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1908—2002），彝族，云南石屏城关人。1929年毕业于东陆大学预科，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云南省作家协会、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等。著有专集《未完的梦》、《早来的春天》，散文集《蹒跚的脚步》，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破晓的山野》、《彝家将张冲》等，多次获得民族文学优秀奖。

    端木蕻良（1912—1996），满族，原名曹汉文，又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中学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解放前后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曹雪芹》、《大地的海》、《大江》、《江南风景》，短篇小说集《憎恨》、《风陵渡》，童话《星星记》，京剧《戚继光斩子》、《除三害》，评剧《罗汉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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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1930—1989)，维吾尔族，新疆霍城县人。15岁开始创作，1962年起为专业作家，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任民族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先后出版的诗集有：《东方之歌》、《和平之歌》、《唱不完的歌》、《祖国颂》、《迎接更美丽的春天》等。早期诗作反映维吾尔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追求自由、渴望解放和为新生活斗争的决心，并抨击了本民族中的封建势力及宗教迷信。《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等诗歌格调雄浑、气势磅礴，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其爱情诗善于运用维吾尔古典诗歌的格律和民歌的表现手法，形成一种率直与含蓄、豪放与细腻、幽默与深沉相统一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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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回族，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现居台湾。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等，善于吸收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作家中最好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他还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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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慕容，蒙古族，1943年生，全名穆伦·席连勃，生于四川重庆，祖籍察哈尔盟明安旗贵族，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13岁起在日记中写诗，14岁入台北师范艺术科，后又入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1964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毕业后任台湾新竹师专美术科副教授。出版的诗集有《七里香》（1981）、《无怨的青春》（1982）、《时光九篇》（1987），散文集《有一首歌》、《江山有诗》等。其作品浸润东方古老哲学，带有宗教色彩，透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苍凉韵味；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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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志，回族，194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济南。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已出版著作30余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短篇小说《雪路》、《晚潮》、《辉煌的波马》、《北望长城外》、《胡涂乱抹》、《大坂》、《顶峰》、《美丽瞬间》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陈村，回族，1954年生，原名杨遗华，上海人。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79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两代人》，著有长篇小说《鲜花和》，《陈村文集》(4卷)，小说集《走通大渡河》、《蓝旗》、《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屋顶上的脚步》，散文集《孔子》、《小说老子》、《今夜的孤独》、《百年留守》、《生活风景》、《古典的人》、《一下子十四个》、《弯人自述》、《有家有女》、《看来看去》、《四十胡说》、《陈言勿去录》、《五根日记》等。《蓝旗》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等。擅长描画现代社会人的心理历程和情绪历史。

    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藏族羌族自治阿坝州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目前已辞职，全心创作新书《格桑王》。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等。《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是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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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达娃，藏族，1959年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人，1974年毕业于西藏拉萨中学，西藏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西藏自治区第六届政协常委、青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五、六届主席团委员。1979年开始创作，代表作品有《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世纪之邀》等短、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等；电视剧《巴桑和她和弟妹们》、电影《益西卓玛》编剧。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八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提名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吉狄马加，彝族，1961年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民族文学》主编、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等，现任青海省副省长。已出版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狄马加诗选译》、《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等。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诗歌（诗集）奖；组诗《自画像及其它》获中国第二届民族文学诗歌奖最高奖；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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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脂批中涉及的许多字词出典,很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解注。但每每喜提学术规范的大人先生却不屑为的,他们拿着国家的科研项目经费,写出来的论文书籍却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比如“齐太子走国”有出典的,如果规范的解注出来,对于他们热衷的曹学不啻是当头一棒,幸而在野派人才济济,在我们艺苑就有诸如警幻、鲁闽、樵叟、张登儒等等热心人士,孜孜不倦为红学添砖加瓦,默默耕耘。我相信终有一天,最难解的《芙蓉诔》将由我艺苑之人给出最为详尽的满意答案。迄今解过《芙蓉诔》的是蔡义江及解红楼诗的几位,再就是崔耀华先生。他们的所谓解,不过背背书,断解不出作诔之人的意境出来的。史载董鄂妃死时顺治皇帝亲致祭辞,此《芙蓉诔》所诔者,正是董鄂妃！作解之人若不识此,任你何等功力,断不能解其万一。但诔中所涉,几乎字字有典,句句有隐,这对解诔之人来说,需要有文史哲的全面学识,要付出艰辛的训诂努力,还需要有灵感的。　

