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莫名的是，中国人有什么心情去听克鲁格曼先生对格林斯潘先生的批评。格林斯潘先生创造了让全世界有钱人贷款给美国穷人买房住的世界文明福利神话。这当然包括中国1.4万亿美元的美国头寸。现在美国的问题是美国金融业大量破产，美国房屋严重过剩，美国制造业大量破产重组。这本来是美国为适应时代而产生的进化现象。而问题的产生是世界的群体性思维的结果——美国霸权不行了。思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当所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是圆的，所以这就叫思想。

奥巴马先生的思想

如果奥巴马先生掏出2千亿美元，让美国第一大制造业汽车工业生存下去。那全世界的群体性思维是不太会产生美国工业不行了的想法，而这二千亿美元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烧钱速度根本不值得一提。这样出现的问题就是奥巴马先生为什么选择了让全世界群体性思维认为美国工业不行了的做法。1999年10月，人类人口突破60亿人，到2020年将突破80亿人，而80亿人口将是我们的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数字。再过二年，也就

 

世界经济见底了吗？大众化的情绪上升了。至2008年10月的世界性大崩盘后，大众化的理解力都是美国可怕的1.3万亿美元房地产次级债与其背后几十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的黑手。首先，一张衍生品合约的产生是建立在一个抛空者与一个做多者的价值对立中的财富转移过程。衍生品市场是一个没有逻辑错误的程序，一个没有错误的滥用的程序就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吗？那为什么2000年后美国网络技术股票市场的崩盘与随后产生的10万亿美元的财富损失并没有引发当时世界性同步崩盘呢？而1990年后日本股市与房市的15万亿美元消失也没有引发世界性同步衰退呢？所以，当大众化从美国次债危机而导致的2008年10月的世界性同步崩盘的角度去思考，那世界经济见底的大众化情绪也应该上升了。

2007年9月本人对伯南克先生的大幅减息政策提出了猛烈置疑，认为伯南克先生的货币政策会让世界陷入一场大灾难。在2008年2月《股灾先生伯南克与短暂的大萧条》一文中，称伯南克是今后全球的股灾先生与世界性大萧条的再次创造者。中央银行的重要责任是什么？防止全体市场参与者出现同

 

当今世界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基本是被——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掌握。凯恩斯主义的死对头是自由主义。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非凡的舞台，包括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进入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普通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与物价同步上升的结构性困境。国家干预者，也就是凯恩斯主义最终是让西方文明倒退的问题，让西方的保守主义者迅速接受了长期被凯恩斯主义死死压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在撒切尔政府手中并不成功。但在里根政府手中是比较成功。而在拉美地区则是以失败退场。不过，新自由主义在克林顿时代是真正体现了其为资本主义财富所创造的价值。总之，新自由主义是更体现资本主义价值观，以市场与价格决定资源配置的灵魂。

新自由主义的上台，是西方文明倒退中的最后防线。今天在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文明的衰败的阴影似乎也开始盛行。近期，美国人巴菲特先生谈论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美国的一代人，中国的巨大官方外汇储备会遭到损失，同时非常看好中国经

 

    历史总是会深刻地回答今天或未来的答案。弗里德曼先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成果就是对1930年世界性大萧条中的中央银行家们的货币政策的系统理论性的解答。由此，世界经济学中诞生了一门货币主义学说。而正是这门学说现在是掌控今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的大脑思维。也正是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教训让格林斯潘先生的货币政策更建立在让市场原则去决定资产价格泡沫的发展或破灭的演变。因为在现实世界里中央银行人为去挑破资产价格泡沫所付出的代价是远大于资产价格泡沫自我破灭的成本。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央银行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正是这个问题，制造出了1930年世界性大萧条与1990年日本经济的崩溃。1929年美国中央银行在美国贸易大量赢余与资本帐户大量赢余的环境下去选择反通货膨胀问题，结果是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引发世界性大萧条。同样1989年日本央行也在日本贸易与资本帐户大量赢余的情况下去坚决反通货膨胀问题。所以1990年以后日本股市与经济必然是崩盘。一个地区有大量贸易赢余，就说明这个地区是存在严重产能过剩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中国与美国经济政策的结果

1991年—1992年美国与日本都陷入一场严重的衰退中。当时，有99%的经济观点都是日本将很快走出衰退带领美国复苏。可是，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美国经济是

