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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在西藏能找到许多世界第一,比如世界海拔最高的哨所、世界海拔最高的邮局……我今天向读者朋友们介绍的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小学——西藏定日县巴松完小.海拔4700米.看到远处的珠穆朗玛峰了吗?
 

站在小学校向南望去,白云点缀着蓝天,牛羊悠闲地漫步山川河谷,远处的珠穆朗玛峰皑皑的白雪更让人浮想联翩。可是,当我们踏进这所小学时,体味的却是一种沉重。

 

因为没有食堂.一顿午餐只能坐在操场上吃了.

 

 

 

 

 

 

 

祝这里的孩子们儿童节快乐!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而我镜头里的孩子,他们是西藏的未来。今日是六一儿童节,把这组照片奉献给读者们,愿天下的孩子不仅在节日里快乐,重要的是他们关爱里,每天都快乐……

 

 

辽宁队降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2日,报社老总打来电话:“老郝,你最近写辽足了吗?省领导过问我们的的报道了,尤其点你名了……报道的尺度要把握好……”我说,我写过,但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博客上……老总笑曰,“哦,博客上?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我知道老总的压力,但我也知道他的压力来自何方。我耻笑的只是辽足俱乐部,都什么时候了?有精力或者说有金钱,去找上海申花或青岛,买几场假球,救救辽足小命!或者说,干脆用钱悬赏自己的队员,让他们打出血性!可他们呢?容不得一点逆耳之言,动不动就想拎根大棒子吓唬人,真TMD见鬼!

 

在辽宁队疑似降组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11日辽宁主场打上海申花的前一天,曾为辽宁队领队的黄祖刚顶着大雨约我小酌。在酒桌上,老黄悲愤交加。这个曾经是沈阳军区某部作战参谋的汉子,曾为辽宁足球毅然脱下军装,成为一个职业球迷。在不久前他儿子的婚礼上,来喝喜酒的许多他的战友都成了许多军分区的司令或副司令,而他为辽足折腾半生,最后却落个赋闲在家,成了“光杆司令”。

 

酒杯里的辽宁队何尝没有醉生梦死的日子?谈到辽宁队与申花的比赛,往事涌现出来。当年,为了替华东某强夺冠阻击对手,辽宁队在保组无忧的赛场动员会上宣布,“打下这场球,奖金100!”分给队员的奖金只是一部分而已,为了夺冠,那支劲驴十分慷慨,一旅行袋的现金奉送给辽足这个“狙击手”。

 

足坛没有不义之财,没有卑鄙和高尚,彼此交易已成为任何一支球队的生存方式。当年尸有余气的辽宁队不可能违背时代的潮流。只是,这样的日子还有吗?往事充满铜臭,对辽宁队来说更像一场场噩梦而已。混在江湖的日子,欠债太多,辽宁队走到2008年已别无选择,今年的中超只有还债才能超生。

 

辽宁与青岛这场死亡之战,比赛终场哨音吹响,整个球场却出奇地平静。这和13年前辽宁队降组那晚截然不同。那时,五里河体育场里的球迷悲痛欲绝,于明姜峰等球员掩面而泣,广州太阳神队老帅张京天为辽足悲愤难忍,时任辽宁体委主任的崔大林激扬地憧憬: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

 

眼下的平静是可怕的,更似可悲。因为辽宁队已经无法唤起那些曾关注它的人一点点激情。这不是那些球员的错。在这支队伍里,除了三四个喜欢赌球的害群之马,大多数球员一直追念着辽宁队过去的荣誉,绝不希望辽宁队在自己的脚下降级。只是,这些善良的球员救不了辽宁队,也很难去唤醒曾簇拥在这支球队周围的纭纭众生了!

 

中甲就中甲吧!辽宁队淡出球迷视线不见得是见坏事。中国足球环境如此恶劣,不良商人们投机的欲望不会眷顾中甲。事实上,辽宁队有此命运,不正是这些怀揣不同欲望的商人们折腾的结果吗?中甲,或许是辽宁队最合身的马甲,穿着它并躲起来,扎扎实实地培养后备人才,规规矩矩地踢球,说不定会博得各界的理解与同情,最后借助家乡人温暖的手找到家门!

