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土地在中国是可以买卖或转让的，但当我跟那里的朋友谈及中国应将土地出售及容许土地自由买卖时，他们都显得异常惊讶。这些朋友都很开通，绝对不会盲目地支持中国现有的土地政策。在研讨中，我发觉他们对资产转让的误解层出不穷。思想开放的中国人尚且如此，其它比较「保守」的，对资产转让的误解更可想而知了。「主义」或「教条」对中国人的思想的误导，根深蒂固。冰冻三尺，要怎样才能把它融化呢？

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一文内，我指出一些关于土地的谬误观念，这里不必重述了。但关于土地及其它资产的自由买卖的谬误观念，有几点是应该补充的。

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

信奉马列学说的人，大都认为资产转让的赚价，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既不公平，对经济的运作也没有贡献，是应该禁止的。事实上，深圳特区的房屋买卖，就不准赚价——房屋买卖也就因而被压制了。佛山在两年前所发行类似债券的股票，明确地指定不可以转让。最近在上海及沈阳所推行的「股市」，有了进步，但有关的「权利」的转让，似乎还是限于债券的形式——股权是有多种的，我目前还未能把握到这些新兴的「股市」的基本性质及了解其交易的情况。

在《与邓小平商榷》一文内我指出：既然可以劳而不获，不劳而获当然也是可以的。一些朋友读到这一推论，认为逻辑有问题。这批评不无道理，因为我「跳」了一步。较严谨的推论是这样的：在市场竞争下，投资所得的「长线」平均利润，大致上应与利息的收入相等。「劳而不获」的投资，血本无归，利息的收入当然赚不到；因此，在市场竞争下，一些投资就一定会「不劳而获」，即利润超过成本利息。

在地产或任何其它资产（生产资料）上投资，卖出时赚价高于利息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但血本无归的例子也同样不少。假若政府不容许有「不劳而获」的收入——不准在资产转让时赚价——那么在资产上投资的人，平均来说，就要亏本了。中国的执政者也许认为，不能在资产转让时赚价，但让投资者在产品出售时赚钱不就可以了吗？答案是：稍有帮助，但远为不足。这是因为很多购买了资产或置了业的人，事后往往由于各种变故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决定把资产卖出或租出给他人使用。不准资产转让赚价，要冒风险去尝试的行为就减少了。

赚价的功能

有些人，购入资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购置一些可供退休或作为积蓄之用的资产组合。不准资产转让，或转让时不准赚价，那就会减少一种重要的积蓄门径——政府要负担的「福利」就驱之不去了。也有些人，购买资产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资产卖出时赚价。在马列主义的范畴内，这种人对社会半点贡献也没有。但这些人在资产上投资，大都认为自己有「独得之见」！他们基于自己的讯息而下注，等待机会或找寻较能善用那资产的人，然后将资产出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讯息；这方面，资产的自由转让权鼓励了讯息的运用。

当然，自以为讯息灵通的人不一定是对的。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人很多。政府的决策者又何尝不是如此！但在资产可自由转让的市场内，赏罚分明。用了错误的讯息的人亏本，受到惩罚；用了准确的讯息的人却受奖赏。一罚一赏，此消彼长是必然的——这是资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

在经济学上，「投资」与「投机」的唯一分别，是后者期待在转让时能「不劳而获」地赚价（这分别，在书本上是不易找到的。艾智仁在这分别上思索了很久，在一九六八年打电话到芝加哥给我，告诉我这一点新的「突破」。我当时的回答是：「对！但毕竟在观察上我们不能将『投资』与『投机』分开。」）中国的朋友反对资产转让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反对「炒买」、「炒卖」。上文指出，「炒」也有重要的讯息传达功能，而市场会惩罚那些自视过高的炒家。

话得说回来，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因为要「炒」而制造「假消息」的行为是存在的。香港的市场（尤其是股市）就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行为只不过反映着私产的保障不够明确（在这方面，美国胜了一筹）。撇开这些行为不说，市场的惯例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结果是有效地利用了准确的讯息。例如，在美国，股市的指数都先在每一次经济复苏前大幅度上升，从不出错！在健全的市场上，讯息的运用，在大致上是对的多，错的少。

