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复

德国阅读：从纽伦堡到柏林

    这是第二次到德国，第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应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已故）的邀请到鲁尔大学作学术演讲。因时间太短仅到大学所在城市科隆游览了两天。那一次最让我高兴的是见到从未相逢的莱茵河和大诗人海涅的故居，还有建设了好多世纪才完成的雄伟的科隆大教堂。

    此次到德国，则是受纽伦堡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主任朗宓榭教授的邀请，前去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亚洲、澳洲、美洲等处的三十多位学者，加上欧洲和德国本地的学者，会场上的“人气”很旺。这年秋天，欧洲的秋色仍然十分迷人，只可惜经济危机的阴影覆盖着整个大陆，让人感到时代的萧索。在这种情境下，德国的教育部还能资助召开这么一个大型的作家研讨会，实在不简单。在欧盟的二十几个成员国中，德国几乎可谓“一枝独秀”，强过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自不必说，它甚至也强于法国。我多次到法国，觉得那里的工人阶级仿佛已

人类的集体变质

刘再复

    近十几年，地球上相继出现的巨大新现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现象”，乃是人类的集体变质，即人类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可称为“金钱动物”。此生物在北美发出的声音是“money、money”，在欧洲是“克朗、克朗”或“欧元、欧元”，在中国则是“人民币、人民币”。声音有别，口里发出的声响不同，心里追求的却是同样的东西，这就是金钱。

    与此相应，地球上又出现了一种泛宗教，即超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半宗教）等既有宗教的共同信仰，这便是“金钱拜物教”。许多中国人在寺庙里烧香，表面上崇仰的是释迦牟尼，口里叨念的是“阿弥陀佛”，实际上拜求的是钱财，心里渴望的全是财神爷多赐金银财宝。鲁迅生前嘲笑中国人一听说某绅士“有田三百亩”，就佩服得不得了。现在要是听说某大款“有钱三十亿”，更是崇拜得五体投

香港要拒绝语言暴力

         ——《亚洲週刊》江迅采访录

     正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给人的印象总是不群不党特立独行，但他的“瀟瀟洒洒”常常只是假象。他说，在香港，他会潜心研读心中“文学的圣经”——《红楼梦》。然而在这里，他没住满一个月，便显得有点不安了：“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香港是很可爱的，有互相包容的文化情怀和文化风度，‘温良恭俭让’。我在美国没看香港的报纸，如今来港，每天买几份，一看，味道不对了，文字火药味那么浓，充满语言暴力，在那火药味背后，感到作者已慢慢失去港人寻常的平和、平实心态。这让人有某种紧张感与恐惧感。”

    他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最基本的体验是，中国老处在一种革命、造反状态，失去应有的平静与安全感。香港的好处，本来恰恰是有真正人的日常生

两种时髦：语狂和语障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语狂》，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批评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类的大话、狂话。去年因为高行健获奖，又有人扬言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埋葬一万次”，于是，“狂语”二字，又回到脑子里。

前些时候读傅斯年先生的《出入史门》，集子中有他写于一九一九年的《随感录》，第二则说：“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一是利狂，一是名狂。”但他没有发现第四类狂人，即语狂。也许不能说“没有发现”，因为五四时代虽有讲大话的，但还没有明显的“语狂”出现。

    所谓“语狂”，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我夸大、自我膨胀的妄语者，把自己夸大为天下第一，历史第一，“过去全是零，一切从我开始”。这种人的特点是把话说绝，以危言耸听作为人生基本策略。百年前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虽也狂，但童

论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现象批评提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语言革命，即“五四”白话文运动。这场革命的结果，产生了白话文，开创了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文学史与新文化史，但也产生了一种副产品，这就是语言暴力。所谓语言暴力，是指以语言为武器进行人身攻击与生命摧残的暴烈现象，也可界定为暴力在语言中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于：一、作为中国主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已经枯竭，即已不能帮助中国适应世界新环境；二、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性文化，中国明显阙如，需要藉助西方文化予以补充。这两方面的历史合理性使人们永远铭记“五四”卓著的历史功勋。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改变现状的心理过于急切，形成一种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语言