                 《红楼梦》中的蒙古语

                               鲍向荣

      《红楼梦》中夹杂着繁多的蒙古语，有把蒙古语音用汉语音直接引用过来的，此类引用中，有时形成蒙、汉语夹杂的合成词，这一类合成词是科尔沁蒙古语独有的特色。如今，科尔沁地区蒙、汉语夹杂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也有把蒙古语意用汉语意翻译过来的，意同，与音无关。还有按蒙古语表述的语句顺序直接译成汉语的，意同，却容易形成倒装句。

       阅读《红楼梦》时，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文本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倒装句？其实不然，这是蒙古语很正常的表述方式，满语应同。满蒙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满族文字又是借助蒙古文字所创，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从蒙古语在《红楼梦》中的频繁应用，一方面可推断出作者精通满蒙语言，尤其是科尔沁蒙古语，语言特色使然，作者难免在无形中露出语言痕迹；另一方面，作者是用奇诡险怪之文字书成小说的，应是有意夹杂这些语言，对作者而言，是有深层用意的。

       在我看来，作者此举有双重用意，一可透出作者创作内容的隐晦背景，二可使阅者窥探作者出身之痕迹。无论作者明面如何表白不涉朝务，且又隐姓埋名，语言特色既已为其自身真实身世定了初步框架，仅此一点，又看出作者狡猾之甚！所谓的“妙在‘无考’、游戏笔墨、背面敷粉、不欲着迹”等众批，无时无刻不在透露着小说故事所影射的一些事件。批言强调“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是从作者身世而言，文本故事中，既有满蒙语言特色痕迹，又有游牧民族一些习俗参杂出现在贾府众人的生活当中。试想，作者若不熟识游牧民族生活习俗，不精通满蒙语言，如何创作这一部充斥了大幅量满蒙语言的小说？本文列出《红楼梦》中一小部分典型的蒙古语，意在赏析作者妙趣横生的新奇诡怪之文字。同时，也略窥作者真实出身痕迹。

     一 蒙、汉语夹杂的合成词及把蒙古语音用汉语音直接引用过来的例子   

     （一） 小蹄子

     “小蹄子”在《红楼梦》中可谓是遍嘴开话，众口即出。从贾府掌门人贾母到下面的媳妇、主子、丫鬟、老的、少的，无一不是随口就来。阅读《红楼梦》，大家想当然地推出 “小蹄子”是一句方言。这个方言出处在哪里？在哪些地区广泛使用？无一人能够给出精准答案。

      其实，这是出自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地区的日常语言，游牧人的语言多半与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把“蹄子、小蹄子、坏蹄子”作为日常性语言，典型的则是科尔沁蒙古语地区。至今，无论城市还是牧区、农区、半牧半农区，只要是蒙古人生活的地区，或是用蒙古语交流的人群中，仍然普遍通用。

     “蹄子”的蒙古语汉语音是“土日曳”，“土”和“日”中间的音要拉长，本意是“蹄子”，指马蹄、牛蹄、羊蹄等众多动物的蹄子。在日常生活中，也代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角凌厉的人。“小蹄子”是一种昵语，通常有责怪的意思，是关系亲近的人之间惯用的嗔怪语，对长辈和尊敬的人却不能用。比如，形容一个人好打探，喜插手与己无关的事，就会说：哪儿都有这个小蹄子！或：蹄子这个快！如今的普遍用法，已经是不汉不蒙的合成语：小土日曳！

      也许有人会猜测，“小蹄子”是否指小脚女人？因之，小脚女人间用“小蹄子”来作日常性嗔怪语？这种猜测是站不住脚的。裹脚是封建社会中汉族妇女的一种习俗，因之才会有“三寸金莲”的说法，清朝对汉族妇女的服饰衣装习俗并没有强令改变，民间还保留着。莫说清朝，直到民国至解放以前，也有不少富家女子依然延续着这种习俗。《红楼梦》中的贾府是王府，牵扯到清朝皇室生活，首先，王府中上上下下不会有裹脚女人；其次，即便有汉族小脚女人，若互相以“小蹄子”作日常性嗔怪语，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少数民族妇女历来都是大脚，你自己大脚就算了，若周围有裹脚女人出入，你再时不时地溜达出一句“小蹄子”，那不是闲得无聊在磨牙吗？又何谈大家在一个屋檐下和谐相处？再退一射之地，假设整个《红楼梦》生活背景影射其他朝代，宫廷里面的众多小脚女人间互相用“小蹄子”作嗔怪语，也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是互相打趣还是互相讥讽？哪里体现出欣赏小脚之美的言行了？也是断不能出现蹄子不蹄子的戏谑言论的。

