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待别人既大方，又小气；他贫富有别，不是一个盲目的泛爱主义者。他大方的时候，是对“穷人”；对于富者，却吝啬有加。

   孔子在知天命之年后当上了大司寇，成为了真正的士大夫。他也就有了“排场”，有了家臣——“宰”。“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季氏》）（注一）所谓“宰”也就是家务总管，孔子的学生子路、冉求都给掌握着鲁国最高权力的季孙家当作这个角色。

    在孔子所在的鲁国，家臣权力是很大的。孔子在对执政者“出身”与命运的规律总结中专门提到过家臣，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雍也》）所谓陪臣其中一层意思就是“臣之臣”的家宰。

    不过，孔子乃“无土无民”的工资型大夫，其家务总管也只能拿点薪水了，孔子给的标准是“粟九百”，所谓粟，是当时的黍、稷、秫等粮食作物的统称，当为与孔子工资一样的小米。从原思辞让的态度来看，“粟九百”看来这不是个小数目。

    原思是个穷苦的人，这可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曾记载了他在孔子去世后隐居“草泽中”之事窥测出。当他的师兄弟子贡见他的时候，原思“摄敝衣冠”，子贡“耻之”，问他是不是有病了。子贡虽穷，却不是个贪心的人，他曾经向孔子讨教过什么是“耻”，并自认为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心都不表现就是“仁”。对于子贡的态度，原思回答是，“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成行者谓之病。若宪（原宪字子思），贫也，非病也。”子贡惭愧而去。这样一个人，对老师兼老板的孔子给予的工资表示辞让，当为情理之中。大方的孔子则劝说原思说：别啊，你用不完的话就给邻里地方的人啊。大方的孔子的仁者爱人的精神尽显无余。

    不过，“粟九百”到底是多少呢？杨伯峻表示，“下无量名，不知是斛还是斗，还是别的。习惯上常把最通用的度量衡的单位省略不说，古今大致相同。不过这一省略，可把我们迷糊了。”（《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至57页）古代以十斗为斛，两者确实差别大了。

孔子的工资是“俸米六万斗”，他会给自己的管家多少？笔者认为，这“粟九百”当是斛，也就是当时的九千斗，需要再次明确的是，此斗与孔子工资的斗一样，都该是小斗。小斗与后来大斗的比例是三比一，而十斗为一石一石大致为现代的六十公斤，所以换算下来，原思的年薪就是是粟三百石，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八千公斤小米。孔子拿出自己年薪拿出六分之一给自己的管家，对于孔子“出有车”的“高消费者”来说，确实够大方的。如果按照斗来算，这种重要职位的年薪不过是他自己的六十分之一，而且不过一千八百多公斤，一大家子自己都不够吃的，哪会有什么余粮给邻里啊。

    对于自己的学生兼部下，孔子也有小气吝啬的记录。

    《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公西华要出“公差”到齐国，冉有向孔子要粮食补助给公西华的母亲，“子曰：‘与之釜’”，也就是当时的小斗六斗半；冉有说再给加点吧，“与之庾”，再给了两斗半，总共给了近八斗。结果冉有给了公西华母亲五秉，相当于当时的八百斗。结果孔子很不高兴，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就是说君子只雪中送炭，不锦上添花，而公西华到齐国出差可是“乘肥马，衣轻裘”；意思很明显，就是给的太多了。

    在这里，孔子对富人显得很“小气”，当然，孔子不是仇富，而是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有点人生阅历的人都知道，慷慨大方的“继富者”，其目的不外乎攀爬献媚，甚至有“变相行贿”之嫌。孔子的大方和爱心并不滥施，不是一个闭着眼睛的泛爱主义者，而是有着清醒的对象意识的。

    在古代，对于穷人的大方，与对富人的小气，也就是“周急不继富”的原则，是正直君子的操守和境界；在今天，人们帮助和施爱的时候，在爱心、正义感之外，也要具备独立精神和清醒的理性认识，像孔子一样，对穷人大方些，对富人吝啬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