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缅甸撤回昆明的飞虎队，在他们那一列列卡车和吉普车上，不是满载走私物品，便是载着英印混血的摩登女郎，给人的感觉，他们不像是在战区，而更像是去野餐。那些摩登女郎们穿着时髦的皱褶短上衣，戴着五颜六色的太阳镜，用现在的语境来表达，一个字：酷。

    飞虎队员们白天轮流在警戒棚里值班，靠打扑克消磨时光。其他人则更是闲得发慌，他们有时去打野鸭，或蒙头大睡，或饮酒作乐。无事生非的飞虎队员在昆明街头，最怕的是遇上他们的宪兵。大多数美国兵极爱喝酒，有的喝醉了便失去控制，以致骂人、打架，甚至调戏妇女。宪兵一来，麻烦即至。所以，美国大兵虽然也会和宪兵发生争执，但挨罚的时候，还是要遵守规矩的。比如遇到不服管的飞虎队员，美国宪兵便翻开衣领，显示出印有罗斯福总统头像的徽章。犯规士兵这时就会毕恭毕敬地向徽章敬礼，表示愿意接受惩罚。一般的处罚是“画地为牢”，即由宪兵递给那位受罚士兵一支粉笔，让他围着自己在地上画个圈，告诉他“罚站半个小时”，被罚的美国大兵，真的就站在那个粉笔圈里乖乖的呆上半个小时。这就是美国军规或者说是西方人的行事方式，滋事是一回事，自觉而严格地接受惩罚又是

    看新闻，不意发现，同一新闻事件，中新社与新华社的稿子竟然一字不差。惟不知两社谁抄谁，只好奇文共欣赏啦。下面是中国两大新闻社的鸿篇巨制，读者可对比一看。我唯一的感想是，中新社和新华社的饭碗真是太好端了。

    项羽和刘邦年轻的时候，说过大致相同的话。项羽见到秦始皇视察会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到秦始皇视察咸阳，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陈胜吴广一起事，项羽和刘邦便揭竿而起，加入到倒秦大军的行列。谁也没有想到，那么多的起义军，乱哄哄的，最后倒坐大了毫无根基的项羽，以及流氓出身的刘邦。

项羽平定了天下，就开始大肆封王，起义者有份，复国者有份。就这样，项羽一口气分封了十九个王国的国王，他则自封为楚霸王。这是典型的项羽体制，它既不同于周王朝的封建制，也不同于秦朝的专制，而是彼此地位平等的联盟制。项羽是这个联盟制下的国王之一，而非联盟领袖。这便给了雄心勃勃者以可乘之机。十九个国王，只有一人称得上是雄心勃勃者，那就是远在西部的汉王刘邦。

    刘邦的最大优点，便是项羽的最大缺点；刘邦的最大优点是会用人，反之，项羽的最大缺点便是不会用人。当刘邦决定与项羽一争天下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决定性的人才力量，即张良、韩信与萧何。就像刘邦自己所说的：“运筹帷幄于帐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则

    每年春天，都有几本杂文年选上市，上手一捧，就是一次中国的杂文餐会。流传于坊间的，自南而北，有花城社的鄢烈山选本、漓江社的刘成信选本、长江社的向继东选本、辽宁社的王乾荣选本（以下简称鄢本、向本、王本）。以2008年的杂文年选为例，这几本书以不同的视角，网尽时年之精点，为读者奉献了一桌杂文大餐。在这次餐会上，我与下面数篇杂文产生共鸣。

    鄢本：《看韩国议员如何“公审”部长》（冯玉忠）这篇杂文，照出了专制国家官人们的脸，比民主国家官人们的屁股还脏！读了《加批全本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黄一龙）才知道，余秋雨有多无耻！《走常识的路，让张五常打的去吧》（李铁）一文使我惊讶，多年不见，没想到张五常已十足的大陆化、垃圾化！

    向本：《怎还拾荒养母》（闵良臣）一文说，一位82岁的老太太，拣垃圾养活百余岁的母亲，十年如一日。这娘儿俩，月收入不足百元！读这篇文字前，我刚看完一个新闻发布会，得知中国借给美国多少钱；减免了所有不发达国家欠中国的债务；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有95%的商品达到零关税……那些数字

    罗马各奔东西后，倒圆了中国人的一个宿命观，西去者，去了西天；东去者，去了太阳升起的地方，真的是日益繁荣。我们注意到，东罗马帝国不仅改名拜占廷帝国，而且罗马语言，也随之让位给希腊语，罗马字母表被遗弃，所有法律文本都由希腊文来写、由希腊法官来讲解。从此，拜占廷皇帝彻底成了亚洲式的暴君。比如说，拜占廷皇帝要求他的臣民，像三千年前的埃及人崇拜那些神化了的底比斯国王一样崇拜他。就这样，拜占廷人渐渐淡忘了自己的西方出身。我们说，这就是一种异化——文化上的异化。用中国话说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下面是意大利使节利乌特普兰德参拜拜占廷皇帝后所写的见闻，借此可以看到，罗马人在尼罗河边湿的这双鞋有多彻底。

    皇帝宝座前面立着一株镀金青铜树，树枝上落着各种镀金青铜鸟，鸟儿都各按其类啁啁鸣啭。宝座很大，制作技巧精湛，转瞬间就从地面上升起，悬在半空，不知是用木料做的，还是用青铜制作