      作者之所以用此类语言，有双重目的：一是为明晰小说所折射的是清朝皇室生活画面，“小蹄子”类语言与他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一是作者动辄显示他自创新奇语言的“自创”特色，既显示人物对话场面很生活化，又从侧面扭扭捏捏地稍带出自己出身痕迹。“小蹄子”是哪里的方言，就不劳众位费神猜测了，若到科尔沁牧区跟牧民交流，不出十句就会出现“小蹄子”言，您不想听都不能。“小蹄子”类方言，实在是牧区生活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语言。

     （二） 促狭嘴

     “促狭嘴”是小说中常见的一句方言，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无一例外地说过。有读者读“促”为cu，根据“促”字的紧促、捉弄等多义，推测小说中的“ 促狭嘴”应指快嘴、善于捉弄人的嘴。其实，“促狭”也是货真价实的蒙古语，不仅是日常用语，也是书面语言。作者借用的汉字“促”很有讲究，既让阅者单从“促”字面上推测“促狭”之意，又很生动、灵活地把蒙古语参杂到小说文字里面。

     “促zhuo狭xia”，蒙古语中是“锋利”的意思，“狭”是从音；“嘴”，蒙古语音是“阿穆”；合成“ 促zhuo什shen阿穆”，成为新的合成词，意为：刀子一样锋利的嘴。“促狭嘴”，泛指嘴角犀利，一语中的的人。偶尔，也指因快嘴快舌而不经意间搬弄是非的人，所谓的“乌鸦嘴”，就看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里使用。作者的文思译词，的确是诡怪。

      （三） 这会子

     “这会子”，是“这会儿、这时候”的意思，小说中是日常性语言，贯穿通部百二十回始终。“会儿、时候”的蒙古语音是“威思”，“威思”与“会子”相通。 “这会子”，蒙古文字为“额恩威思”，“那会子”，蒙古文字为“特日威思”，“这、那”与“威思”连起来读时，文字不变，音转化成“额恩会思、特日会思”。小说中，作者用汉蒙混杂的“这会子”文字书写，显然，作者很会见缝插针，资源共享，“会子”又是带有作者自创性质的语言。“会子”与“威思”两者音、义均相通，“会子”是从蒙古语音直接汉译过来的。   

      （四）姨娘、姨爹、嬷嬷

     “姨娘、姨爹”在《红楼梦》中也经常出现，是科尔沁日常蒙古语，不用翻译，直接引用。“姨娘”本指母亲的姊妹，若封建大家族中的父亲有若干个夫人，子女们统称父亲的众夫人为“姨娘”。“姨爹”专指母亲姊妹的丈夫，科尔沁民间日常称呼为“姨爹阿爸”，有时也把“阿爸”省略掉。 “姨娘、姨爹”之称，科尔沁蒙古语地区至今通用。汉语中，通常把母亲的姊妹称为“姨”，多了就排序，大姨、二姨等等。“姨”的丈夫称为“姨夫”，多了也排序。小说中的“姨娘、姨爹”用法，与科尔沁蒙古语地区的用法完全相同，如贾政的妾有赵姨娘、周姨娘。薛姨妈、薛蟠母子聊天时，也用“姨娘、姨爹”称呼王夫人，贾政。当然，也参杂使“姨妈、姨夫”称，“薛姨妈”即是一例。“舅母”称呼，也是科尔沁蒙古语特色，不作分析了。

     “嬷嬷”是典型的科尔沁蒙古语，“母亲、妈妈、额吉”意，至今，任何一个科尔沁蒙古族家庭中都用此称呼母亲，内蒙西部区蒙古语不用“嬷嬷”，他们用标准的书面语言“额吉”。科尔沁部分蒙古族家庭中，也有把“嬷嬷”称呼为“额嬷”的，这是受早期满蒙语言混杂的影响。就好比汉语中的“姐姐”在科尔沁蒙古语中的音为“哲哲”，而满蒙混杂区的称呼为“阿姐、阿哲、哲吉”。

      《清太祖实录》中记载了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巴克什、噶盖两个人创满文时对话的一段：“太祖曰：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清太祖实录》中的记载证实，满语中的“妈妈”早期的称呼为“额嬷、厄脉”，入关以后什么时候改称“额娘”就不得而知了，至今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如今看清朝宫廷大戏，那些格格们左一声“额娘”，右一声“皇阿玛”的，好鲜亮的嗓门儿。《红楼梦》中的男女主子各有若干个“嬷嬷”，有喂奶的、有负责教养的、有负责仪装的等等，各司其职，不一而足。

