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向死而生”的中国当代文学

陈晓明：不死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死，只有意识到死的时候这个不死才是有意义的。

　　精彩语录：

    每一位作家的写作都有他的特点，我们都应该怀着一种爱心看待它。文学实际上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文学，以他的能力为文学做事情，这是非常可贵的。

    文学的兼容性是当代文学生长的契机

    陈晓明：我非常同意你的理解，我觉得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越来越具有兼容性，恰恰是这个时代我们文学的一种新的契机。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安妮宝贝，阿斯·黑利也好，那类作品它本身具有包容性，就是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一种交叉，它们本身有兼容性。它们不是说排斥的，我们把它理解为截然排斥，当然有一类纯文学是非常极端的，就像我们看时装表演一样，有些时装是非常极端的，像有些概念车一样是不能量产的，它就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挑战这个概念的极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可以兼容的。

    再比如看伯赫斯的小说，他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品，你像《死亡与指南针》，也翻译成《死亡与罗盘》，我曾经写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小说非常典型就是探案侦破小说。这些东西是大众读物，他的小说用了很多这种手法，你可以看到它本身毫无疑问是大众的因素，但是在里边恰恰又生长出非常独特的纯文学的意味。

    你再看《达·芬奇密码》，销量好像是迄今为止小说类中名居榜首的，但是你会注意到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我看到很多评论家没有注意到这点，其实受到伯赫斯的影响。恰恰是把死亡与指南针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那个小说一开篇就是，布朗的小说就是卢浮宫管理员被打死了，躺在地下，旁边画了符号，符号有坐标，这个就是死亡与指南针，它的小说里面就有这个。他要去探这个案，有几何图形，表明这个事件的故事，不过它是密码，它是真相，所以毫无疑问布朗是受了伯赫斯的影响。

    包括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我的名字叫红》，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近年来诺贝尔奖的文学小说中最好的，但是这本小说也受了伯赫斯的影响，我其他不讲了，要分析起来是很复杂的，我只举一个细节。它里边不断地讲到瞎子的事，那个大师，就是细密画家达到大师的地步的时候是很令人震惊的，他瞎了。因为细密画家要求画得非常细，他们都非常讲究眼睛，害怕眼睛瞎了。

    但是到了大师级他就是瞎子，瞎子画出的东西最好，但是瞎子画出的东西又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而是对前辈大师，对历史遗产的一种复制和尊崇，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这样一种文化遭到法兰西透视化文化的一种冲击，所以这就反映的是一个两大文明的背后冲突。但是只有那种非常虔诚的细密画家，他能够把眼睛刺瞎了，这样的话才能成为大师，所以这里面又透视着无穷的悲剧。伯赫斯基本上就是一个瞎子。

　　主持人：所以一个评论家，一个学者在阅读的时候是过度阐释了，他会理解到作者和普通读者永远理解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思维方法的问题。其实每个人在阅读的时候都会受到各种各样思维方法的干扰，比如您说读丹布朗的时候可以读到伯赫斯。我前一阵读鲁迅的《狂人日记》，就觉得很害怕，觉得是恐怖小说（笑）。陈老师，我们来关注几位网友的问题。

    文学的繁荣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

　　网友：为什么经济繁荣时期应该是文学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现在经济繁荣了文学却没有繁荣？难道规律失效了吗？

