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了要鼓励工人生产，几年前开始在工厂内大事推行「件工」这个制度。近一两年来所兴起的工业承包责任制中，酬劳以件工计更为普遍。据说一般国内的工厂，目前的件工薪酬占总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我不知道，但据我自己调查所得，国内件工的盛行远超香港、日本及美国。

「件工」是工资按产品的件数计，亦即是按产量计。一个工人的产量越多，他们的收入就直线上升。生产件数少的工人，收入可能不足以餬口，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起码收入的保障还是存在的。这「保障」是小半个铁饭碗；换言之，几年前的铁饭碗（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已经是粉碎了的。当然，件工制与昔日的「大锅饭」更不可同日而语。

件工增量如有神助

一些到中国设制衣厂的朋友，认为今日中国的件工制是由香港「进口」的。他们在五、六年前到国内设厂，固定的工资由中方决定，结果是职工非常散漫，生产效率低得惊人，面临破产在即之境，他们就据理力争，指出香港的工人产量高出国内的好几倍。后来港商被批准采用件工制，职工于是在晨早等工厂开门，到了休息时间则不愿急于下班。换言之，改变了酬劳的方式，同样的职工就判若两人，这样，制衣厂起死回生，而件工的收入也比固定工资高出两三倍。有钱可赚的办法，在发挥中国职工的积极性而言，是对症下药；其它国内的生产机构就竞相仿效，正如最近一年多，他们竞相仿效采用「合同工」一样。

中国的件工制是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制在中国这样广泛的采用，及其可以肯定的鼓励生产的功能。事实上，「件工」这个工资制度是有很长远的历史的。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盛行的判工制——putting out system——就是件工制度。家家户户跟「企业家」拿取织造的原料回家工作生产，产品交给「企业家」，按件计酬。后来的所谓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就是纺织的机械有了重大的新发明，生产迅速；但因新的机械过大，不适用于家庭，而投资额也极高，所以工厂就兴起了。在工厂内，企业家购置机械，供多个劳工在厂内生产；督察、指导、合作等事，就在厂内统一起来了。

虽然件工在纺织行业中很普遍，但在其它轻工业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选用件工的理由是明显的：按时间计工资，工人的生产贡献就往往难于量度。另一方面，「三个和尚偷水喝」，工人偷懒自古皆然，在时工制下，因偷懒或散漫的行为而导致的必须监督费用（也即是交易费用的一种）不少。要减少这些费用，件工制就产生了。

不同工作的交易费用不同

在件工制下，偷懒或散漫的工人自食其果，所以他们有自动自觉的生产意向。可是，件工制虽可减少监察的交易费用，另一种交易费用却会较高的。这是因为件工制虽能鼓励工人增加件数，但他们却有意向出产质量低劣的产品。所以在件工制下，审核产品的交易费用就增加了。彼消此长，在私有产权下的自由劳工市场的选择，必然是基于哪一种工资制度（工资合约）能减少交易费用。

减少交易费用是选择合约形式的决定因素（见《资产转让为何重要》）。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因为资产（包括劳力资产）有自由的转让权，其拥有者就有自由选择合约形式的权利。没有转让权，合约形式的选择就缺少了自由，交易费用也因而提高了。

在自由的资产市场内——例如在香港——件工合约不一定是化算的。很多产品、生产贡献与服务等，是不采用件工制度的。比如款式的设计，发明的研究，琐碎的工作，若以件工计，就大有问题了。试想，设计的好坏差距极大，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量度，若以件工计，所得的设计又怎能大有价值呢？发明比设计更复杂，单是要把发明一件件地分开来就办不到，更谈不上有什么标准了。琐碎的工作，例如打扫、清洁、修补等事宜，大小不一，千变万化，又怎能逐件订价呢？也有一些产品，其中某部分采取较低成本的办法生产，是要几个人或多个人一起合作的；每一个合作者的贡献大小有异、所值不一，若按件工计，就往往出现纠纷的问题。