 

永别了,司徒雷登!(2008-11-19 20:12)

这两天一直感慨于一件事。司徒雷登的遗骨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安放仪式,燕大老校友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等出席了仪式。司徒雷登?至少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对他不陌生,上高中时就学过他,或者说鄙视过他,他的名声来自于1949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在那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把他当成美国的化身,鞭笞讽刺,司徒雷登顿时名声大噪。他的名字也就成了强盗、无赖或丧家犬的代名词。

 

长大了才知道,高中能学到什么?高中时,我站在夜晚的操场上,聆听当时一个演讲家广播录音,其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卖国贼蒋介石……屠杀人民、谄媚倭寇等等,如此罪行足以另任何一个高中生咬牙切齿。这种感情同样也会给予司徒雷登,给予汪精卫,甚至给予所有那些“必将灭亡”的资本主义……但我辈不可能永远枕着历史的枕头酣睡,我们惊醒,我们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世界。

 

1949年一别,司徒雷登又回来了。时光荏苒,沧桑巨变。在中美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日益加深的今天,司徒雷登又以特殊的方式“回到”了中国。重新感悟他感触很多,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在偏见与误读里去追忆这位老人,并且理性地去审读一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留下的班驳足迹,我们就会找到最人性化的视角,温情地默念:永别了,司徒雷登!

 

许多人记住了作为“大使先生”的司徒雷登,而忽视杰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1919年,他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他为燕大建造宫殿式美轮美奂的新校园,即现在北大校园;又重金聘请许地山、顾颉刚、钱穆、吴文藻等任教。如今的北大可能不屑于谈燕大往事,因为它是个教会大学,因为它具有殖民色彩——但司徒雷登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谁能动摇?

 

如果我们早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观点看待司徒雷登,他也不可能被一根儿棍子打死!不能否认,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旧中国腐朽的秩序即将被打破,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其狼狈不足为怪。但司徒雷登不仅是教育家,他九一八事变后,他也曾带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不肯与小日本合作,他在日本集中营被关了三年之久……

 

值得欣慰的是,司徒雷登还是以永别这种残酷的方式回来了!时下的中国日益强大,海峡两岸同胞“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共握手,中美关系也呈春暖花开之势,司徒雷登选择一个“回家”的最佳时机。此际,原谅、宽容并接纳一个对中国有特殊情感的美国老人,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情怀。

 

司徒雷登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遗嘱也足以让我们动容。早在1954年,他要求自己的遗产继承人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身旁。花瓶回到中国,可司徒雷登却被燕园拒绝了!


司徒雷登1962年辞世,回中国的路虽漫长,但最后魂归西子湖畔,也算叶落归根。杭州更安静澹泊,那里有司徒雷登的童年,有他最喜欢的杭帮菜以及“乡音”。我们相信他会安息,注定会安息!诚如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他骨灰安放仪式上所说的那样:他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最后)旅途……如果他能看到今天(中国)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在中国足坛,“十冠王”和“八冠王”像两颗明珠,理直气壮地被辽沈足球人摘取并玩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足坛的奇迹时下又被辽沈足球人做最残酷的诠释,那就是曾经创造辉煌的辽宁队和大连队成为中超赛场上的难兄难弟,他们将为中超唯一的降级名额自相残杀!

 

辽沈足球人才多如民工,但也真应那句话,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凭借强大的人才优势,辽沈足球的强势不仅在于强者的独霸江湖,还在于总体实力的均衡,比如在顶级联赛赛场上拥有三支球队,即辽宁、大连和沈阳。颇有意味的是,沈阳队几年前出走,是功利足球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折射出辽沈足球大的氛围已今非昔比。从沈阳队背影中看到辽沈足球死亡的影子,这绝不为过。

 

从辽沈足球生存状态来看,辽宁队是最具备拥有死亡资格优先权的。近10年来的流浪,已让它养成流寇的习性。抢掠、欺骗,为了生存有奶便是娘。正因为如此,当他重返沈阳以求获得家乡人的怜悯与抚恤时,辽宁队不论是教练、队员还是投机商都猛然发现,今天的沈阳已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足球城。当然,那个一直自诩为足球城的大连,泄气的皮球只是成为记忆中名片,球队同样被这个时代推上悬崖。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至少在辽沈而言,没人再去奢望“足球省长”或“足球市长”,政府的冷漠导致商家的沮丧,再加上足球被假赌黑搞得臭名昭著,足球在商家眼里不再是优良资产、不再是谋取政府更多优惠政策的手段,本来一直打着职业足球幌子的俱乐部遭受行政与经济双重打击后,丧失生存基础与信念已成必然。

 

