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男盗女娼”观念的影响，国人是极其鄙视妓女的，从古到今，由于光顾妓院的人大多是达官显贵或文人墨客，所以，过去的许多妓女由于她们的特殊“贡献”，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一些妓女的名字甚至与许多英雄好汉、名流精英、文人雅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如南齐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她们虽然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了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该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在众多不同凡响的人眼里，却给予了她们以极大的宽容。于是，在厚厚的中国历史的书卷中，随便翻翻，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她们或多或少地从另一个侧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回首历史，恐怕不风流的文人寥寥无几，而女人又是文人们不可缺少的创作源泉，然而，由于古代社会对“情人”的极端排斥和限制，文人们想像现在这样找个“情人”来宽慰自己的心灵，那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妓女便成为了许多文人才思喷发的好引子。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许多文人就直接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的故事成了他们重要的创作题材。
    李阳泉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一书中，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名妓对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90首，李冶的也有14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个中秘密何在？ ”
    “原来，在男性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
    “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著名诗句。”
    此外，“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要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
    由此可以看出，“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士人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许多名妓在文学史占有了一席之地，她们或多或少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参考了《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一书，李阳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