　　陈晓明：马克思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不平衡的，当然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争论，也有很多不同的研究。他认为比如说古希腊，他指古希腊的时候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不是非常平衡的，经济非常落后，但文化却非常繁荣。但是经济繁荣，文化却会受到影响，比如他提到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他说资本主义和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是敌对的，比如诗歌。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从现代派以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以来，西方还是出了非常多的诗人，而且我认为现代派的诗人并不亚于古典时代的诗人。所以这个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我觉得并没有一个，你说平衡或者不平衡，你说经济繁荣文学就必须繁荣，或者必须不繁荣，我觉得这个规律好像不是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现在经济繁荣了，文学没有繁荣，我不太同意这个判断，我觉得繁荣这个概念它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理解的，并不只有一个角度。比如说非常轰动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才是繁荣，繁荣也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它的数量。现在是一个数量的时代，经济的时代是一个数量化的时代，我们看图书市场它每年的发行量；还有阅读的时代，我们看读者量。而且现在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网络，它就是非常非常厉害，每天在这上面阅读的人就非常的广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能说现在文学就不繁荣，而且现在作家多少你想想，作家总的数量比过去超过几十倍了。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出版业比较繁荣的这样一个情境下，实际上写作是变得越来越容易，门槛越来越低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是“向死而生”

　　网友：希望话题能够回到中国的当代文学。

    主持人：其实这是陈老师的研究领域，也是我原来读的一个领域。应该说有很多话要讲的。陈老师，您持有不死的纯文学这样的观点，是不是代表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很有信心？

　　陈晓明：不是用信心这个词来描述，同时也不是很有，当然反过来我也很欣赏你使用的信心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呢？恰恰我们说不死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死，只有意识到死的时候这个不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是要死的，比如说包括文体也是，有一些文体，比如说七绝，比如说宋词，比如说传奇，在历史上这些文体最终慢慢都衰弱了。都曾经很繁荣，但是后来都衰弱了。

    甚至包括像文学这样一种大的类型，它在这样一个时代，你像图象化的时代，声响的时代。现在电影多厉害，电影院那么大，碟、电视机都普遍了，然后音响、MP3这些多厉害，印刷符号这个东西肯定跟它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它会面临相对衰落的状况。恰恰我们会意识到随着电子工业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纸媒体的时代，印刷符号的时代，尽管说它变了一种东西，比如说变成电子媒介，网络，但是它的书写方式还是以那样一种古典的方式来表达。它会有它的困境，但是恰恰是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种困境，我们看到了它面临的一种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怀有一种信心，就是说在它向死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过程当中它不死，所以我说是向死而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去理解它，而不是盲目地说它不死，像一种誓言一样的，或者一种断语似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态度。包括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从作者的角度来说。

    每一位用心致力于文学的作家都应被认可

　　网友：陈老师，您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是怎样的，有没有您比较喜欢的作家？

　　陈晓明：谈到中国作家，我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喜欢，可能大家会说我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都喜欢，因为做文学的人，我们对文学本身有一种热爱，对写作的人有一种热爱，这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年轻的时候很偏激，也是一个愤青，但是现在老了，起码是中年以后就变得这么宽容，特别是看到年轻人的写作我总是满怀着一种希望，满怀着一种期待。我觉得这些作家的写作，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有他的特点，我们都应该怀着一种爱心看待它。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学，他以他的方式，以他的能力为文学在做这样一种事情，这是非常可贵的。文学实际上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我欣赏的作家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些作家中有些作品我也会不满意，包括像余华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比如说他的《兄弟》我就会不满意。甚至莫言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是我对他满意的作品中也会有一些地方很不满意。包括像他的《生死疲劳》，我觉得是一部非常有才华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四分之一之后的地方就写得我很不满意。当然要说我很喜欢的作者，从现在来说我在二十年前，或者说十几年前，八十年代末期，我特别喜欢比如像苏童、余华、葛菲、刘震云、刘恒，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这些作家，这几年他们的写作都有一些变化了，我这些年会比较欣赏比如说还是莫言吧、贾平凹，我比较欣赏他们的写作。

　　主持人：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作家可能也会写出你不喜欢的作品。其实我是比较了解您的文学趣味的，我觉得您是喜欢形而上一点的作家。所以我和您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东西这位作家，他的小说意识非常高级，他能发现一条与众不同的通道进入生活本身。比如说他的《后悔录》并没有像余华的《活着》那样的火热，得到那么多读者的认可，得到文学界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部小说是很有价值的一部小说，我觉得他的视角与他阐释问题的本身很有力量的，我非常喜欢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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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