不论辽宁还是大连,如何想证明自己还有能力活着?卖血套现是最实惠的办法。在中国足坛,不是哪个俱乐部都可以卖血的,想卖能找到人吗?辽沈足球则不然,以辽宁队为例,长达10多年的贩卖活动,不能不“失血”过多,客观上导致今年中超赛场上的狼狈。且不说董礼强、姜峰那笔陈旧的“买卖”,当李金羽、肖战波、宋黎辉等还在中超赛场拼杀时,我们从肇俊哲的孤独里足以能体会辽宁队偿还旧债过程中的窘境。

 

至于大连亦如此。徐明在2007赛季后就开始集体抛售。季铭义、翟彦鹏、王圣、阎嵩、王鹏、刘宇、于子千等10几名球员被甩卖,大连队套回足够的“生活费”。至于拉来大连海昌国际,不论是金蝉脱壳还是转嫁责任,球迷的巴掌都会毫不迟疑地打在徐明的脸上。高价外援是水货,科萨还是那个科萨,但徐明已不是那个徐明。当阎嵩、王鹏等队员在赛场大放光芒之时,大连海昌只能依靠个别球员偶发神经换取短暂的快感。

 

所谓的职业化之初,足球因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发展远景另人侧目。1995年底,辽足树立起“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俱乐部”的大旗,但所谓的几个股东却没一个拿出股金。股份制大旗被扯成虎皮,这已昭示职业足球至诞生日起就滋生致命的顽疾。那时商家对足球的投资实际是投机,投资人是投机者,但遗憾的是,在中国足坛恶劣的环境里,捞足名声的商家连投机的欲望也淡漠了!

 

辽沈足球不缺足球人才,但最后却死于人才,这是对辽沈足球最大的讽刺。所谓人才,教练、球员是一方面,俱乐部老总同样应跻身这个行列。辽足做“十冠王”时,辽宁队中大多数是大连籍球员,自大连足球崛起后,大连和沈阳队自立门户,省队在球员资源紧张时又靠卖仅有球员过日子,从俱乐部自身究其责任,管理者难逃干系。

 

不论张桐坡、张曙光还是现在俱乐部老总王宝军,他们在商界都是精英,但他们注定都是足球经营的失败者。二张都有领先中国足球几百年的高深的理论,但他们也只能靠理论的乌托邦活着。而眼下的王宝军尽管手头没有可甩卖的球员,但他不肯花钱引进人才,对俱乐部不竭诚投入以及任用不良经营人等系列行为,也直接导致了球队的悲剧。

 

辽沈足球人才资源整合混乱,还在于流失的人才们以“潜规则”作为“复仇”武器,让辽沈两支球队濒临死亡。辽沈足坛有许多响亮的名字,比如林乐丰、马林、唐尧东等。如果我们细心就不难发现,这几个敏感人物把持的球队都左右着辽宁、大连保级的命运。如果这些人都不流失,成为保卫辽沈足球的有生力量,辽沈足球悲剧的上演至少在时间上可以推迟!

 

 

 

于芬检举周继红侵占奖金一事喧嚣已久,在压力面前,国家体育总局昨天表态了:游泳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不存在个人侵占奖金问题…… 


教练侵占运动员奖金不是新鲜事儿了。早在10多年前,马俊仁也被弟子指控“侵占奖金”;去年,田径运动员艾冬梅指控教练王德显侵占奖金,并把师傅告上法庭。
    

周继红到底侵占于芬的奖金没有?不通过法律程序调查取证,体育总局否定性的答复显然是草率的!正因为如此,于芬在总局表态后,正式聘请律师,走上司法介入的程序。


在现有训练体制下,教练的权威性在于他能决定一个运动员参赛资格,也就是命运。当然,教练同样能决定运动员奖金发放的数额。侵占奖金,不仅是教练道德问题,也是体制问题。当然,奖金混乱发放程序,也决定任何人,包括教练的奖金被侵占,都是正常的! 