      （五） 温都里纳

       小说第六十三回原文有一段：宝玉又见人人取笑，恐作贱了他（芳官），忙又说：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

      “温都里纳”是实打实的蒙古语，“要熄灭”的意思，多用于火。小说中的引申意为“要衰败”，与通部小说大纲吻合。先不言金星玻璃于乾隆六年制作成功，作者安排此玻璃的用意，单说“海西福朗思牙”番语，字面上是指海西的法兰西语音，小说中的隐语却是指海西女真语。松花江大屈折处，在元代称海西，明朝时海西女真分为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四部，努尔哈赤大妃阿巴亥是海西女真兀喇（乌拉、兀拉）部人，皇太极生母孟古哲哲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原是蒙古部）人，而同为海西女真的哈达部中，原本也有蒙古人的一支，海西的语言不能缺了蒙古语，海西“温都里纳”，作者实已点出了蒙古语出处了。

       （六） 罢，咧，喳

       “罢”和 “咧”是科尔沁蒙古语中的尾音，日常蒙古语交流中，十句有九句后面带“罢、咧”音，非取意，只取音时，勿需任何改装。科尔沁蒙古语中的“罢、咧”是询问、肯定语气，书面语言中的“罢、咧”二字通常是结束语。“罢了、罢咧”，是原生态的蒙古语“行了、算了”的意思，若音译，则为“薄洛博、罢洛布、薄洛了”。通部百二十回中，“罢、咧”音很多，若从蒙古语原本语音角度看，在汉语字面上音同即可。

       “喳”，是原生态的科尔沁蒙古语，“是”的意思，在表示接受、答应、惊讶时均使用。只要看过清朝大戏，大家对“喳”一词并不陌生，一声声的“喳”调门充斥了朝廷上下。若细究“罢，咧，喳”在汉语中的字义、用法及其在古代产生的根源，是个庞大的题目了，我仅从科尔沁蒙古语音角度分析一二。文本中的各类科尔沁蒙古语用法，比比皆是。

       二 把蒙古语意用汉语意翻译过来的例子

      （一） 可怜见的、天可怜见的

      “可怜见的 ”口头语出语率最高的是贾母，王夫人、尤氏等众多人也用过，贾宝玉则用“老天”作口头语。“可怜见的”、“天可怜见的”是一个语意，蒙古语中的“豁日嘿”的汉语译意，本意为“怜爱”。“豁日嘿”的译意来源，到内蒙古牧区下过乡的知青再清楚不过了。我在中央台一个节目里看到，一个北京知青讲述她领着孩子回草原的情景，当年她住过的那一家女主人如今已是个老奶奶，老奶奶摩挲着她和孩子的头一叠连声地叫了十几声“豁日嘿”，很是怜爱。《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贾母忙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那里见的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的慌？”第三十八回中，贾母笑道：“你们看他可怜见的，把那小腿子脐子给他点子吃也就完了。”

        最早的“可怜见的”语言，与蒙古族崇尚萨满教有关。当然，女真人也不例外。萨满教崇尚大自然，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有灵魂，在日常生活中，信仰萨满教的人嘴上就时常挂着“可怜见的”。《元史》记载中，经常见皇帝说“可怜见的、天可怜见的”，元曲中也多有这个语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蒙古语。后来，萨满教被藏传佛教所取代，但萨满教中遗留下来的“长生天”观念依旧影响着蒙古人的思想和行为，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在老百姓当中也就混淆在一处，没有明确的界限。“豁日嘿”（可怜见的）夹杂着“阿弥陀佛”、“宝日罕”、“腾格里”（神、天、长生天）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变换性地使用，用意却相同。至今，科尔沁地区，仍然随时听到这些带有萨满特色的语言，“豁日嘿”在家常口语中也叫“伊路日”。汉化严重的科尔沁蒙古人，日常生活中随口就来一句汉语“天啊”、“我的天咧”、“天”、“老天”。第四十二回中的“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在蒙古人生活中一点都不新奇，不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宝日罕”或“腾格里”，或表示崇敬，或表示感谢，或表示惊讶，都可以念几千声佛，以示真诚。无论随口念什么，与是否信仰佛教或萨满教没有关系，这些语言已经演化成口头语。

