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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贝多芬《命运》背后周恩来与江青的刀光剑影
精彩语录
雷颐：从《周恩来年谱》的书中看到，周恩来怎么批示，姚文元又怎么批示，江青又怎么样，周恩来又怎么软软的反驳。看着是一个贝多芬的《命运》，背后都有这么复杂刀光剑影，江青和周恩来通过批示你来我往，一个贝多芬就能看出中国政治不正常的表现，你想象不到，当时批了绝对不能演《命运》，实际上还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峰比较开放，说把文革前的一些老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又可以重新唱，包括《红梅赞》 ——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现在认为是很革命的歌曲，在文革前期和中期都是严批的，严到什么程度？说这是民间小调，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当这种歌曲都要被禁，你可以想象还能允许的都有什么？我老是说，当你演这些红色经典的时候，尽量要告诉人们，这些红色经典在文革中曾经都是黑毒草，当《红梅赞》，“千里冰霜脚下踩”，当这些都挨批的时候能存下什么？
雷颐：贝多芬的《命运》背后周恩来与江青的刀光剑影
主持人：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倾向性。
雷颐：没有什么倾向性，可以演无标题的音乐。姚文元、江青，打压周恩来的人就说无标题没有阶级性吗？无标题也有阶级性，歌颂资产阶级，歌颂谁，里边也有具体的。但是和别人比，波士顿交响乐，来之前要商定演什么曲目，交响乐和一般的还不太一样，要排练一个庞大的乐队，要指挥。这边由中央乐团由周恩来确定演《命运》。已经同意，签定完协议，别人就按照这个来了。这边反对派，我称之为文革派，也厉害，他事先不提出来，等到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了上海，到了中国，他突然提出来，姚文元提出来《命运》本身就是宣传资产阶级的宿命论，不行，不能演。
这时中央乐团就得提出来，交响乐排练很复杂，尤其是指挥的总谱，指挥都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每个人风格不同，会在总谱上做自己的记号。首先美国那个指挥家，很有名一个大艺术家，艺术家凭什么听你的？美国总统都没权利指挥我要演什么，不演什么，再说我们是定好的，他又很喜欢这个《命运》。突然说你不能演这个，这个指挥家就很生气，这一下子中美刚开始打开的文化交流的大门有可能中断，双方的政治领导，周恩来和美方都很紧张，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最后姚文元他们就提出来，不能演“贝五”《命运》这是一种宿命论，可以演什么呢？
最后妥协，可以演《田园》，他们比较喜欢《田园》。为什么可以演《田园》呢？美方临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美国驻华，当时不是大使，是联络处的一个官员，他比较懂政治，他给艺术家做工作，你必须得演。这个指挥家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不能演贝多芬地五交响曲《命运》，非要演《田园》。这位官员说因为中国领导人是革命出来的，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有田园情结，尤其是贝多芬的《田园》经过暴风骤雨之后又阳光明媚，说经过阳光明媚之后，这象征着革命的胜利，他们对田园，对农村，对农民有感情，勉勉强强，他又没带总谱来，李德伦把自己的总谱递上去给了他，让他演，他用李德伦的总谱演奏了《田园》。
这个事情，我那篇文章里，现在没法细讲，我一时也记不清，当时都是从《周恩来年谱》的书中看到，周恩来怎么批示，姚文元又怎么批示，江青又怎么样，周恩来又怎么软软的反驳。看着是一个贝多芬的《命运》，背后都有这么复杂刀光剑影，江青和周恩来通过批示你来我往，一个贝多芬就能看出中国政治不正常的表现，你想象不到，当时批了绝对不能演《命运》，实际上还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因为当时就觉得文艺很凋敝，文革中只有几个样板戏，十年八亿人八个样板戏，战地新歌，当时华国峰比较开放，说把文革前的一些老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又可以重新唱，包括红梅赞。 现在的人想象不到，为什么可以用细节使人感受到，《十送红军》，你会唱这个歌吧，你是江西人，现在认为是很革命的歌曲，在文革前和中都是严批的，严到什么程度？说这是民间小调，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当这种歌曲都要被禁，你可以想象还能允许的都有什么？连《红梅赞》，现在都作为红色经典，我老是说，当你演这些红色经典的时候，尽量要告诉人们，这些红色经典在文革中曾经都是黑毒草，当《红梅赞》，“千里冰霜脚下踩”，当这些都挨批的时候能存下什么。
所以，1977年粉碎四人帮，华国峰这一点做得还是很有魄力，因为当时整个没有否定文革，没有否定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但是他把文革前的“洪湖水浪打浪”，包括《红梅赞》，开始允许演了。中国通过一些音乐、通过细节捕捉一个时代发生变化，这一演就知道文革实际上要结束，老干部就要复出了。
但是1977年3月面临着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都要演奏纪念贝多芬，李德伦知道当年周恩来和江青怎么斗来斗去，批无标题音乐，他自己觉得很内疚，因为无标题音乐是他给周恩来提上去，他提出来，我们能不能也演奏贝多芬，他毕竟德高望重，中央乐团的老指挥，跟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说能不能演贝多芬，文化部副部长很紧张，说我做不了这个主，我跟文化部部长汇报，文化部部长说我也做不了主，我得跟中宣部部长汇报。中宣部部长说，我也做不了这个主，我得跟政治局委员，负责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汇报，由他作主。当时是乌兰夫，乌兰夫说能不能演贝多芬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现在的人想象不到，能不能演贝多芬在中国都这么难。
乌兰夫说我也做不了主，政治局开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决定演奏，这是很大胆的决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恐怕很难想象，为什么说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决定，并且也是很有策略的，我文章写了，因为我也用这个印象，他们把各种回忆列宁，什么列宁夫人，他们回忆列宁的文章说过列宁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什么第几交响曲，是《热情》还是“月光那个奏鸣曲”。这边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行，但是革命导师列宁很喜欢。
为什么我对这个很感情，因为我那时当兵，当然吃完早饭有一段时间要听广播，一边大家散布，一边听广播，突然广播说播一段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我当时愣了，播这个了，前段时间都是播文革中被禁的《红岩》、《洪湖水浪打浪》，甚至五朵金花的歌曲，但西方歌曲这是第一次，这个变化给我当时很大的震撼，因为当时一直是被禁的，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
研究这个，我后来注意搜集更多的资料，后来我发现了刘心武写他的回忆录，他认识的怀念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大姐，我才知道是他们想办法播贝多芬的音乐，广播那几句话也是他们加的，列宁非常喜欢。还说到他们的一个好朋友是知青，我说感觉和我们一样，我和刘心武并没有交流，说他们一个朋友知青在田野里，听到这个在田野里狂奔，知道一个新时期来了，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在中国的意义。通过这些细节才能感觉出来，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到播贝多芬的音乐有什么了不起。
主持人：很多事情过一段时间再去想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当时确确实实真实的存在。今天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原因，非常感谢雷老师做客我们的网上大讲堂，和网友分享了这么多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有沉痛，也有心酸。 再次感谢您，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就这个话题再聊。
雷颐：对，还可以展开很多话题。
主持人：好的，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