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客侃世界－相峰的博客

 六十年代中期，人们终于熬过那恶魔般的饥饿日子，步入了较为正常的生活，肚子基本能吃饱，副食品供应也得到改善。每人每月供应猪肉、花生油、鸡蛋各半斤。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年发三尺二寸布票。老话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此时人们的脸色泛出了红晕，衣着也得到补充，虽然还免不了打补丁，但在要脸的场合，还能穿上件新衣服，社会恢复了生机。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当时我所在的黄县（今龙口市），谁家生了小孩，凭医院的出生证明，可买十斤鸡蛋，论个数也就七八十个。当时国家规定，产假三十天，也就是说，在整个产假期间，每天能吃两个多不到三个鸡蛋。

  为了母子尽可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光靠供应的显然不行。某日，我在自由市场买来一只老母鸡，准备第二天杀了炖汤。说来这鸡命大，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到家动手去杀鸡，一个红皮鸡蛋呈现在眼前，我高兴极啦，非但不杀，反把这鸡保护起来，拿来剩饭、拔些野菜喂它。这鸡也通人性，几乎是每天下一个蛋，以报不杀之恩。

   受此启发，我又到集市上买来两只鸽子大的小母鸡，给它磊了窝，细心喂养。转过年，春节还不到，两只小鸡开始回报了，老少三只鸡齐上阵，平均每天能收两个蛋。加上三口人每月供应的一斤半，吃鸡蛋的问题基本解决啦。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一开始有人背后议论，说我搞资本主义，我不予理会，反正我没碍着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麦收后，邻邻居居，不约而同的也买来小鸡，挺热闹。养鸡的人多啦，嘀咕资本主义的反而少了。

中秋节到了，小公鸡长到了一二斤重，杀了炒辣椒吃，真美！转过年开春，小母鸡开裆啦，左邻右舍传出咯哒各哒的声音，其乐融融。

 六十年代中期，人们终于熬过那恶魔般的饥饿日子，步入了较为正常的生活，肚子基本能吃饱，副食品供应也得到改善。每人每月供应猪肉、花生油、鸡蛋各半斤。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年发三尺二寸布票。老话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此时人们的脸色泛出了红晕，衣着也得到补充，虽然还免不了打补丁，但在要脸的场合，还能穿上件新衣服，社会恢复了生机。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当时我所在的黄县（今龙口市），谁家生了小孩，凭医院的出生证明，可买十斤鸡蛋，论个数也就七八十个。当时国家规定，产假三十天，也就是说，在整个产假期间，每天能吃两个多不到三个鸡蛋。

  为了母子尽可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光靠供应的显然不行。某日，我在自由市场买来一只老母鸡，准备第二天杀了炖汤。说来这鸡命大，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到家动手去杀鸡，一个红皮鸡蛋呈现在眼前，我高兴极啦，非但不杀，反把这鸡保护起来，拿来剩饭、拔些野菜喂它。这鸡也通人性，几乎是每天下一个蛋，以报不杀之恩。

   受此启发，我又到集市上买来两只鸽子大的小母鸡，给它磊了窝，细心喂养。转过年，春节还不到，两只小鸡开始回报了，老少三只鸡齐上阵，平均每天能收两个蛋。加上三口人每月供应的一斤半，吃鸡蛋的问题基本解决啦。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一开始有人背后议论，说我搞资本主义，我不予理会，反正我没碍着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麦收后，邻邻居居，不约而同的也买来小鸡，挺热闹。养鸡的人多啦，嘀咕资本主义的反而少了。

中秋节到了，小公鸡长到了一二斤重，杀了炒辣椒吃，真美！转过年开春，小母鸡开裆啦，左邻右舍传出咯哒各哒的声音，其乐融融。

     昨天，老家来人了。说是快过端午节啦，来看看我，带来了一大篮子我爱吃的粽子和鸡蛋。

     老家包粽子用的粽叶，有独到之处，不像北京、天津、沈阳等北方，用的是芦苇叶子。那里，也就是沂蒙山区一带，出产一种粽叶，个头像葵花叶大，但不那么圆，有些细长，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道，非常好闻。凡是闻过这种粽叶味道的人，会终生难忘。