    老子著书立说，开口第一个字就是“道”，庄子坠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疯疯癫癫，化他的蝶去了。庄子悟道置后，咱们先来说说《老子》（又名《道德经》）。

老子梦语

 《老子》开篇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不过是老子的一番梦话罢了，但历来的道家人物，或喜欢道家的后学，却将其奉为法宝。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纪晓岚说，《老子》“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南怀瑾说，《老子》“一字涵盖一个观念”；更有人说，《老子》“涵义博大精深，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也可从文学的方面去理解，还可从美学原理去探求，更应从哲学体系的辩证法去思维……”一个比一个能诌。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说，“道”这玩意“玄之又玄”。说白了就是：说它有，它就有；说它没，它就没。建立在模棱两可基础上的东西，怎么可以言辞凿凿地说它是这是那呢？喻圣人之梦语，为博大精深之理论的荒谬事，过去有之今亦有，别上当噢。 

约瑟姓李

不要以为在道学上，只有中国学人信口胡言，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汉学家李约

    若论《西厢记》，它简直没法和《桃花扇》比。无论是故事性，还是史诗性，二者都不能相提并论。王实甫的《西厢记》，大约只有情史意义。故事也很简单，如下。

    唐德宗年间，崔莺莺与张生在普救寺一见钟情，暗许终身。不料，半路杀出孙飞虎，拥兵五千围困普救寺，强娶莺莺为妻。莺莺声言，嫁于退得兵者。张生一书，求统兵十万的同窗，将孙飞虎退之。事后，崔母变卦，张生心急如焚，一病不起。莺莺以信代药，“调剂”张生。莺莺的侍女红娘从中传书，一来二往，莺莺与张生便在西厢偷吃了禁果。事发，崔母令张生京城考取功名，否则一切休提。张生最终考取状元，授河中府尹，衣锦还乡，与莺莺完配。

    如此浪漫的情爱故事，不是发生在村野人家，而是知书达礼的官宦之家。崔莺莺的父亲是前朝相国，张生的父亲是前朝尚书。说起来，这二人还都是高干子女。照理说，如此出身的人，为礼所拘，当不乏理性。然而，这对青年男女却双双失范。那张生到普救寺游玩，只是偶遇崔莺莺，便有了如下一段道白：“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中，作家群所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用数字表示作家的多寡，即：3→8→13 。第一个数字，包含了周、秦、汉三朝，差不多有一千二百年的时间；后面两个数字，分别代表明清，两朝加一块，正好是周秦汉三朝的一半。

以文学的视角，如果把上面五个朝代进行一个切割，我们不妨称周、秦、汉三朝的古典文学为先典，称明清两朝的古典文学为后典。进一步去表述，我们也可以将二者分别称之为先典文学与后典文学。我们暂且不管这一说法的合理性，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先典作家与后典作家对历史的贡献。

㈠先典作家

    周·李耳  先典作家我只选取了三个人，即周朝的李耳与孔丘（即老子与孔子），以及汉朝的司马迁。读者或有疑问，你怎么把李耳、孔丘、司马迁给划入先典作家的行列了？需要解释的是，这基于我对文学的一个认识。传统观点，一说文学，掰着手指就老三样：小说、诗歌和散文。狭隘的文学定义，自然就排挤了李耳、孔丘与司马迁在文学上的地位。真正的文学，应该具有人文视野。反过来

    魏得胜先生近年从事历史题材的写作，成绩斐然，继广受好评的《历史的点与线》出版后，现在又同期出版了《风中的文化帝国》、《历史深处话名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7月版）两本专著。不过，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只涉及后者。《历史深处话名著》最刺激感官的，莫过于把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划归二流文学行列，这与传统的文化认知相去甚远。但书名又分明在提醒我们，魏得胜是通过历史平台来谈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然有他的道理在里面。

我们首先来看看，魏得胜是如何来给文学定义的，他以林冲为例，说林教头在梁山发动政变时，对首领王伦说过这样一句话：“量你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魏得胜感叹道：“这多严重啊，在古人眼里，文学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码，做个寨主，都需要胸有文学，遑论其他？”魏得胜进而引论出帝国政府的人才辈出，如陶渊明、陈子昂、贺知章、李白、杜甫、高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贾岛、杜牧、欧阳修、王安石、晏殊、苏轼、秦观、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是文坛高手。“由此可见，文学在帝国组织结构中，起

     年内，我完成了一本探讨中国人文典籍的书（《历史深处话名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将传统的“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列为二流作品。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样做是在贬低它们。假如你换个角度去想，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我也仅仅推崇十五部（种），那么其中的任何一部，其文学地位都具有某种不可比拟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之所以把《论语》、《史记》、《古文观止》、《金瓶梅》、《桃花扇》放在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基于两个考虑：首先是史诗性，其次是文学性。很显然，“四大名著”的文学性，大于史诗性。故而，我只好让它们屈居二流。感情上我不愿这么做；理智又告诉我，做学术不可感情用事。

    总之，当你一联想到，“四大名著”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佼佼者，你就一定不会觉得我在贬低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把“四大名著”置于两千多年的文化史中来审视，这既是重新定位，又是身价提升。也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的视野才会更宽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