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王小波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对于擅长盖棺定论、死后大过生前的中国来说，王小波的去世给低调（确实低调，尽管夸张）的自己一个最好的出名机会，从1997年直到现在。虽然，这也许根本不是他自己最想要的。

　　十五年前，我已经不算文艺青年，开始做生意当商人了。我的文艺时代是在80年代，那还是风行弗洛伊德、萨特、北岛、舒婷的时代。当然，与现在全民赚钱不同，那是个全民写诗的时代。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生活特别高昂。我接触到的同龄人，或者大一点的工人，都在写诗。十个人走在路上，一块板砖砸在头上，八个是诗人。那时我们读着萨特、北岛，想着他们曾经在白洋淀，几个人划着船，喝着当地非常便宜的红薯酒，朗诵着气魄非凡的诗句，胸中就不禁春暖花开。

　　整个80年代，是中国从极度封闭到过度开放，特别折腾的十年。人性越折腾，文学、艺术越井喷。我们这代人，在80年代享受着美味的文化盛宴。80年，舒婷还是灯泡厂女工，她的诗已经上了杂志；82年，金庸全集涌入各个学校企业的工会图书馆，热潮汹涌；85年，北岛、舒婷、杨炼、江河、顾城的合集《五人诗选》出版，朦胧诗高歌猛进；86年，金庸之后是琼瑶，一时洛阳纸贵，旁边还有唱着《一无所有》冲出来的崔健。我们觉得精神世界无比丰满，处处充满未知事物的刺激。87年我大一，长发飘飘，拿下北航霹雳舞大赛冠军，抬头望天，觉得世界都是我的。

　　可在后面的90年代，随着金钱潮的到来，文学潮只剩下不多的坚持者。我也没免俗，陷入金钱潮中。但王小波的书还是看了。我那时就觉得，他代表了社会中奇缺而又少见的价值观：自我。这不完全等价于自私或者宅，而是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自我意识，非要找对应面，就是万事都要牺牲自己妥协大众的集体意识。

　　我记着有个一位媒体人士说过，很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相安无事的社会。你干什么事没人管你，我干什么事儿也不用其它人来搭理，大家自得其乐，君子和而不同。王小波倡导就是这种轻灵的理性，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我都不搭理你。“我”不需要社会的这种认可，这只是“我”个人的行为，今天“我”去喝茶，明天“我”去钓鱼，听琴，写作，于他人无害，只与己有关。王小波的人和字，都极自由。照他自己的话，就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像个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观主流社会的光怪陆离，时不时还不老实说上两句，偏又说得极美。因为王小波这人本身就有趣，非常有趣。我现在还记得有人说看他的书，发现的快乐如此巨大，就像光屁股跑上街裸奔般兴奋。他没有任何文章是枯燥的，就像他的人一样特立独行，突兀怪异，但又不追求轰动效应，不炒作自己。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怪人太少了。一个城市没一批这样的怪人，会没意思。一个国家没一群这样的怪人，会病态。所谓病态，就是大家的价值观与处事方式空前一致，都为一个终极目标——比如金钱，比如政治正确——用类似的手法前进。如此这般，那将造就个没有活力的社会，做商业的都知道有竞争的环境才有活力，更何况人文社会。王小波的这种自我，恰恰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刺痛了那个时代的潜规则与公众习惯，但僵化与大同下，总有人会希望自由，也就注定有人会在逝世后崇拜他。

　　有这么句话，怪人不是病人，他们只不过异于常人。常人麻木，生活对他们来说平淡无奇。怪人敏感，世界在他们眼里绚丽新奇。常人循规蹈矩，人云亦云。怪人特立独行，肆无忌惮，敢言天下之大不韪。常人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怪人坚定执著，一丝不苟，为了念奋斗不息。常人选择安逸，一生无惊无险，怪人选择斗争，一生波澜壮阔。怪人可能不得长寿，不相安于生活。但怪人的生活经历往往令常人感叹，怪人的生活态度往往令常人汗颜。我们不会人人成为怪人，但面对这些自我的家伙们，对他们有多大的善待与欣赏，却是可以人人考虑的。

   蔡明自留地“蔡园子”（点击进入博客圈），欣赏铸造生命力的家居，阅读大师心灵的设计，把玩优雅刺激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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