      人类社会分文人社会、僧侣社会、财富社会与武士社会四种。财富社会终结后人类社会进入的是武士社会。2007年全球资产价格的高速膨胀，让大家体会了财富社会最后的疯狂。社会的进程有其必然的规律与基调。但是，社会的控制力量总是喜欢在其中维护他们的意志。这就是我们常谈的利益集团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如社会分配，大选包括某一场选美。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破产。而在此前一周美国财长保尔森宣布，政府正式国有化房利美与房地美。挽救房利美与房地美美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规模需在5000亿美元 — 8000亿美元。而挽救雷曼所需的资金只需300亿美元不到。然而，美国政府明确选择的是让雷曼倒闭。雷曼倒闭的结果是，全球市场的信用为零，让雷曼深陷的抵押货款债券（MBS）崩盘，同时同步扩散到全球股市、债市、商品市场，衍生品市场包括汇率。2008年9月的全球性大崩盘，宣告人类社会由财富社会向武士社会转变的开端。武士社会的定义是，由两个阶层组层 —— 由商人与低收入人群组成，也就是由极度富裕的资本控制者与大量生活被迫降低人群构成，是没有中产阶级这一层面的社会构建。
     1929年

从1930年大萧条看2008年的大萧条的结局

   货币数量的理论者们坚信，货币政策是一种可控的高效工具。然而，当产能过剩与结构性失业周期出现时，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会非常现实地面对“无效”这二个字。而在全球性产能过剩与全球性大衰退中，凯思斯主义的执行者，最终是无法解答投资=储蓄这个问题。因为随着政府过度消耗有限储蓄。全球储蓄下降而引发的长期利率问题，则会让凯思斯执行者们面对最终的失败。或许自由市场的行为更简单，但他不符合政府、中央银行与民意的要求。

   1929年美国地区的货币收缩，工业产出与物价的同步下跌，引发了当时全球性的大萧条。这轮全球同步下跌直到1933年才触底。而引发这场世界性崩盘的导火索是来自美国股市。在1924年至1928年美国股市的火爆行情引发了当时美联储实力派哈里森的高度反感。在1928年7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已经到了5%，这是近十年的高点。到1929年2月英格兰银行将银行贴现利率猛提100个基点至5.5%，到1929年9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到达6%。这样在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了，而当时的中央银行包括金融市场，完全无法应对保证金交易与银行体系的大面积倒闭问

                                     美元将进入上涨周期
    近期，许多朋友觉得本人观点有转大改变。至2000年以来本人一直是美元长期下跌的理论。但是在这几年的美元长期下跌的理论中，本人也其中反复提出最终全球资金是会回流美元资产的大结局。比如，还以战国时秦国货币最终是资本所选,来指出美元是通过长期大暴跌周期后再进入长期大上涨周期。所以，不是本人观点有所改变，而是美元的最终结局开始出现了。
    这几年本人一直是坚定看好上海较高端地产。在2007年6月份本人也明确指出，2008年底中国股市会跌到2000点，而上海较高端地产会保持继续上涨势态。但当时本人明确指出，如果中国经济未来的确出现这个现象那也是中国经济最坏情况会出现。现在大家也见到了上海较高端地产出现量价齐升的现象。所以这和本人2007年6月份所提出的最不应该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出现了。现在中国股市在2000多点与大量资金进入楼市，这说明中国经济转

                         2010年上海楼市将进入下降周期
    重工业利润的急剧下降，社会收入增长的停滞，包括政府赤字的未来大幅上升，都表明中国最坚挺的上海楼市将出现重大转折。上海楼市是标志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增长、人民币稳定的重要标志。而中国重工业模式的最终价值是会随着全球化的价值所决定的。
    今天，美国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了美国的金融体系，而美国金融体系正是引发当前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人。而同样中国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了中国的重工业体系中。而大量重工业产能过剩正是引发当前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病理。现在，全球政府的大量财力的投入，必然短期换来了市场的片刻稳定。这样，全球明年必然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人准备多少财政支出，中国人准备多少财政支出。而全球私人资本明年则集体排队抢购美国短期国债。
    在2007年6月，本人谈的非常明确——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将结束，出口将重挫，而中国地产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如何建立把有限资源有效分配的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主要问题，重工业模式的增长与分配体系在今天这场全球日益恶化的经济，金融与贸易面前充分体现了其不可持续与社会分配不优化性。
    知识型人才是一个经济体成长的核心机能，是继续向目前重工业体系投入大量财政力量还是建立向知识型人才为优先的财政体系是中国经济的真正选择。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就充分体现了一个重工业模式在资产价格崩盘后，政府把大量财力投入维护重工业增长中，大量有限资源被无效消耗。在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近二十年衰退，至今日本经济是政府债务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经济结构无法摆脱旧体系。
    1990年日本经济体系的劳动生产率在当时世界经济中排名在第一。而中国今天的高消耗增长体系与1990年日本当时的经济体质是远不可比较。所以建立新的财政分配体系，建立新的资源分配体系，是中国急需去做的事。微软、戴尔、沃尔玛的成长是充分体现了机会，机遇与破产的共同的包容度。今天中国需要建立1万亿人民币毕业大学生创业优惠贷款政策。把机会、机遇与破产的高度市场化的包容度去给这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