明治维新的经验

只要资产有明确的界定及保障，它的自由转让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上，资产转让所能带给社会的利益，远超过一般书本上所说的。重要的证据屈指难算，写之不尽。但要单举一个实例，日本的明治维新应当是首选。

日本在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后惊人的经济增长，是历史上有名的经济奇迹。直线上升的数字令人叹为观止，而从来没有学者怀疑这些数字在大体上是可靠的。日本在十多年间发了达（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恐怕也相形见绌），执政的人当然意想不到，事前更谈不上有什么庞然大计了。但究竟明治维新的成绩是怎样来的？而主要又是什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为了要了解这个问题，在一九六四年我搜集了很多数据，把每一个可能的因素衡量。所得到的答案是，明治维新将以往已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其它因素都是次要的。有了这个转让权，土地与劳力资产的使用就来了一次大调动，向增加经济收益之途迈进，举国就欣欣向荣。这一个结论，当年我和艾智仁及赫舒拉发等人研究了很久，面对着资料证据，大家都认为推翻不了；而大家亦认为虽然明知资产的转让权极其重要，但也想不到它功能之大，竟至于斯！

后来我又跑到柏克莱的加州大学，请教那里的鲁索夫斯基教授，在他家里研讨了一个下午。这位教授对后辈很有耐性，不厌其详地解释日本的土地转让权，在明治之前早已有了！他给我看了很多他在日本搜集到的资料，指出他「跟踪﹂明治之前的土地户口的转变。但鲁索夫斯基教授还是同意我的结论，因为在明治之前，土地的转让并不自由，只能在灰色的市场交易。明治这个小童皇帝听从国相之言，以一个签字将灰色改为白色，经济奇迹就出现了。那是说，将资产的转让减低交易费用，这一着，非同小可。

在今日的中国，土地——尤其是农地——是可以在灰色市场转让的，交易费用很大，而私人使用权的界定也不及明治之前那样明确。中国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明治维新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支持社会主义的最佳理论

我曾经指出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内容费解，术语多而模糊不清，没有可取之处；但撇开马氏的理论不谈，在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中，逻辑井然、一清二楚的也有。这后者起于三十年代而极盛于五十年代，但自六十年代起就日渐式微。这一套比较新的理论的一上一落，是时势所趋，没有学者曾将它严谨地以事实考证。

我不想在这里详尽地解释这套言之成理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可是，因为近来中国的理论家逐渐放弃马克思的老调，而他们的新观点，看来是与那一套远为精确的「社会主义」理论大有相似之处，所以在此简略介绍是适当的。

十九世纪末期，数学里的微积分学被广泛地应用到经济学上。这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派，高手云集，人材辈出；他们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一般均衡」理论。这理论将各种产品的产量及市价，按供求规律「决定」了，将各资产（生产资料）的量与价，按供求规律「决定」了，也把产品市场与资产市场联系起来——以数学引证，鬼斧神功。

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最佳「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那「一般均衡」理论演变而来的。这些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高手，都一致同意市场有莫大的功能。但他们问：「既然有了产品市场，产品各有各的市价，可作为指导资源（资产）使用的讯息，那么生产数据（资产）的市价还要来做什么？」真是问得好！事实上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范畴内，对指导生产而言，资产市场是多余的。

从这一个出发点，支持「社会主义」的学者就指出：有了产品市价的讯息，资产市价的讯息无足轻重，资产的转让（买卖）权利也就不重要了。更进一步的推论，就是资产可以作为公有，而政府或作决策的人仍可按照产品市价的讯息来运用资产。每个公民的收入，当然是可以按照产品的市价及工作者的生产效率来分配，而资产既非私有，悬殊的财富分配就不会产生了。那是说，他们反对资产的私有及转让，但却极力鼓励产品市场，认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社会既可利用产品市价的讯息而将资产有效率地运用，也可保持「合理」的财富分配。综观中国近来在经济政策上的言论，大致上是与这套理论吻合的。

我曾经指出，怎样才算是「合理」的财产分配很难说，而在我们所知的经验中，「共产」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并不见得是「合理」的，也说不上比私产制度的「平均」。在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有竞争，而竞争必有胜负之分——不平均的分配无可避免。但这一点倒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所在：「合理」与否是主观的事。