     这种粽叶，个头大，用两三个叶子就能包好。长方型、像一条肥皂那么大，这叫一片。把两片并在一起，两头用家乡产的，很长、很韧的草绑起来，成为一对。用这种粽叶包的粽子，不管是糯米、大黄米、还是用大麦粒做的，都很好吃。煮粽子时，把洗干净的鸡蛋放在锅里一起煮，鸡蛋被染成深棕色，吃起来特香，吃过这种鸡蛋的人，一生都还想吃。

     像现在的人吃年夜饭，要在大年三十夜里吃一样，记忆中，家乡人过端午，都是端午节的早上，全家在一起吃粽子。由于粽子包起来比较费时，且煮粽子用的时间又长，一般是头一天下午就动手包晚饭后开始煮。熄火后放在锅里焖一宿，第二天早上吃。不冷不热，正合适。这天下午，小孩子们，个个裂起了嘴，东看看，西望望

兴奋的不得了。我放牛时，都没有心思啦。我不像平时那样，走到河边那么远，只是牵着牛，在村头转悠。不一会儿，又把牛栓在树上，跑回家看上一眼。见到母亲包了一个又一个，我心里乐滋滋，一个蹦，从家门口窜出来。

    端午节的前夜，又漫又长，连小孩子，睡得都不耐烦。

     （老人自学电脑，还没‘成才’，文章最后两行，生出了橫线，不知如何消除，请指教。谢谢）

       有记忆的端午节，过了七十多个了。最热闹的当数在美国过的那个。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老伴，到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我们住在哈佛大学的公寓楼里。这里与哈佛大学商学院隔河相望，与‘查理斯’河畔，只有一条马路相隔。

       一天上午，约九点多钟，我正在房间里，翻看刚刚买回的华文报纸，听到外面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一阵阵吭哧、吭哧号子声，此起佊伏。我和老伴赶紧下楼，看个热闹。

       河面上，七八条龙舟逆流而上，小伙子个个挥动着臂膀，原本平静的水面，溅起滚滚白浪，飞速的抛到后面。岸边拥挤的人群，伸着脖子，扯起嗓子呐喊助威。这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龙舟赛。今年的端午节，适逢星期日，观看龙舟赛的人特别多。不光是华人，也有碧眼金发的欧美女郎，黑人、蓄着大胡子的阿拉伯人等。与几个华人交谈起来，告知，不仅是波士顿的华人参加这个比赛，周围好些地方的华人，有的乘火车、有的自驾车，一大早就动身，花两三个小时才赶来的。

    河岸边和临时封锁的马路，成了这次活动的阵地。临时搭起的舞台下，坐满了观众。台上演出了京剧、越剧、评弹、相声。台下一阵阵喝彩和掌声。凉棚下，一排排长条桌子上，摆放了笔墨，水彩，还有专供写毛笔字、画水墨画的原书纸。游人可随便画、随便写，都是免费的，这些都是华人社团提供的。国内来的书法家，在这里都能露一手，我就请江苏省，涟水地区来的一位先生，写了几个大字。

    端午节，当然要吃粽子。像国内南方那样，粽子品种较多。有加了果脯的，还有是加了腊肉的。不过，这些都是有赏服务的 。  

     快到十二点了，马路恢复了交通，举办此次活动的人员开始忙乎了，带着兴奋和满足的人们，老朋友，新朋友，恋恋不舍地陆续离去。人们挥动着手臂，再见，拜拜，再见，拜拜。

       昨天， 看到电视里报道，我国南方某地，麦收已经开始，我脑子里泛起了五十多年前，一次麦收的情景。

        五十多年前，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某某日报】的头版、套红 、通栏大标题，[六十年代第一丰收年开镰啦} 。这一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着实让我们这些肚子里，天天闹动乱的大学生们为之一振。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期待。

