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大讲堂：公方彬教授聊正确认识社会(3)
年轻人先接受现实再改善现实
主持人：说到个人的行为和个人的精神不同的地方，让我想到一个人物薛蛮子，薛蛮子关于性方面的负面新闻还在继续发酵的阶段，警方不断有新的消息出来。说到薛蛮子，我也注意到，现在网上人的价值坐标乱了，出现的是舆论的混乱。另外，网络上对立性很强，有的人挺薛，有的人倒薛，甚至之前的审判，有人挺薄，有人倒薄，任何人都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好像大家没有支持同一个价值坐标看这件事，您通过薛蛮子又能解读出怎样的现象呢？
公方彬：不同的观点存在，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经济结构产生多元价值观，这很正常。但是不管什么价值观，得有一个标准，这是前提。我们缺少了清晰的价值标准，导致大家没有标准，完全按我的心理、我的喜好评价，甚至因为我不满，我发泄，所以我就混淆了这个标准。这个问题很能反映我们社会的心态。
对于薛蛮子的问题，因为他正好与政府集中净化网络空间、清理网络谣言赶在一起，势必要涉及到舆论跟政府的态度。他这次性丑闻，一定背后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理性判断。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从来政府和民众都存在着一个博弈。革命阶段党、政府和人民，利益和目标完全相同，但是执政以后，你得客观承认，政府和民众很难完全一致，比如其中就涉及到话语权。如果我们都希望无限的话语权，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所有的本有的权利都丧失掉了，你拥有无限的权利是在剥夺别人权利基础上实现的，人人剥夺别人的权利实现我的权利，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什么权利都没有，因为人人在相互倾轧过程中就没有了。但政府也需要把握，网络信息对我们社会进步、社会前进起什么作用？比如反腐的问题，很多通过网络来，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网民不高兴，有时上网发泄一下还放松了。但是不能让网络世界影响大家的情绪，成了一个发泄场，成了把大家带进来以后就没有希望、没有光明，全是丑陋，没有积极，那这个社会就完了。这就涉及政府怎么看、怎么平衡的问题，当然这已经超出了薛蛮子的问题。但大众确实要有清晰的价值观。首先得承认薛蛮子确实出了问题。你如果从丑陋里解读出美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就不行了。
主持人：美国黑人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嫖娼，但是照样解救了黑人。
公方彬：这是公德和私德的问题。如果政府想把薛蛮子这个事件处理好，性丑闻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延伸开，让大家一起看。大家可以讨论，私德和公德什么关系，公权力和私权力什么关系，话语权的程度和阶段性的问题。
涉及政府的包容度，我们需要辩证和公允。我是搞精神研究、政治思想研究的，这个领域敏感度很高，但这些年我觉得很宽松。社会进步了，没有经历过“文革”者不知道，经历过，你知道中国的话语空间拓展得是非常快。所以离开社会现实来评价不行，就像现在讲拆迁一样，拆迁是当前中国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我们经常批评政府拆迁中的问题，有没有问题？肯定有，这个不能否认，权钱交易的问题、利益集团的问题、权力寻租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但是你因此而判定不能搞拆迁就错了，一定得看到我们和西方的差异。英国的圈地运动和中国的“赶农民上楼”，除了制度和国家的差异之外，其实形式上没有多大差异。为什么？因为都是因工业革命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冲突比别人严重得多呢？因为当时的圈地运动，大众的权力意识、评价系统、价值观和行为比较接近，而中国的拆迁干的是200年前西方政府干过的事，却用当代西方人权观和价值标准评价，错位了！
主持人：就像当年英国的羊吃人一样，为了牧场把人都赶走。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历史发展必经阶段。
公方彬：评价不一样，所以冲突很激烈。我想到网络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照搬不了西方的。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好不好？不能说人家不好，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结晶。但是适应他们国家，适应不了中国，我们现在的文明程度适应不了。如果照搬过来，反而增加了冲突。
主持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面对中国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或者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因为他所面对的中国刚好是网络很发达，但是各种社会矛盾激荡的一个时代，他会看到很多，比如贪污腐败、法官嫖娼、官民冲突、拆迁等等，会看到很多社会的负面，特别是青少年在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认识这个社会和世界的阶段，用怎样的眼光认识当代中国呢？
公方彬：我一直强调理性、辩证，不能脱离你的历史、你的文化、你的发展状态、你的社会结构来讲问题。中国是跳跃性发展，实际上大家冷静下来评价发展成就，应当为之骄傲。改革开放前，物质生活极其贫乏，吃什么都是香的，现在物质极大丰富。我们确实得理性看，为我们的发展骄傲。但是社会发展太快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确实存在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确实有法官集体嫖娼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理性，只看现实的矛盾，你会越来越痛苦，可能会出现反政府活动。反政府结果怎么样？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谁得到利益了？所以，我为什么讲理性要求更大权力得看可能，其中有一个政府和民众的平衡度的把握，不能越过尺度了，越过了不行。