       （二） 破

       小说中“破”字频繁出现。首先，东北方言包括科尔沁在内，用“稀破、破”很普遍，单独的“破”字在汉语中也普遍应用。其次，科尔沁蒙古语中的“破”字用意多重，不仅使用率高，也与汉语用法略有不同，后续四十回中“破”字频多。第一百零三回中，描写夏金桂的母亲“儿子头里就走，他跟了一个破老婆子出了门”，这一段中的“破老婆子”的用法即是科尔沁蒙古语特色。“婆子”是松花江大屈折处方言之一，用于称呼没有亲缘关系的左邻右舍的妇女，通常是冠以姓氏称张婆子、李婆子，而科尔沁蒙古语素喜在名词前面加一个“老”字。“破老婆子”，科尔沁蒙古语音为“毛额嬷”，指人品有问题的老妇女，或指不体面的老妇女。至今，这个“破”字的用法十分普遍，大人也用，小孩儿也用，什么事体什么物件若不合情理，均与“破”字沾边，汉化明显的科尔沁蒙古人干脆把 “破老婆子”叫做“破额嬷”，成了不汉不蒙的新词。此类不汉不蒙的合成语体现在文字上，即是前面的“促狭嘴”用法。

       我从不认为后四十回是伪作，因所谓的声称“丢失”的原稿后几十回是多尔衮家族案未得昭雪之时所作，定是一片衰败凄惨景象，或原本就没有完稿。乾隆四十三年为多尔衮家族案平反之后，原稿后几十回只能“丢失”，后续四十回自然有沐天恩之辞。加之批语声称“一芹一脂是书、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再续出个与前八十回毫无一丝异样的文字来，不仅是作者在自玩聊斋，也是在提着心脏跳芭蕾，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搞不好把没了心脏的比干都吓得活过来，再让朝廷文字狱老爷们寻出蛛丝马迹来，那优雅是玩大了。

       从后四十回语言特点和内容上分析，正是延续了前八十回的内容，作者从多尔衮案历百年起笔至百二十七年时翻案，从最初计划写作百回到后来计划百二十回时封笔，符合通部小说隐多尔衮家族案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我有《<红楼梦>：从百回到百二十回》之文，还没发这里，这里不赘述。

      （三） 头里、前儿

      “头里”是科尔沁蒙古语中的日常性语言，与文本中的“前儿”是相同的用意。如今，“头里”在呼伦贝尔蒙古语地区广泛使用，“前儿”在科尔沁蒙古语地区广泛使用。“头里”，蒙古语音为“特润德”，后四十回中应用频繁，前八十回中是“前儿”，通部百二十回中，两者参杂出现，在蒙古语中是同一语意。 

      （四） 握着嘴、握起脸、拿起脚

      “握着嘴、握起脸”的用法也很多，如，第三十六回中“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握他（袭人）的嘴”，“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儿叫湘云。”第五十二回中，宝玉笑道：“何苦来！又奚落我作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脸来了。”

       文本中的“拿起脚”用法也很普遍，第三十二回中，袭人说：“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

       “握”，指手指弯曲合拢，持住物体的动作。显然，“握嘴、握脸”中的“握”字是汉语“捂”字的用法。为什么有此类用法呢？显见得，这是作者又在玩新奇文字游戏，既新鲜生动，又不着迹地透了一透自己精通蒙古语言文字的出身。“握着嘴、握起脸”，在蒙古语中是再普遍不过的日常语法，蒙古文“捂着嘴、捂起脸”句式中的“捂”字用汉语直译过来，最精确的单字是“握”字，译成“捂、掩”都不够精准地表达那个意境。

       文本中的“拿起脚”也是此类用法，“拿起脚”中“拿”，蒙古语音为“阿布纳”，形容气极而立刻就走，表达这种意思时，用的原始蒙古语即是“拿”字，汉译“抬、挪、移”字都没有“拿”来的准确和形象。

      （五） 仔细

       第二十三回中贾政说宝玉：“……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 文本中的口头语“仔细”随处可见，“仔细”是蒙古语中的家常口语，音为“尼哈塔拉”，意为“不可大意”，既有嘱咐之意，又有警告之意。

       科尔沁蒙古人的日常交流中，“仔细”的语气尤为普遍，大至重大场合，小至家常交流。直到现在，家常闲聊中，人们互相也仍然用“仔细”一说。

      （六） 稿子

       第二十九回中，贾母众人去清虚观打醮时，张道士道：“我看见哥儿（贾宝玉）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

