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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炒鱿鱼到客座专栏作者

(2009-07-27 07: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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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D】【新东方文化】

  [来源:新东方 作者:刘霞]

   

    在我的心中,留学生活是对自身的一种探索和挑战。如果说国外生活是人生值得经历的一种体验,那么进取是一种体验,挫败是一种体验,在挫败中笑着往前走也是一种体验。

 

   “Lucy,我想出国感觉全新的教育和生活,我该怎么准备?”

    “我是英文专业,出国除了语言上,我还会遇到哪些问题?”

    “我感觉理科生出国机会很大,容易拿奖学金,在美国就业也比较容易。文科生的选择怎么就那么少呀……”

    以上是我在新东方的教学日子里收到的部分学生的来信。面对日益激烈的留学申请和国外就业硝烟弥漫,很多学生,尤其是学习文科专业的同学,都多少会对美国的留学和工作一片茫然。相信他们向我咨询,是希望从我——一名曾留美的文科生的经历中求得一些答案。我便在这里追忆一些留学期间的往事片段,与大家分享。

 

    第一次被炒

 

    最初踏上美国的土地,我的字典里似乎没有“害怕”这两个字。作为一名前来攻读教育硕士的文科学生,能得到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已很满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没有太多的考虑。

    可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初的乐观情绪并未维持多久。一个月后,经济上的紧张状况开始让我感到焦虑不安。把日常的吃住开销一算,人民币换成美元,我连去超市买根葱的热情都瞬间蒸发。我急需一份校园工作。

    根据美国的移民法,留学生可以在校园里工作不超过20小时。本科生的工作叫student assistant,按时薪计算,一般是做图书管理员、计算机房助手、办公室学生秘书等。研究生的工作称为teaching assistant/research assistant,从事和专业有关的研究和教学,每月有固定收入,收入根据学校所拨的款额有所不同。当时我所在的学校,研究生的职位为每月1000—1500美元,还享受和其他教授一样的一系列健康保险。这对于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来说,实在是个诱人的差事。

    和理科专业比起来,文科专业从政府和学校得到的研究经费很少,开放的职位也相对较少。几次辗转询问,我才终于了解到学校教育系有专门为师范生联系实习的办公室,那里急需一位秘书,恰巧这个职位又是提供给研究生的。

    来不及高兴,我便赶到办公室负责人Dr. Miller那里毛遂自荐。在国内练就的流利的口语表达和因求职心切表现出来的真诚自信,多少打消了Dr. Miller对我能否胜任的顾虑。经过半个小时的交谈,我得到了这份从未交给过任何一位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实习办公室秘书职位。

    我的工作不是面对一堆数据或面对电脑,而是协调本系师范生与德州各大中小学之间的联系。除了各种各样的电话联系,接待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各个学校的校长也成了我工作中的家常便饭。但也正如Dr. Miller所担心的,我对于美国中小学教育体制的一无所知,让我在一次次的对外交谈中像个咿呀学语的孩子,吞吞吐吐,答非所问。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教育提倡“equal start(平等起点)”,基于这种原则,即便是有身体残疾的小孩也可以和正常小孩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同样的,一个来自于说西班牙语的新移民家庭的小孩也可以和一群说地道英语的学生坐在一起。所以从事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和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老师需要跟这些“特殊的小孩”所在的学校做更多交流,除此之外,其中所涉及的关于保护平等教育的法律条规也多如牛毛。由于此前我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实践经验,所以面对咨询者的问题时,我常常被问得措手不及。

    但我对教育的兴趣也在这一次次的交流中渐渐加深。我很希望给咨询者一个完美的答案,但却发觉自己以前并未真正关心过这些方面的问题,而且由于自己的阅历和思考相当有限,给出的解答总不尽人意。这正应了“学到用时方恨少”。

    一个学期结束,Dr. Miller将我叫进办公室,委婉地说:“你表现得不错。只是我需要一个更加了解这里教育文化的人。” 就这样,我下岗了。 可Dr. Miller毕竟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现实虽残酷,可现实让我不再对自己的专业和将来感到迷茫。

    那时的我正处于英文表达的一种尴尬阶段,既知道了怎么把一句中文翻译成英文(how to say),却不知道说什么(what to say)。这正是由于平日缺乏对相关知识的思考和积累所致。 被炒鱿鱼的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文科生在与人交流和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在语言交流上失去了优势,在专业上也就失去了优势。

 

    挫折带来的转机

 

    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随后转入了英语系的文学专业,希望能通过学习文学进一步修炼自己的内功。全英语系的研究生中,只有两个外国留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来自日本。我们被安排到学校的写作辅导中心工作。

    中心的负责人是英语系教美国当代文学的Dr. Samuel,一位个子娇小的女教授。大部分的英文系研究生在这里当writing tutor,一对一辅导在写作上需要帮助的本校本科生或研究生,或是帮他们校订文章,或是与他们探讨写作思路。也有部分当地的社区居民,他们也可以到大学的写作中心寻求学习上的帮助。Dr. Samuel浏览了我和日本同学的履历后,却让我们在中心负责将中心统计数据输入电脑,工作内容与写作辅导完全无关。“你们的写作和交流水平还不足以来帮助其他学生。” 教授不客气地评价说。

    足足有一个月,我都感觉不平衡。一年半后,我在语言上已有了质的飞跃,但在更有挑战的文学学习中,我只恨自己还不能拿出足够的实力来证明给教授,每天只有狠狠地敲击一个个干瘪的数字。

    但庆幸我还做了另一件事,就是决定将劣势变为优势。反正都在写作中心工作,干脆利用现成资源把自己的写作好好提高一下。于是,我把课堂所要求的每一篇文章都拿给我的研究生同学修改。脸面在这时已不重要了,在能者面前,只有学习。

    一次又一次,看着满篇的文字像个小学生的作文一样被改得体无完肤,我羞愧无比。但付出总有回报,经过数月的修炼,我的文章结构愈来愈合理,理论和见解也渐渐深刻了。一个学期过后,我终于在“文学批评”课上得到了认可,任课教授的评语为:“你的全部文章都让我印象深刻。”那一夜,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对于Dr. Samuel,我仍不死心。于是鼓起勇气去见她:“你愿意旁听一次我对别人的写作辅导吗?”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在一位美国学生的面前批改他的文章,解释需要改进的理由。我明显感觉到背后那个娇小女人审视我的逼人目光。辅导结束后,Dr. Samuel 淡淡地告诉我:“比以前好多了,我会让你开始给本科生讲解。” 说完转过头去,仍然没有微笑。我并未完全胜利,但终于有了小小的回报。

    最终有一天,我试着将一篇关于留学生活的小文章投向当地的报纸。当看到文字的印刷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以前所做的努力是如此地令人快乐。报社的编辑将文章放到了客座专栏,并鼓励我多多投稿。在我的第二篇文章上报后,Dr. Samuel给我发来了简短的电子邮件:“很感人的故事。努力!” 这严格的教授始终不愿多说,但对于我,这已是最好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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