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书皆不载屈原事，至司马迁始作《屈原列传》。从这一意义上说，若非司马迁，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就少了一个端午节；若非司马迁，中国人将不知何谓粽子。也许这些缘故，胡适才质疑，屈原可否真有其人。

    既然司马迁写到了屈原这么一个人，我是宁信其有的。但我不赞成他的处世原则，即人一旦“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了，便去投江自尽。他也太高看自己了，以为自己一死就能救国了。不要说处在战国那样的时代，就是处在健全的民主社会，举世也不会清水一潭。一个人独清、独醒可以，但没有必要为整个社会的弊端去殉身。

    从小的方面讲，屈原的性格也有问题，在楚国中央机关里供职，被小人谗言，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你既然没有这个承受力，就没有必要跻身仕途，何不效学许由和巢父，归隐也未尝不是人生的最好选择。跳江而死，我以为那是屈原自己的事，与爱国扯不着。对此，司马迁亦有所责：“凭他那样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一个国家不能容身呢？而他却让自

     一个大学生在招聘会上说：“我拿着一麻袋钱去上大学，换来了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去换钱，却买不起一个麻袋。”我们能感觉到这位大学生的情绪，他在用俏皮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现实：知识是无用的。至少目前是这种感觉吧。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大学生。大约是五年前，山东老家的一个女孩考到云南。到校注册时，由她的父亲陪同而来。父女俩，通过家兄联系上我，见面一谈，才知道那女孩是自费生，注册时上来就交了九千多元。我很是替他们父女心疼这钱，因为从他们的衣着和言谈上判断，这是个不小的数目。那位远道而来的大哥曾苦笑着对我说：“等孩子念完大学，花得钱够装一麻袋的。”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负担的起吗？”他指指女孩说：“我和她弟弟一块出去打工，说什么也要把她供出来。”可供出来以后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尖刻的问题，我没有问，但他们父女当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当下，正是那位女大学生所曾经憧憬过的未来。不幸的是，她失业了！她

    吴冠中在一电视专题片中袒露，他是心态与生态的失调者，身虽老态龙钟，可心还是年轻的。他说这种状态下留住的“青春”，其痛苦是局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个中深意，吴冠中先生没有说，观者只能自己去体悟。

    我之所悟，首先是获得了一个载体，那就是健美操教练马华女士，她是一个留住了青春而没能留住人的人（死时才三十多岁）；吴冠中则是一个留住了青春却因此倍感痛苦的人。二人的关联由此而起。先说马华，她是一个公认的体态健美、热情奔放、充满活力的健美操明星，职业的需要与爱美的天性，使马华必须保持她那诱人的身姿，为此她给自己订了一个健美食谱：早餐：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豆奶（不加糖），一个水果；中餐：一两米饭，鱼、肉、蔬菜、水果均等；晚餐：豆制品、一碗粥、生萝卜、黄瓜、西红柿及大量水果。马华生前曾骄傲地对人说，许多人都夸我皮肤白皙、充满光泽，浑身上下散发着活力，看上去很年轻。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十四年的健美生涯和科学饮食。

    然而，

    贾宝玉对袭人说过一番痴话：“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这风花雪月版的死正逢时，不为多见。倒是市侩版的死正逢时，顺手就能拈来，如北魏时的赵修（魏世宗之宠臣），其父赵谧死时，王公以下百官皆去吊唁，祭奠仪物之多，灵堂放不下，宅院容不了；如南宋宰相贾似道，其母灵迁故里之日，自皇太后以下，凡贵戚朝臣，一路设祭；百官戴孝，追送百里之外，天子为之罢朝；今河南卢氏县前县委书记杜保乾，其继父去世时，县所辖乡镇和各局委领导，一律赶赴几百里以外的杜保乾家乡奔丧，共出动小车一百二十多辆，杜保乾收受礼金一百多万。《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与《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亦属造化中人，本文就着重说说这两位死正逢时的美人。

    二十七岁的李瓶儿，染疾命西时，那西门庆捶胸顿足，抚尸大恸，嗓子都哭哑了，真也不枉下嫁西门庆一回。那合家大小，也是哀声动地。这哭，无论真的假的，全来了，都哭了；那政府官员，大的小的，节次来祭，无一不显现着李瓶

    有一年，冯小刚拟拍一部《好梦献给你》的片子，意在讽刺人们的相互吹捧。剧本未出，冯小刚、王朔和葛优等就先行入戏互捧，以此体验生活。

    那是一个国庆节的晚上，几个哥们一起吃饭，刚端起酒杯，王朔就突然说：“不对呀，今儿是国庆，像葛老师这一级的人不应该坐在这儿啊？”葛优忙问：“那应该在哪儿啊？”王朔说：“人民大会堂，国宴啊。”这话还真把葛优弄懵了，他一脸困惑，并郑重其事地说：“没有人通知叫我去呀？”王朔又说：“那是您不愿意去。通知到的往往是经过权衡后才决定出席的。像您这一级的还用通知吗？那是必须出席的。您是谁呀？”葛优很憨厚地笑着问：“我是谁呀？”王朔说：“您是国宝啊，国家的面子。”葛优醒悟，但很开心地说：“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哪。”王朔又作喜出望外状：“喝酒喝酒。幸亏您疏忽了，要不老了也轮不着我们能在今天晚上和葛老师一起吃饭。我要出去跟别人说，国庆节晚上我和葛优一起吃饭来着，你们说，有人相信吗？”冯小刚对王朔说：“人家肯定会说，您说的是梦话吧。”葛优乐开了花，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冯小刚回忆说，“许多年过去了，我向葛优提起那天晚上的事，他仍然记忆犹新念