       从”稿子“字面上理解，读者也能够读出张道士所言，意为贾宝玉的外观形容、言谈举止与他爷爷极其相似。作者为什么一定要用“稿子”而不用“模子、样子”呢？其实，这里的“稿子”用法也出自蒙古语用法，是蒙古语“乌力格尔”的转化代指语。“乌力格尔”是蒙古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即：说书。科尔沁是“乌力格尔”的发源地，说书人，胸有腹稿，边拉胡边说书， “稿子”是从“乌力格尔”本意转译而来。至今，在科尔沁地区，形容很相象的两个人或相似的事件，均用“乌力格尔”一词，科尔沁蒙古语表述方式为：“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乌力格尔！” 本句中的“乌力格尔”，只能直接译成汉语“稿子”，若译成“模子、样子”，会失去原句最真实的用意。小说第二十一回中，王夫人从王熙凤那里寻“样子”，无论寻鞋“样子”还是什么“样子”，在蒙古语表述中也叫“乌力格尔”。但是，这里的“乌力格尔”万不能译成“稿子、模子”，最准确的用语是“样子”。作者善于灵活运用“乌力格尔”译意，一是说明作者精通蒙古语言和文字，二是小说中人物通常使用的语言，的确有蒙古语，继而推出“张道士”一定是个蒙古人。此类用法是为突出人物个性特征，否则，文中不会出现如此鲜活的满蒙生活化语言。

       三 倒装句

       蒙古语言翻译成汉语，原装的句式很容易成倒装句，这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特点。若是单纯的翻译，一般的译者，不会用倒装的形式翻译蒙古文字，不为其他，只因字面上的阅读，是有些别扭。若是直接创作，作者暴露语言出身痕迹也是自然的。《红楼梦》中没有这个忌讳，倒装句时常出现。我认为，如果作者刻意隐瞒语言特色，应该完全可以做得到，作者此等用法的写作，有深层用意。下面摘录几条例文，看一看蒙古语“倒装句”特色。

      （一） 也未可知

      充斥了小说通部百二十回的“也未可知”四个字，是从蒙古语表述“也说不准、也说不定”字面上直接译过来的，字译顺序一字不差。乍看这四个字，有些别扭，读着读着就顺过来了。

      （二） 不想到

      第十一回中，贾瑞说道：“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凤姐儿道：“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

     “不想到”，是从蒙古语“想不到”表述字面上直接译过来的，蒙古语中是正常表达的方式，汉语中却是倒装了一下。

      （三）我把你烂了嘴的

      第十九回中，黛、宝聊天时，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

     “我把你烂了嘴的”一句中，“我”要“把你”怎么样呢？没了下文，稍微改装，就不是这种表述方式了。后面的“ 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 ”，则完全是独立的另外一句了。

     “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

      第三十八回中，琥珀与平儿对话，平儿手里正掰了个满黄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平儿），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脸上抹来，口内笑骂“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

     “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一句，也是“倒装句”，“把”后面要怎么样？汉语句式中应该有动词收尾，才显得语句完整。其实，在蒙古语中，这是很平顺的句式。《红楼梦》中，除了诗词歌赋、谜语等复杂的文字，白话文部分直接可以用蒙古语言顺下来，勿需考虑句式和语言顺序。

     （四）也睡未醒
      第五十二回文中，宝玉去贾母处，见贾母还未起床，宝琴也未起床，原文为“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也睡未醒”。

     “也睡未醒”是倒装句，跟“也未可知”同一逻辑，“也睡未醒”四个字是从蒙古语“也未睡醒”字面上直译过来的。

     （五）因把说错了酒令起

      第四十九回中，黛玉笑道：“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因把说错了酒令起，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告诉了宝玉。

    “因把说错了酒令起”，逻辑与上同。汉语句式是有毛病，应为“因把从说错了酒令起……”，蒙古语中却是稀松平常的日常语言，一句顺下来的。

     （六）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

     第七十九回中，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对宝玉）：“……我且问你，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

    “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一句，汉语句式不通，却是蒙古语逻辑特色，意为“晴雯姐姐怎么忽然也没了？”本句用蒙古语表述，不用改动任何字面顺序，本意即一气呵成。“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一句，汉语句式中，也是倒装句，意为“二姑娘好快就搬出去了”，蒙古语中也是一气呵成的句子。

     书中此类语言文字频繁，不胜枚举，这里，我还是省却一点笔墨为佳。无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曹雪芹”为何人，或何几位，《红楼梦》作者精通满蒙语言文字这一事实不可否认。我的立意前文已提到，本文略举文本中的蒙古语，是为我后文服务的。

      2010.2.19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