该理论的主要漏洞，是它的一个不明显而往往被人忽略的假设：每样产品的市价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好像不需付出任何交易费的）在市场内决定了。假若市价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难以决定（事实上，大多数产品是「无价」的，但因为无价就使我们觉得这些产品不存在），或是有价而价格不一（事实上除了黄金及其它期货市埸的产品外，一切有价的产品都是价格不一的），产品的市价指引就远为不足了。

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假若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话，产品市场当然是可以提供有关资产运用的充分讯息的。再进一步而言，就算完全没有市场，只要交易费用不存在，任何讯息都随意可得，资产的运用，也可以「尽善尽美」。（这一点，我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内，有比较详尽的分析。）但假若交易费用是存在的话，资产的市价就增加了传达讯息的效能，因而增加了资产运用的效率。

产品市价的不足，是可以靠资产市价的讯息来辅助的。例如，一幅土地拟作什么用途，通常是要视乎未来的产品的收入多寡而定。在产品尚无市价时，用途的决定就要靠社会里各种不同的人，凭经验所能预期该产品未来的收入的讯息。资产若为私有，有了转让权，资产的市场价格就可以在尚无产品市价的情况下决定了。资产以价高者得，由得者作决策不一定是对的。然而在一般而言，这样的决策，总比一无所知或毫无经验的人准确得多。

公司（企业）理论的启发

我还可以举出好些例子，说明资产市场不存在而引起的讯息不足的因难。但这些还是次要的。且让我在同一问题上转到极为重要的一面——「公司理论」。

高斯在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公司的本质》，深不可测！一个二十一岁青年所写的文章（二十六岁发表），要到三、四十年后才被重视，在经济思想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可能是因为高斯当年实在太年轻，不能像大宗师那样写来顺理成章，「字」到渠成；另一方面，合约的经济理论的兴起是一九六九年以后的事（拙作《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于该年发表），而在此之前，高斯的公司理论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得起事实考证的经济学要到近二十多年来才大行其道；时势使然，高斯的公司理论在三十年代末期曾一度引起注意，然后又被人遗忘，要到七十年代初期才「死灰复燃」，再呈异彩，在经济学界内有口皆碑。

任何好的理论，当我们能清楚地掌握到它的整体及其含义时，就变得非常明朗可鉴的了。高斯的「公司理论」的主旨是这样的：要决定产品的市价，费用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包括讯息、量度、讨价还价、保障承诺等等费用——综合而归类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就不可能将所有零碎的产品或服务，逐样定价。于是，为补市场之不足，「公司」就产生了。

举一个例。一个手表可能有数以百计的零件，而每一零件也可能要经多方面的合作才能够出产。在原则上说，每一部分（甚至小小的）贡献，都是一种「产品」，都可以各有各的市价；而购买一个手表的人，可以向数以千计的生产贡献者直接付价。在这情况下，产品与资产（生产数据）是分不开的，而产品市场也就是资产市场。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派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因为含蓄地用了「产品市场没有交易费用」这个假设，所以产品市场与资产市场的划分就大有冲突，前后矛盾，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当然，上文所举的手表例子，事实上只有一个市价。这是因为有了交易费用的存在，要议订成千上万的零碎市价，是极不化算的。为了要节省交易费用，经营生意的人就以雇用、租赁或购买生产资料的办法，在资产市场上成交，然后将资产组合，出产了手表，在产品市场上出售。这个经营者的「企业」就是「公司」了。那是说，产品市场与资产市场的分离，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经理」或「资本家」的存在却不是为了剥削劳力，而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从中取利。

在自由市场内，一个劳动者大可独行独断，自己在市场上做小生意，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但在择「业」中，他往往选取被某一「公司」雇用之途，心甘情愿地为「公司」或「经理」所「用」。这样做，无非是因为「公司」能节省交易费用而使他的收入增加——剥削何在呢？但这个劳动者或工作者的如此「就业」（被雇用），是要基于劳力是私产，有转让权（或有「转业」权），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劳力资产如此，其它资产也是如此。没有私有产权的制度，或资产不能转让，交易费用就会因为没有资产市场而激增了。由高斯理论而来的这个创新的观点极具启发性，难怪在今天，「公司」或「经理」的经济学理论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股重要主流。