    李敖说金庸和三毛都很伪善，大概是相对他老先生的“真小人”而言的。李敖在与“公共流氓”（浑蛋官员）打交道时，常常采用“黑吃黑”的手段，谓之“真小人”。李敖认为，在精神上，“真小人”的道德品格，远在“伪君子”之上。所以，他对金庸与三毛的伪善，颇不以为然。

金庸怎么伪善了呢？有一年，金庸跑到台湾去给国民党捧场，得闲到李敖家一叙。李敖是那种心里藏不住实话的人，所以他对金庸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史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大财。”

    当时，金庸表现出极好的君子风度，他先以他那常有的微笑，回应了李敖的严词批评。之后，便很谦虚地向李敖解释他的观点，说自他儿子去世后，他便开始精研佛学，甚至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依旧是口中无“德”，他对金庸说：“佛经上所讲，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虽然感到很窘，但仍

    梭伦是两千多年前的雅典民选执政官，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中庸之道。而恰恰梭伦所处的时代，与中国的孔子时代差不多。更为巧合地是，孔子也提出了一个中庸之道，而且为中国人所熟稔。不同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以理论立世，则梭伦的“中庸之道”以行为立世。

    以理论立世的，书中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看看梭伦的中庸之道，是如何表现在行为中的。先来看梭伦的一首诗：

我给予公民足够的好处，

而毫不削减也不增加他们的权利。

对于那些具有实力，

并且利用自己的财富施展实力的人，

我也注意不使他们受到丝毫损失。

我始终站在他们中间，

用有力的盾牌挡住两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压倒另一方。

    在这首诗里，最能引起我的兴趣的，就是“我始终站在他们（穷人和贵族）中间，用有力的盾牌挡住两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压倒另一方”。表现在执政行为上，就是在梭伦的改革中有一项是“解负令”，规定富人免除雅典平民的一切债务。由于推行得力，这一改革获得实效。类似例子，

   当下进入一个美女文化时代，走在大街上，或到商场购物，不时听到“美女”的直呼声。顺着叫声看去，却发现不少被叫做“美女”的人，非但不美，甚至有几分的简陋。但呼者自然，被呼者也不以为讥，正说明美女文化的日隆。君不见，自古以来，美女都是文化生活的第一话题，比如中国的四大古典美女，比如三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美女海伦等等。

    说到海伦，她已经是历史上很久远的一个人物了，她久远得已经介于人与神之间。在这里，之所以把海伦当作希腊文化的一部分来讲，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就是通俗文化的渗透力，往往是高雅文化的若干倍。有人就讲，中国向外输出孔子，不如输出章子怡来得实惠。这种观点，初听有些别扭，仔细一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施特劳斯和房龙，乃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可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两位先生，与无名辈没什么区别。但要说到麦当娜、施瓦辛格、杰克逊、布兰妮等，他们的知名度，却常常像一股旋风，席卷全球每个角落。现在我来讲海伦的故事，所考虑的也正是通俗文化这一层。是呀，谁会拒绝美女呢？

    自然，位于土耳其半岛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也不会拒绝

    1993年，沙叶新说，我做了个世纪梦，题为《未来的中国，未来的我》。在这个梦里，沙叶新如是云：“未来的中国肯定比今日更开放、更民主。那时，每个公民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再像以往曾有过的那样因思想和言论而获罪。那时，将出现民营的报纸和私人的电台，人人将充分享有新闻自由。”

    但我要说，沙叶新先生的未来不是梦。这是因为，他的梦，前人已实践过了：早在清政府时期就有《出版法》，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报章应守规则》（1906）、《大清报律》（1907）。这些出版法除了采取“预审制”以外，其他倒也宽大。例如要想办报，不论张三李四，只要：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二、无精神病者；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就可以在发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门呈报，缴点保证金，开始言论。绝不会籍口报纸太多了，不许你登记。再如 1947年春，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潘公展、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摆了一场“鸿门宴”，设宴招待《文汇报》的老总严宝礼、徐铸成两先生时，提出了由政府斥10亿巨资收购《文汇报》的“言论自由权”的交易条件。没成想，徐铸成先生以《文汇报》一向不接受

宋太祖时，有一官位出缺，赵匡胤叫政府总理（宰相）赵普物色一个理想的干部，幷把名字拟报上来。赵普拟后交给太祖，恰好这人是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愤然道：“这个人怎么好用？”说完，把报告撕了，掷在地上。赵普不作声，把报告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把前日捡起的报告用浆糊粘贴了，再呈。太祖诧问：“何以还是此人？”赵普答道，据我的意见，暂时还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太祖也悟了，点头说：“既如此，便照你的意见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