 

艾冬梅也好,于芬也罢,她们正视自身权益的行为值得赞赏。但于芬和贫困潦倒的艾冬梅不同,于芬不会想靠奖金活着。于芬挑起的奖金风波,钱的因素有,但不是绝对的!她实际对中国体育用人体制本能的反抗。
    

于芬的身份是清华跳水队总教练。但在游泳中心“禁止运动员双重注册”的规定面前,清华跳水队队员不能代表地方参加全国大赛,队员接连出走,清华跳水队被逼得濒于解散。
    

她摊上这倒霉的事,是不可抗拒力?还是公然的挤压?于芬心里最清楚。但她还是善良的,其善良表现在给国家体育总局写反应材料。善良就是幼稚。没有司法介入,总局对的“取证”实际完全等于“销脏”而已。

 

于芬曾培养出伏明霞、郭晶晶、劳丽诗、周吕鑫等优秀跳水运动员。她的理想是在奥运会前回归国家队。但她回归必然要打破跳水队周继红等人的既得利益,于芬的希望注定要破灭。
    

于芬认为“不能让队员不读书”;周继红推崇“队员必须封闭训练才能出成绩”。在金牌战略面前,于芬的理念相当于完成5355B(反身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难度系数3.9……
    

在坚硬的体制面前,头破血流的于芬只能赤膊上阵了。她抓住周继红的“尾巴”,以求自己命运的转变和正义的回归。她一个人和一股势力作战,她一个人和一种体制作战,后果可想而知。

 

奖金。奖金。钱好像要遮掩一切,但仔细揣度于芬,以及周继红,以及中国游泳,中国竞技体育,我们很可能忽视了于芬与周继红执教理念的差异。中国体育用人机制需要公平吗?运动员训练还是驯兽?运动员需要知识修养吗?这些问题注定都比金牌或奖金重要!

  

许多事物常常会被人淡忘,只有“临死”时才被人记起,比如眼下的辽足。我这个跟随它多年的记者,很少看它的比赛,也记不住许多球员的名字……除非遇到和球队有关的人,比如与马林小聚,注定要聊聊球队情况;比如朱香云(已故王洪礼教练妻子)找我碰碰张楚格个唱会事宜,也想到她那在辽宁队踢球的丈夫王亮……除此之外,我只有在近日不停地惦念一下辽足了。因为它又要像13年前那个冬天一样“死去”。凄风冷雨里,还有多少人为它伫立?有多少人为它祝福?

 

关于这个球队,许多事情让人忍俊不禁。比如13年前,诸如我以及金炎等兄弟们还是一个体育记者时,我们望马林项背诚惶诚恐。采访一下马林,他会拒绝吗?听说马林作为前锋,他有100多个过人的动作,他能给我们表演一个吗?问号慢慢拉直,13年后,当金炎从一个记者成为金德队执行主教练,并率球队取得桑特拉奇都不及的成绩时,马林所率的辽宁队已站在悬崖边上,马林可能会纳闷:“如果赵本山当辽宁队主教练,赢球会不会像卖拐一样容易?”

 

还比如13年前,在辽宁足球这个舞台上,我见证了远东集团、新世界、航星等企业粉墨登场,他们表面上高举腾飞辽宁足球的大旗,暗自却为政府的优惠政策极尽表演之能势,如一只投机的猫,抓到一只耗子只顾大肆厮咬,全然不顾足球这根没有油水的骨头了;同样,13年后,葫芦岛宏运因经营辽足在沈阳黄金地段圈住一块理想的土地后,他们依照13年前既定的剧情扮演着小丑的角色:耍赖、欠薪……众目睽睽下迎接球队濒于死亡的命运。

 

这种悲哀不仅是辽足自己的,而是蔓延于整个足坛。当然,辽足的悲哀也不在于他的根在辽宁,而在于它不论在哪里,都已悖离足球的自身运动规律,常被那些不良商人们粗暴“绑架”,进而成为“要挟或敲诈”政府职能部门的工具。自职业化以来,辽足身边诸如眼下宏运这样合作者如过江之鲫,可在辽足一次次事故里,商人最后都能摆着一副壮志未酬的嘴脸成功逃脱,可怜的是球迷,他们枕着球队的遗体期待着下一次托生!

 

死了并不可怕,因为还会重生。可怕的是什么?那就是面对辽足的“尸体”,有人还以拙劣的表演洗刷自己的责任。正因为辽足见证了许多“大忽悠”,诸如宏运老总王宝军日前所说,“即便是今年掉级了,明年我们也要打上来”之类的话注定没有任何可信度。球队没掉组前多投些钱,少玩点花样,还至于掉组吗?孩子死了,却大量兜售疑似有三聚氰胺之类的鲜奶,这只能让人唾弃!