合约的选择

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中国对资产自由转让（让资产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几种谬误观念，也指出对社会有利的讯息传达不能单靠产品的市场。同时我又引用日本明治维新这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单是将灰色的地产市场转为白色，经济奇迹就出现了。我再谈及四十年前所兴起的，支持「社会主义」，反对资产转让（或反对资产作为私有）的最佳理论。这理论看来头头是道，逻辑井然，但因为忽略了产品市场是有交易费用的，就变得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的用场。

由此引申，我自然地转到以高斯为首的公司理论。这理论指出，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产品的市价往往难以决定，或甚至没有市价可言。在这情况下，资产市场就会因为减低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而产生——公司也由此而起——藉以辅助产品市场的不足。

有了高斯的启发，再进一步的分析又应从哪方面着手呢？我的答案是：交易费用与合约的选择。这个新观点发展了还不到二十年（见拙作《佃农理论》——一九六九年芝加哥大学出版；及《交易费用、风险的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一九六九年《法律经济学报》），但作品层出不穷。虽然在这题材上，文章的论点彼此有异，然而，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自由选择合约安排的形式，可以大幅度地减低交易费用。

雇用、租赁、买卖，都是一些权利转让的形式。不管是资产还是产品，权利转让都可以用上多种不同的合约形式。每一项权利的转让，都含有一种「合约承诺」的存在，而转让形式的不同也就是合约安排的形式不同。高斯理论的重点所在，是产品市场有交易费用，因而引起辅助或代替产品市场的「公司」出现。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社会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资产市场就在某程度上代替了产品市场。但这还不够正确。更正确的观点是，产品市场是一种合约，资产市场是另一种合约；由于产品的转让在很多种情况下会有很高的交易费用，市场就选取了另一种合约而代之——资产转让的合约。

不同合约有不同交易费用

我在本文又曾提及，产品与产权的分别并不是一清二楚的。可是这分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的不同，又会因交易或生产的情况而决定。说让产品或资产有自由的转让权（买卖权），严谨地说，就一定要包括自由选择合约形式的权利。这个广泛的自由转让，会使在市场竞争的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设法用各种不同的合约安排来组合资产，来鼓励生产，来监察行为或承诺，从而使交易费用下降。

我可以用一些大家熟知的例子说明这个重要的道理。一般餐室的收费，按菜式及数量计；但一些供应「自助餐」的，却是以人「头」计——付了固定的餐费后，一个顾客就可尽其所「能」而食。当然，吃「自助餐」的，会「狼吞虎咽」，以致他最后一口食品的边际价值等于零。那是说，「自助餐」的边际价值必定会低于食品的边际成本。旧一套的经济学，就会认为这情况是浪费。但新的、远为正确的观点，则认为按照菜式数量收费，交易费用会比「自助餐」的为高；因此，假若「自助餐」的交易费用的节省，能多过「乱吃一通」的浪费，那么，开餐室的人就会选取「自助餐」的合约安排了——「浪费」也就谈不上。很显然，哪一样安排比较节约，是要按食品的种类与服务所耗的工资等等而定的。例如，山珍海味的食品，殷勤的服务，便于顾客倾谈的幽雅设备，自助餐就派不上用场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酒店内的「水」与「电」，是不会另行收费的——按每个房间接装水、电表和按表收费，是大不化算的；但住客用长途电话却又非另行收费不可。照相机的使用说明书是不另行收费的，但使用计算机的入门书籍，却又要另行议价。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合约安排，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交易者按情况而定，选择能减低交易费用的合约。

自由的产品市场如是，自由的资产市场也如此。别的不谈，单看劳力（是的，劳力也是资产）市场的合约就五花八门。劳力的薪酬可能按每小时计，按日计，按月计，按年计，可能以小帐计，以佣金计，以花红计，以每件产品计，以奖金计，以分帐的办法计，以分股计，或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合并而决定劳力的报酬。每一种报酬或薪酬的方式都各有所长，而又各有所短，而每一种形式的白纸黑字或不言自明的合约，及其中的附带条件，也各有不同。旧一套的经济学，对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这些办法可以鼓励生产勤奋的意向。而新的经济学却令人恍然而悟：在能达到有效率的生产目的之前，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要达到一个有效的生产目的，选择交易费用（包括监察费用）最低的合约安排，是极其重要的。