        为防止天气突变，确保快要到口的麦子 颗粒归仓， 学校召开动员大会, 传 达市领导指示，号召师生员工，下乡虎口夺粮。  

         我和几个同学，被派到市辖的某县。又被县里的干部，领到了一个劳动力最缺乏的大队。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这里见不到金黄色的滚滚麦浪，看到的是稀稀流流的，行间里长满杂草的卖田。麦杆矮，视野宽，露出了一座座培着新土的坟墓。新坟多了，戴孝的人必然成几倍的增长。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紧紧是吃不饱，饿肚子，就抗不住了。上了年纪的，平日里身体就有毛病的人，提前告别了人世。还没来得及懂事的孩子，更抗不了折腾，糊里糊涂地就走了。他（她）们不能像大人那样，闭眼前还能明白，为什么要提前走。这些孩子，死难瞑目，匆匆人生。

      人，走的走，病的病。劳动力匮乏。有些人，看起来还行，但卷起裤腿，用拇指一按，膝关节以下，立马就是一个坑。医学上称之为，营养不良性水肿病。有了这种病的人，干起活来，有气无力。县里知道这里是重灾区，派了一台马拉收割机，帮助当地社员抢收。    

      那时，我知道苏联有康拜因( 联合收割机），但未曾见过。看到眼前这个马拉的家伙，就很新奇了。我牵着马，在前面走，收割机，在后面忙着翻滚。没想到，由于麦杆长得太矮，或许那机器设计上就有问题。收割机翻来滚去，只能把那些个头高的麦稍撸下来。那些矮的，就漏网了。还得人蹲在地上，用镰刀复收一遍。     

      一个周过去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学校。抓起当天的【某某日报】，看到了某县小麦大丰收的新闻报道。

中国不应该放松计划生育

2011-5-3 FT中文网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中国放松生育，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率下降，给呼吁放松生育的论断提供了新的理据。

    笔者不支持放松生育，正如鄙视此前鼓励生育。

    第一，生育是个人与家庭的选择，但在中国的某个特殊时期，却当作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或者鼓励、或者抑制，生育偏离了正常的人性选择，而成为政治选择、社会选择。

    如果说以往鼓励生育、光荣妈妈等措施，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未来的战争储备，那么，现在鼓励生育的人，以人口红利相恐吓，则是把人当作了经济的工具。人口红利在经济上是否适用暂且另说，无论是鼓励还是抑制，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变，就是人没有自由选择权，在生育问题上成为彻底的无脑动物。

    第二，中国生育增速下降，但人口基速依然庞大，业已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环境接近崩溃的边缘。

    仅看华北一地，就可以了解资源的极限。

    2009年12月15日，人民网有一则题为《世界上最大地下水漏斗 华北危机怎解？》的报道，其中提出，华北区域人口约1.2亿，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粮食产量占全国10%。华北平原水资源仅占全国1.7%，却维持了这一地区几十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目前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地下水支撑，每年开采量达到206亿立方米。在过去50年中，华北平原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储存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因为超采造成的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7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

    据“973”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先生的介绍，华北平原已经出现地下水枯竭的现象，　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分析，如果地下水的补给项小于排泄项，自然的水均衡条件被打破，就可以说危机发生了。危机的效应包括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地下漏斗，区域上发生地面沉降，地表干旱沙化。

    其中有降水减少等自然原因，但人为原因不可忽视。几十年来，山区大规模建设水利工程，修建水库1600多座，总库容300多亿方，控制了山区汇水面积的85%以上，直接导致下游华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基本上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全年断流干涸。水库的建设也增加了水资源的蒸发。上游地区因城市化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用水量增加，也导致对下游华北平原地下水补给的减少，国际上公认的河流开发程度应控制在30%～40%左右，现在华北平原主要河流上游控制利用已达70%～90%，给下游剩余的生态流量严重不足。人对自然的掠夺式开采已经到了恶性循环的地步，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将进一步短缺。