西贡沧桑

    如果有越南读者读到我这篇短文，请原谅我把胡志明市仍然叫做西贡。其实我很喜欢胡志明，觉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革命领袖，胡志明是最质朴、最可亲的领袖，无论是掌握政权之前还是掌握政权之后，他都很像我家乡的有知识的老农民伯伯。在我青少年时代所作的共产主义大梦中，他是我的一个理想人物，一个既区别于地主阶级也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首领，这是奴隶的首领，社会的公仆，人民的长老。在越南南方的旅行中，我遇到几个越南人，他们曾经是阮文绍政权的“伪职员”，但也对胡志明充满敬意。我在此文中把“胡志明市”仍然称为西贡，只是因为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阅读关于越南战争的新闻，西贡与河内这两个对峙的符号，扎进了我的记忆深处，也许还进入潜意识。

    因为越南是影响我思维乃至全身心的国家，所以在香港期间，我决心要去看看

寻找中美洲的玛雅遗迹

    今年二月六日，科罗拉多高原刚刚下过大雪，天地间格外明亮，我们几个高原上的好友乘坐飞机飞往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NEW Orleans），然后乘坐可容纳2400人的大游轮“挪威人”号（NorWegian Cruise）直奔墨西哥的玛雅遗址。此次中美洲之旅，由友人吕志明、朱秀娟组织，除了我和菲亚积极参与之外，还有李泽厚兄一家，大嫂马文君和他们的儿子李艾都很高兴。此外，还有我们的中医朋友刘涌与严佩芬。

    新奥尔良在二〇〇八年被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打击过，城里还到处留着伤痕。我们在这里住宿了一个晚上，并在“地中海饭店”吃了带有南美风味的晚餐。饭桌上我们讨论了此行的目的地，三个中美洲国家，对于墨西哥与洪都拉斯这两个国名是熟悉的，对伯利兹（Belize）则很陌生，它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名叫英属洪都拉斯）一九八一年才独立，去看看也挺好。据说，现在还有200

杰弗逊总统21条语录

（ 刘再复 试译 ）

译者按：美国立国时期的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是我敬重的一位思想家。我曾三次参观坐落在华盛顿城中的杰弗逊纪念馆（Jefferson Memorial）,并带回馆里的印刷文物“杰弗逊如此说”（Thomas jefferson’s Sayings）,这份印刷品选择了杰弗逊21条语录。出国二十年来，我一直携带在身边，并把它硬译成中文（我的英文不好，只能硬译），默诵于心。今天发表之前，请小女儿刘莲作了校阅，改动了几个小地方。但仍生怕有错，因此特别欢迎英文较好的朋友给予指正。

语录文本

（1）在美国人的性格辞典里没

 刘再复答杨记者问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美国）

    您在《双典批判》中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称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而在我国民间，也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着眼点各是什么？在您看来，“双典”对于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狱是人心的地狱，“双典”便是这种地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把中国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渊，使中国人原是非常纯朴、非常平和的心灵发生变形、变态、变质，变得愈来愈可怕，此时，我必须大喊一声：同胞们，请小心自我的地狱。中国正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过程，此次现代化，不是枪炮推动的（即不是殖民过程），而是技术推动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发展，所

数量的优势与假象

刘再复

    今年年初，南方一位好友兴奋地祝贺我，说《深圳晚报》把我的《师友纪实》（散文集，北京三联）列为2011年北京书展的“十大新书”的第一种（同时列为“十大”的还有《顾颉刚全集》《蒋介石传》《弘一大师全集》《杜月笙传》等。听了之后，我本该高兴，但是听到他接着说到的信息，却感到惶惑。他说，此次书展（从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共有649家出版社携15万种新书参展。一听到“15万”这个大数字，我吓了一跳，觉得可能听错。而这位朋友说，这是初展，15万，以后还会展，现在中国一年出30万新书。经他这么一说，我完全陷入了惶惑，再也不顾得高兴了。怎能出这么多新书，如此庞大的数量，怎么产生？怎么选择？怎么评价。你读了15万本了吗？你怎么知道15万之中只能这十本好书。15万，30万，这个数字，冲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