自中国开放以来，劳力报酬的方式确是大有进步——而其中远为不足的，我会另文分析（见《件工制度有所不逮》）。虽然在诸多管制劳工的规则下，合约的选择并不自由，但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深知，酬报的方式对工作的勤奋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在这里只不过是作一些补充：勤奋是因为交易费用被减低了；有了更多的劳工合约自由后，交易费用一定会更低。我也要进一步指出，有了劳力私产化及自由转让的条件，才可以有选择合约的自由。

中国的执政者也应进一步了解，劳力如是，其它资产也如是。当然，不同资产（生产数据）的性质不同，交易费用和合约的选择也跟着不同。但要减低交易费用，资产的自由转让（包括自由选择合约）是不可或缺的，而私有产权是资产转让的先决条件。

转让促使竞争减少费用

在大学课程内，经济学书本所分析的所谓竞争，往往忽略了资产转让对竞争的影响，因而低估了竞争对生产的贡献。

不久前，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来信，给我作一次书面的访问。提到中国最近的工厂制度改革，他指出在推行合同制后，有些厂长滥用权力，为所欲为，向工人开刀，搞个人报复，或妄自裁员。我回信说，这些行为大都是在非私产的制度下才能产生的。假若工厂是私营的，不管股权谁属，胡作非为的厂长怎会不被革职？

试想，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一个大有出息的工人投身到工厂工作，无非是希望他的贡献能因交易费用较低而增加收入。假若厂长才干平庸、行为低劣，这个工人就会另谋高就。另一方面，假若厂长对一些大有贡献的工人搞「个人报复」而把人家解雇，股权的持有者，可以将厂长革职，也可能眼见工厂前途不佳了，将股权出售。就算是小股东亦可联群结队地以投票的方式将工厂改革。又有一些人，见一家本来大有可为的工厂，由于厂长不称职或行政有问题而一蹶不振，就可能将该厂收购下来，加以改革而图利。

以上提出的约束行为的办法，都要靠资产有自由的转让权。在有明确私产界定的地方，如美国，这些办法是屡见不鲜的。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竞争会减少生产费用，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往往被忽略的是：市场竞争会减少交易费用。退股、辞职、收购等都是通过资产转让这一关而另行将生产数据组合，从而使交易费用下降。一个工人若能自由辞职，工厂的经理，为了要在同行竞争下挽留大有贡献的工人，不得不实施有效率的行政，尽量减少交易费用。一个股东退股，也会同样地增加股份公司的竞争。另一方面，一家有效率的机构不仅是招徕有术，而且更会因为经营得法而引进投资或职工成员。这也会带来竞争的压力，迫使同行者增加效率。这种对社会经济有利的竞争，要靠资产有自由的转让权。

在表面上，一家以股份集资的私营机构或公司与国营的大有相同之处。但因为前者的股权和资产皆可以转让，就变得貌合神离。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机构的大小、产品的种类、行政的效率，都是由「合资」者取决的。他们的股权投票在直接上未必有效，但有了转让权，退股倒是一种惩罚低效率的重要办法。股价下降，或上好的工人辞职，或请不到善于生产的工人，私营机构的股权持有者就不会视作等闲。经营欠佳的经理，无论职位怎样高，被迫辞职的例子，在自由市场多的是。

有私人使用权的资产，并不一定有私人的转让权。但有私人转让权的资产，却一定有私人的使用权。私有产权的正确定义，是包括私人转让权的。私有的资产，可以作为「公」用，但产权的性质不变；私营的「公司」与国营的也因而大有不同。

转让权的运用，无论是用以增加市场的讯息，或辅助产品市价的不足，或使价高者得，或协助公司的形成，或容许资产组合，或扩大合约的选择，或促进经营者的竞争，凡此种种，都会有效地减低交易费用。这些费用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它们的总和可以大得惊人。这总和的一上一落，对能否国富民安或只能一穷二白，不止关系甚大，而且有决定性的作用。

非私产的其中一个重要困难，是在于缺少了转让权，从而引起交易费用的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者或行政者，因为资产不是他们的，在又要维护自己权益的情况下，对资产使用所引起的矛盾问题就层出不穷了。事实的经验明显不过。

最近获诺贝尔奖的布格南，在这后者的矛盾问题上写过数以十计的文章。但政府的生产浪费与资产的转让只有间接的关系，所以布格南的论点与本文的重心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