    这绝非华北地区一地的资源恶化，事实上，长江变黄河、黄河断流，显示中国的自然生态已经处于危机状态，而中国政府斥巨资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与三峡大坝一样，是对自然有史以来最大的改变，从未来说很难说是破坏还是造福。

    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批复设计单元工程84项，概算核定总投资约1405亿元，占已批复可研报告动态总投资2289亿元（不包括东线治污和中线水源地保护投资）的62%；截至2010年7月底，下达投资865.5亿元，完成投资574.7亿元，分别占总投资的38%和25%。仅丹江口移民工程，就需动迁安置总人口约33万人，其中湖北省18万人，河南省15万人。

    有许多人以日本东京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和谐共处，认为中国并不是人口众多，而是因为不合理使用资源造成的结果。对此反驳，我只能说，等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与日本同步，再来谈同样的资源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越来的资源使用工程，成为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

    并且，日本此次震灾与核灾难显示，日本为了国民生活与经济，不得不加快核电发展，让反应堆延期服役。请不要告诉我，中国的风险控制举措一定会超过日本，国内频发安全事件，连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很难让人相信这空口许诺。想想康日新吧，不是中国核工业领域的关键人物吗？他的下场能证明这些关键人物都可靠吗？

    第三，所谓经济人口红利从头到尾都无法验证。

    一些人认为，当中国人口红利下降，中国经济将遭遇劫难。人口从来不是经济的惟一指标，中国鼓励生育、人口增长最快速的年份，恰恰是最贫困的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单靠人口增长就能够提升经济增长，原因是有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群体截然不同。

    以房地产为例，一些房地产研究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因为中国的投资性房产将绝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排除在外，中国农村有再多的人口，与房地产市场毫无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收入提高、资本时代到来与通胀压力叠加的结果，否则，我们很难想像为什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如此之多的人怨声载道。当市场的房价与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步，此时大部分人将会成为房地产的有效消费群体，人口对于市场才是有效的，否则，房地产投资只能是20%的高收入阶层的专利。

    目前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面临招不到工人的窘境，与其说这是中国人口红利丧失，不如说是一直以来对农民工的欠帐，使他们只能停留在养家糊口的生活水准上，进行代际之间的贫困传递。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发展，在东部形成了同质化的产业链条，却未能形成有专业技术、有社会保障的产业大军，现在，是到了还帐的时候了。

    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不少，却找不到合适的高技术工人，找不到高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有7亿常住农民，还有2.3亿的农民工，每年有上千万农民工离开土地到城镇工作。但根据中山大学、南方都市报与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统计，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

    根据中山大学2006年在珠三角所做的调查，95%的农民工第一次涨工资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结合德国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从1993年到2005年，除去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而增长主要是延长工时、换工作。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

    我们现在鼓励公平的城镇化，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绝不意味着低价农民工时代的延续。只有在中低端制造业中，才存在人口红利一说，而在技术产业中，存在的是人力资本，强调的是增加个人的消费能力。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的说法，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如果人口下降的同时，个人的物质精神财富大量增长，则是中国城镇化之幸事，中国的内需未来五年仍然会有数万亿的增长。至于未来是否陷入通胀，取决于各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自律，取决于企业效率与社会总体效率的提升，与多生多少人关系不大。

    个人有选择权，生育与不生育，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中国目前之所以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恢复均衡之后再谈放开生育 不迟。有人特别强调生育权，但资源的压迫与人口的泛滥只有生活在中国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如果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取消移民限制，不把财富与技术当作移民的门槛，允许中国孕妇在全球自由生产落籍，他们才是为生育权真正支付了成本。否则，就是华而不实、嫁祸与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