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后来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建议袁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而且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所以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

 佩孚在北洋后期军阀里是个难得的人物，风度翩翩，号称儒将，尤其是跟曹锟、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一伙儿土包子站在一起，更显得卓而不群，别有风范。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把他选成封面人物，那可是中国第一个能享此殊荣的个人。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饶汉祥通电写的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的远呢。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的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原因无他，康有为是自说自话，而饶汉祥却是一位枪手。这一条名枪一生写过无数枪稿，所枪之人个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名角：黎元洪、袁世凯、郭松龄，几乎民国每一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电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骈文这个东西，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四字或者六字一句，动辄千言，读起来琅琅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虽则臃冗浮华，却很能吸引眼球。如果譬之于女性，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没什么内涵，但实在是漂亮。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

 康有为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喜欢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

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一千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

前面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被应用在TCP/IP网络协议里面。由于电报系统本身只是一个点对点的结构（物理层是一个电流回路，链路层是莫尔斯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参看这一段引用介绍，并鸣谢西北望朋友指出我的原则性错误。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被应用在TCP/IP网络协议里面。由于电报系统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转一段专业的技术说明（鸣谢西西河的西北望朋友，感谢他指出我的原则性错误）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

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异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十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

 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大北公司哪儿敢承认这个，以后还想不想在欧洲混了。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现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的，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嘛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一是'厦门旱线，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J. Heningson）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一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当初朝廷计议修筑江南线时，本来是交给胡雪岩来干的。李鸿章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不对付，暗中授意盛宣怀破坏此事。盛宣怀找来恒宁生，提出以三倍价格购买大北公司本来供应胡的材料，让他们卖给胡雪岩次品。结果胡刚修到三分之一，线路就不堪使用。李鸿章在朝廷借机参了胡雪岩和左宗棠一本，这条线路遂落入盛宣怀的囊中。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