 

奥运会后,高层青睐举国体制对竞技体育带来的莫大荣誉,足球复辟之声也震耳欲聋。复辟同样可耻,但在中国足球可耻时代,倒退也只能理解成“战略性撤退”了。尤其面对辽足,不良商人只顾眼前利益,在体制和利益的制约下,后备人才匮乏,怎么办?要生存和发展,投机倒把的商人不是救世主,要拯救它,我宁愿相信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孙永岩的思路:抓住管理权,建立科学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假以时日,重振雄风!

足协还有块牌子,叫足球管理中心。一个衙门两块牌子,说好听点是为工作方便,说难听点在理论上是为了“洗钱”方便。都是搞足球,既然足协连钱都能洗洗,上海申花利用游戏规则,赛场上多申请点红黄牌,也就是说正被许多人谴责的“洗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有人说这是闹剧、有人说这是喜剧、也有人说这是悲剧,总之是有故事情节的剧。只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幕剧的幽默与讽刺色彩?自奥运会后,足球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尤其武汉广谷退出后,这只老鼠继续把中超当蜜月来度,此时,申花的行为如同给老鼠当伴娘的猫,玩玩洗牌的游戏,也算是给这个冤家助兴。

 

必须承认,足协是每个俱乐部的冤家,但也只有像武汉广谷和上海申花这样的俱乐部有勇气陪足协玩玩。光谷退出后,我们看到许多俱乐部那副奴才面孔,热烈支持,坚决拥护之类的屁话如果让足协如饮甘霖。踏着光谷的“遗体”,也只有申花能勇敢地活着,并活得如此有分寸,让足协有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这幕剧的艺术性在于,小小的舞台容纳了2008所有流行要素。没有武汉广谷的退出,上海申花也难以成为主角;没有足协这个蹩脚的导演,再精彩的剧目也会胎死腹中;没有鲁能与裁判这些配角,也不会有广药成为主角的续集。中超舞台好戏刚刚开始,也注定会好戏连台。

 

比如,21日足协又要召开15家俱乐部老总参加的中超委员会。奇怪不?一向刚愎自用的足协忽然玩起民主了!显然,这是伪民主,是足协一贯推卸责任,转嫁矛盾的小把戏。老总们来就是为了上当受骗。谁敢反对?谁会一屁股坐到申花的怀里?不处罚申花,会丧失所谓的“公平与公正”;最后通过对申花的处罚的话,足协注定要遭遇魔兽朱骏。

 

肯定的是,在资本大鹗朱骏的“虚拟社区”里,足协顶多是一个流浪狗而已。足协能忍受光谷退出,但他们能顶得住申花冲冠一怒后带来的连锁反应吗?高明的解决方式是,足坛都满目创痍了,争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让所有有才能有创意的俱乐部都尽情表演。球迷也理解并宽恕发生的一切,因为这幕剧不谢幕,另一幕就无法开始。这道理如同不死不生,不破不立!

奥运会后,中国足协看似没有坐以待毙,它们最大的整肃行动是对上演“退出事件”的武汉光谷开刀: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取消在中国足协注册资格,同时罚款3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足协的处罚通告中称: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退赛缺乏理智,损害了球迷,球员和其他俱乐部的共同利益,给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奥运赛场上受到致命一击,中国足协早已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足协已朝不保夕,谁相信他们还有能力抖擞精神,骤出重拳,直击武汉光谷?但事实上,武汉光谷的确被打翻在地,于是人们的揣度不无道理:足协回光返照般的表演来自第三种力量,那就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甚至中央高层领导对足坛混乱现状而颁布的“严打圣旨”!

 

不否认,中国足球基层俱乐部藏污纳垢。有投机倒把的奸商、有惟利是图的球员、有蝇营狗苟的教练……武汉光谷退出事件里,以上几个角色可谓悉数登场亮相。商家早就不想打肿脸装胖子,主动夹着尾巴溜掉有失体面,恰好足协的处罚对商家来说等于搭建个台阶,商家打着“正义”的幌子堂而皇之退出,这是无耻者抓到的历史性的机遇。

 

从这个角度来说,足协“奉天承运”,在奥运会后有所行动,坚决打击“犯上作乱”者,这本身没有错。只是在这种打击里,武汉足球有被光谷这个商家捆绑“殉葬”的味道。再有,兴高采烈地踩别人的尾巴时,很容易忘掉没揩净的屁股。如果从中国职业足球10几年职业历程来看,“给职业联赛造成无法弥补损失”的除了不良俱乐部或球队,昏庸的足协更难逃干系!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对待足协对武汉光谷的惩戒。客观上说,奥运会后的中国足协,它应该是被革命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为转嫁矛盾而肆意的施暴者。如果说眼下对足坛的整顿是一场运动,诸如武汉光谷退出事件只是自下而上的最无聊式的抗争,四年前的G7不更具规模吗?不更想革命吗?结果如何?匹夫之怒是不具备导向革命结局的能力,足协被革命,必须是自上而下式的!

