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给你的幸福更为重要

陈晓明：阅读文学是人类发现自己生存的最美妙的一种状态。

　　精彩语录：

    为什么我对文学怀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就觉得一页一页看，它是文字，是符号，让你能够沉下心来，让你能够想这些，能够让你有一种想像，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存在的一种状态，失去了这种状态我觉得生命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

    陈晓明：对，东西的叙述可以抓住一种状态，而且他能够持续地把这个状态展开。然后东西有那种语言，在持续的展开中他会产生出一种快乐，我觉得这是他的小说非常有魅力一个地方。当然像林白的作品我也是蛮喜欢的，另外严歌苓的作品我也是很喜欢的，虽然他一直在海外。我觉得严歌苓的小说真正是一种世界性的小说。特别是这些年，严歌苓可能是在国外受到的影响，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所探讨的主题，他发掘的那种问题以及他采用的叙述方式，这些我觉得都很具有一种世界性，虽然写的都是中国的事，但是你发现它都可以展开。

　　主持人：但是我发现它的细节总是出问题。

　　陈晓明：这恰恰是世界性的表现，比如《第九个寡妇》，很多人都质疑它的细节，就说在地窖里面藏了那么多年等等，严歌苓说这是真实的，然后找出了很多依据。但是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西方小说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在最关键的细节上总是虚构的，所以是虚构小说。

    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其实都是这样，它的奥秘和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它有一个核，那个核是最离奇的，这个最离奇的核是一个支点，是所有虚构展开的一个可能，而这个可能是不能拿现实逻辑去要求它的。比如《阿甘正传》，阿甘带着脚的套怎么跑跑最后就变成非常能跑的人，可以说这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在电影中却是最有魅力的。

    你可以发现好莱坞的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展开，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有生发性的一个核，但这个核你是不能拿现实逻辑要求它的。所以像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她那个公公藏在地窖里面几十年等等，这就是她叙事里的一个核，一个支点，你不能拿现实逻辑要求它。

　　主持人：我觉得严歌苓确实有大量的粉丝，我认识很多高端的读者都是严歌苓的粉丝，但是我个人对他的小说一直都进入不了，怎么都读不了她的小说(笑)。

　　信心是寻找中国文学出路的前提

    网友：陈老师，我觉得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有信心，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生长的空间在哪里，出路在哪里？

　　陈晓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也很大，很致命。我说了，作为文学中的人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要有信心，但这个信心不是盲目的，我始终强调这点，而是基于我们对它的困境的意识，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承担责任的意识，因此我们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信心和信念。全部人类的文学发展到今天肯定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多大师。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北春跑到我家里跟我谈，他说“大师太可怕了”，他说了这句话以后触动了我后来创造这个概念，就是“晚生代”，我说在文学史上我们是晚生的人。

    包括我做批评也是这样的，有那么多的大师，在大师之后你还能有多少的作为呢。我记得巴塔耶说过一句话，他那个时候一直在法国，又说到法国去了，在听黑格尔的课，那时候的听众后来都是大师级的作家。他听黑格尔的课说了一句话，他说“黑格尔真的不知道自己多么的有道理”，我说这句话可以套用来谈文学史上的大师。我想说鲁迅，鲁迅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在那之后你还能做什么呢？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作家，但是我们总要做，我们总要怀着信心去做。

　　主持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陈晓明：对，我非常欣赏你说的这点，就是说我们要在不可能性中去思考。我们现在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其实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在不可能性中去思考，恰恰在不可能性中我们的责任才重大，我们才有一种承担，我们才有一种开创，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文学大师是后代可贵的财富

　　主持人：陈老师，是不是正是因为有那么多大师站在我们面前，才使得我们的纯文学导向了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呢？

　　陈晓明：当然你这个判断是对我们文学史的一种归纳，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上半，我们汉语言文学突然有一批先锋派，这些作家他们在形式上把汉语小说，包括语言上，余华这些人都开创了一个非常新的时代。这也是汉语小说面对着前辈的现代主义的大师他所做出的一种挑战，一种反叛，所以我在他们中去发觉后现代的因素，给他们一种新的时代的定位。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到，就是说因为有大师在那里，我们的写作变得非常幸福，变得非常有依靠，这是一个辩证的观点。所以很多人说和大师比较我们没有出路了，我想古人说过一句话，“父母在不远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文学上也是这样，有大师在，我们不需要跑得太远，我们在大师的身边写作是非常幸福的。所以那些人一天到晚喊这些作品没有创新性，有大师的影子什么等等，我觉得我们这样来理解事物都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态度，我都使用一些很伦理的一种概念。

    你像比如说哈罗德·布鲁姆，他有一本书叫做《影响的焦虑》，他认为西方所有的作家都有一个父亲，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之后，莎士比亚成为所有作家的父亲，都逃不出他的影子。比如说中国的作家，可以说鲁迅是我们的父亲，很多作家开口闭口都是鲁迅，包括余华虽然直到1996年才谈到鲁迅，后来他回忆起他的记忆，鲁迅的记忆深深的烙在他心里。尽管鲁迅的这个话题，以及鲁迅的形象被我们意识形态化了，被我们固定化了，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就把这个形象本身所包含的一个巨大意义放弃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时不能够用更广大的胸怀去看这个问题，比如说在西方谈伯拉图、康德、黑格尔，他们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现在觉得鲁迅之后我们已经那么被利诱了，或者如何被放大了等等，我们再去谈鲁迅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觉得这个观点我是不太赞成的。

    文学之于生命的价值

　　网友：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书，为什么要读小说呢？

　　陈晓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给你的幸福更为重要。特别是对孩子们好，我觉得现在孩子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时间阅读，这样对于一个人心境的培养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都是看视频、上网，非常快速的去点击，这当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听MP3，但是不能坐下来看着书，一页一页翻过去，一行一行看。

    所以为什么我对文学怀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就觉得一页一页看，它是文字，是符号，让你能够沉下心来，让你能够想这些，能够让你有一种想像，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存在的一种状态，失去了这种状态我觉得生命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所以我特别希望，比如像我的孩子非常迷恋音乐，生活在音乐的空间当中，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像他过去，能够坐下来阅读文学作品，一页一页翻过去，我觉得那是一种至福的境界。

    我现在因为处于工作的关系要大量上网，要大量写作，我觉得这不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最快乐的事情是坐在那里看一本文学的书，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为什么我说纯文学不死，也是因为这样一种状态我把它认为是人类发现自己生存的最美妙的一种状态，没有什么状态比这个状态更美好了，所以它是不死的，我觉得人类丢掉这个状态等于人类就死掉了。我这个逻辑可能有点荒谬(笑)。

　　主持人：我觉得陈老师这个话非常浪漫主义。其实我是一个阅读过大量文学作品的一个读者，我也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文学是我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正如您所说文学涵盖了哲学、心理学，涵盖了各种各样包括社会科学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文学是带领着我理解了艺术，我是通过对文学语言的理解，理解了电影语言，理解了音乐语言，理解了绘画语言。但是反过来我通过文学的方式也理解了人，理解了人的心理、社会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文学是我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我觉得人对任何一个东西付出的最多，你从他身上会得到的最多，我觉得文学我为它付出最多，它给我的回报也是最多的，它给我的心灵，给我的人生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陈晓明：我觉得如果说中国人多一些你这样一种心态，以及这样对待文学的态度，我们文学肯定不死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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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