最后一种主要的困难，就是在件工制下，议订产品某部分的每件工资并不容易。这与按时、按日或按月而计工资的办法大有不同，因为一般而言，各类工人的时间所值都有行内的市价。而件工呢？因为产品往往不同，每件的工资就不容易有众所认同的市价。香港工厂所用的办法，是凡有新产品要订件工之价，劳资双方就按工作的困难程度，「举手踏足」的次数，动作大小的分别，然后依据以往件工的工资而大家洽商。这议价的交易费用并不轻微，而议订工资后又可能要试行生产，劳资双方若有不同意的地方，就要再行议价。由于这个缘故，产品的生产如果转变频密，件工办法就难以适用了。

件工产品一望而知

近两年来，我曾经到佛山与深圳的工厂调查他们在怎样的情况下工作、生产。只一看，就知道件工的盛行，因为产品多而无当。

在佛山一家有名的陶器工厂里，工人的确比几年前我在同一地方所见的卖力；然而，产品墨守成规，全无创新之处，与几年前所见的没有一点分别（在香港，这情况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很明显，这是因为件工议价不易，转换产品有困难，而新产品的设计是不可以用件计数的。设计的人大概只有固定的工资；不管设计的优劣，又怎能发挥设计者的天分呢？

在深圳的一家家俬工厂，造出来的褥很不错，但布料的花样大红大绿，而缝在褥上的招牌及介绍实在「难登大雅」。据说这产品主要是外销的。质量虽然可取，但如此「包装」，在外市怎能大有所成？而「包装」这样为外市所注重的「大事」，是不能以件工改良的！

这一类及其它我所见到的工厂，工人比从前勤奋得多，是无可置疑的；但与生产只有间接关系的事，他们就漠不关心了。例如，工厂内的废料随地乱丢（件工顾不了），用品及工具的安置乱七八糟（件工顾不了），产品即使雨淋日晒也和他们不相干（件工顾不了），机械的维修保养往往很差（件工也顾不了）。

至于产品因件工制而影响了质素，则不必到工厂视察。到香港的任何国货公司看看就知道，所有的手工艺品都不如「旧工」的那样来得精致。不久前，我跟一位朋友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前看到一对很大的白石狮子——是的，这些狮子的牙齿像人的一样，我就说：「这是件工！」

要以私营扩大合约的选择

我们都明白，件工可以有效地促长产量。几年前以工作散漫闻名的中国，今天件工制的确大有帮助。每天睡二三小时午觉的行为，在工厂内是不复可见了。问题是，为什么目前中国的工厂，除件工以外，很少用其它的合约形式？这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问题。

我的答案是：由于工厂是国家所有，赚钱的多少在大体上与私人的利害无关。一个厂长只能以件数的方式，而不能以自己的判断、认识，随「意」奖、罚工人，因为这样做，就变成滥用权力了！这样，只有以件数的或多或少来决定工人的收入的多寡，才能看来名正言顺，因为这是以产量来奖优罚劣的办法。但如此一来，件工之有所不逮，就难以补救了。

在私营的工厂里，厂长或经理的薪酬是由私产的拥有者决定的。这薪酬可以高得惊人，但如果工厂的表现欠佳，厂长或经理就职位不保。大致上，私产的拥有者对他们说：我要的是钱，你们好自为之。经理于是就大展所长，用其心血、经验、见识作判断：件工、日工、月工、花红、加薪等等不同的合约方式，何者为佳，按生产的情况及交易或监察费用的高低而定，采用实际灵活的办法，务求生产有效率，或产品能够令人耳目一新，从而可以打开市场。

目前的中国，政府也是要钱的。大致上，执政者好像是说：﹁我们要的也是钱，因此你们不可以多得；因产量多而增加工资还可说（却不可超过每月二百五十元人民币），但不以产量计的就不能随意增加了，原因是我们不能细心判断每家工厂的每样措施，是否对收入有利。﹂

中国的执政者以保持收入「平均」或「合理」为理由，来维护目前工厂的「国营」性质。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