我的基本观点，我们每个人在前进的过程中都要理性，我们是有该争取的东西，但是一定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状态和阶段。脱离了，什么也拿不到，政府绝对不允许无序发展，只要这个政府是负责任的，大家都是要什么给你什么，可能吗？不可能，西方也不行。北欧刚刚有一个辱骂中国人的议员被开除出党。什么原因呢？就是要为你的言论负责。在咱们的价值判断中，西方很开放、包容、多元价值，谁都可以说想说的话，其实不是。你辱骂中国人，你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影响你的政党形象。再就是国家关系出了问题，当然你得负责，要开除出党。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国家民众要求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过去我们说话确实是受限制，忽然一下给你一个网络空间，虚拟的，似乎把握不住自己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哪个不能做，哪个能做，也能遵循一些秩序，一到了网络空间，没这个意识，就放纵了，一放纵，如果政府不治理，大家无限这样，一下子什么都打破，一切都质疑，我以表现丑陋为发泄、放纵，那网络空间就把整个民族引向歧途，政府就不负责任。薛蛮子不管怎么样，嫖娼肯定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忽略了，那社会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干脆整个社会腐朽算了。所以，我们批任何东西，确立什么东西，一定要有清晰的价值观，一定要负责任，要有担当精神。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也不应双重人格。
主持人：最后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困难，第一个是就业难，第二个是高房价。在就业难和高房价的新形势下，这些年轻人怎样成才、立业？
公方彬：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现在谁都拿不出一个标准性答案，一般我会提出什么建议。既然提出来，我谈两点想法。一个是政府还是得有担当，还得做更多的工作。现在我们确实出现了阶层板结的问题，农家子弟要晋身还是有难度。这个问题怎么来的？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公权不能私用，私用的结果，让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晋身机会，必然走向反社会。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包括西方国家，都存在或有过平民与豪强的博弈。西方是金钱至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还要看到一点他们限制豪强，比如分解托拉斯，避免垄断，我们政府在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在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个改善利益分配的问题，确实有一个社会结构科学化的问题，这个工作我们需要做很多，政府的官员这个意识一定要加强。当然我们已经在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有了一系列举措，刚刚开会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相信这都会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
再一个，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改善规则还要适应规则，现实就是这样。
主持人：接受现实。
公方彬：接受现实，再改善现实。首先你得接受，规则定了，你先按规则来，不能为打破规则而打破规则，那样什么都实现不了。
主持人：新闻里有一对情侣买不起房双双自杀，这就是不接受规则。
公方彬：我们房价是高，那怎么办？你先走你能够实现的途径，租房嘛。其实我们欲望太高，我们社会可能出了病态，所谓病态是精神和物质关系没有解决好。就是物欲太重，中国人的价值观如果再不改变，用不了多久自己把自己逼疯了。如果中国走向世界，将把全世界的人都逼疯。为什么？功利心太重。世界正在走向低碳经济、适度消费，而我们狂热消费、无度消费。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并且越来越贪，一搞就是上千万，上亿。想一想，大家不顾社会发展阶段，一味追求由小房子到大房子，一套不行，要两套……，这就出问题了。
主持人：永远都不会满足。
公方彬：你永远地攫取财富，永远痛苦，没有幸福。媒体披露，2010年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中国倒数前几名。很简单，金钱可以带来满足感，但金钱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咱们找准自己的路。
主持人：印度这个国家其实财富包括很多市民的富裕程度比中国差远了，但是有学者从印度回来，说人家的幸福感比中国好得多，这确实是一个现实。
公方彬：别说印度，你到非洲更典型，他那个快乐感！我到过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我没看过一个国家的人活得像中国人这么累，这么沉重，有社会本身的问题，也确实有大家价值观的问题。
主持人：您说到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现在我们观察的结果，部队的子女在部队工作，政府官员的子女接着做官，商人的孩子接着经商，小市民的孩子接着当你的小市民……，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这涉及到阶层流动的问题。
公方彬：出路在体制改革，包括中央都看到问题所在。在利益规范的问题上，肯定会有大动作，如果没有动作，很难使走向和谐社会。要积极心态去看，这一届领导会做得更好。
主持人：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公方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
主持人：很高兴请到公教授对军情、国情现状进行了分析，我想很多人看了今天的访问之后，可能会对中国目前的情况，包括中国人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有了一些深刻、理智的认识，谢谢公教授做客网上大讲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