 

如何自上而下?究竟什么位置属于“上”的层面?从体制上看,国家体育总局无疑是风暴源头。它们所辖的各大中心披金斩银时,足球管理中心成了霜打的茄子。总局如果认为足协打击武汉光谷的行为是重整中国足球秩序的救命稻草,这意味着总局把自己和足协看成一根稻草上的两个蚂蚱,难道逃命永远比追究责任重要?

 

据了解,鉴于奥运会中国军团的累累硕果,“举国体制”似乎又成了中国走向体育大国的金钥匙。今年年底中国足坛将刮起强劲的“倒春寒”。基层球队的培养重新回归地方体育局,这意味着伴随职业化而生的足校将消失,所谓职业足球重新走向专业足球的老路——这是马克思哲学中的“有时倒退是为了前进”?还是一场笛卡儿式的彻头彻尾的自我否定?

 

关键是,谁是中国足球10多年来职业历程失败的责任人?如果不是王俊生,不是阎世铎,也不是谢亚龙,那只能是蕴藏在中国足球骨髓里官本位体制了。这种体制不是不是王健林的大连万达能改变的,也不是尹明善的重庆力帆能改变的,更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武汉广谷所能改变的。当然,足协希望惩处武汉光谷来实现这一目标,荒唐得如同褪毛的乌鸦落在猪身上!

 

 

 

昨天晚上沈阳大雨。康熙皇帝第13代子孙爱新觉罗什么了(名字忘了)弄桌满汉全席。老赵很兴奋。40多道菜,用他的话说,走程序比吃饭还复杂。太监宣膳。格格们不断呼喊“吉祥”……有道菜叫什么鱼了,上面有厚厚的像熏烤的白面,老赵夹一大块放在嘴里,顿时做出痛苦表情,对我说,“这是盐啊!”“吐出来啊!”“我是那样人吗?都放在嘴里了,还能吐出来!”他一瞪眼,咽下去了!

 

这时,他看到一个英俊小伙进来了,“吕萌!这小子太有样了!”吕萌名气不小,11岁就学习芭蕾,18对拿下瓦格纳国际芭蕾舞大赛特别大奖……关键是,这次夜宴是奥运火炬手的一次小规模聚会。吕萌是火炬手,老赵也是火炬手……手手相牵,这个夜晚很真诚。

 

对吕萌来说还有一种意外。吕萌刚进来时,老赵端详着他说,“这小子是演戏的料,我得给他琢磨个角色。”我说,“是你要拍的《关东大先生》里的角色?”“他不适合这个电视剧……得给他单琢磨一个。”

 

老赵喝白酒一仰脖一杯,不大工夫就能弄掉八两。吕萌过来敬酒,老赵话多了起来,“你小子,演一部好戏就能出来!”吕萌不停地谢谢着赵老师,小伙帅气而谦逊,这可能是老赵看重他的原因。“做戏就是做人,你一定行!”他对吕萌说,“学舞蹈的节奏感最好了!”吕萌插话,“就像亚彬姐那样……她做得很成功了。我能行吗?赵老师?”

 

王亚彬(本博客连接中“中南无海”)也是学舞蹈的,在赵本山几部戏里走一圈,如今已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青年演员。从形象和气质上看,吕萌的优势显而易见。阳光。帅气。又有深厚的舞蹈功底。吕萌自己也清楚,舞蹈是吃青春饭的,即使他能多延长几年艺术生命,那么以后怎么办?如果有表演天赋,涉足影视同样是一条希望之路。

 

祝福吕萌吧!说实话,这小子搞一辈子芭蕾,是有点浪费!我对他说,“你要和赵老师搞好关系啊!盯上他别放!”吕萌笑着说,“谢谢郝哥!”话音刚落,马上纠正,“哦!不是,应该是郝叔!”我笑了,凭你这反应,啥戏演不好!?

火炬手吕萌比火炬更令人侧目

 

老赵在沈阳跑,我在大连跑。彼此交流一下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