查验核酸时期,只凭绿码即可乘坐所有的公交,一会儿说,撤掉所有的免费核酸监测点,不再全员核酸。不过,传言的后面有一些个“但书”,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宾馆、酒店、文化娱乐场所、景区凭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网吧、棋牌室、KTV、酒吧、桑拿、洗浴场所、密室剧本杀、健身房等人群聚集密闭公共场所,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其他场所凭健康码绿码进入。

这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的出行,到底是需要核酸检测证明还是不需要核酸检测证明呢?或者说你是要人家去做核酸还是不要人家去做核酸呢?我的意思是,既然发布政令,那就得斩钉截铁,是或者不是,态度得明确,不要骑墙,让人没法理解。据网上流传出来的一段视频,说武汉市青山区撤销了核酸检测点,而出入某些地方依然得出示一定时段之内的核酸检测证明。于是青山区的普仁医院门口排了很长的队,市民们在等着做核酸。

我不能确定这段视频的真假。不过,如果上面关于湖北省出台政策的那条传闻是真的,那么这一段视频也很可能是真的。至少在现在,我家窗台下面的武商6号门的核酸检测点还没有撤除,还有人冒着毛毛雨在那里做检测。家里人问我去不去测一个,因为我的健康码已经变成了5天阴性。我说,天太冷,又在下雨,我就不去了吧。

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一件事变来变去,搞突然袭击。当年女儿在家,所有的菜都做好,摆上了桌子,女儿过来悠悠地说,爸爸,给我炸个荷包蛋吧。顿时心里长满了草,发火道,你早说呀!本来工作完成很轻松,可以好好吃饭了,心情一下便给搅乱,弄得人很紧张。我讨厌这种突如其来,破坏心理节奏的紧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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