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柳堡的故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男女主角的英俊和娇美，可以称得上是金童玉女的绝配。在当时的战争体裁电影中，这种具有较强人情味的爱情内容，应该是非常罕见的。

男主角廖有梁，上海嘉定人，1937年10月28日出生。廖家是当地大族，祖上出过两个进士，廖寿恒、廖寿丰，都贵为二品高官，前者曾任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后者曾任浙江巡抚。不过，到了廖有梁出生时，家境中落，他从小寄养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断断续续地在上海华民小学、嘉定练西小学、嘉定县立中学就读。

1950年，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20军0930部队文工团驻防上海嘉定。年谨十三岁的廖有梁，非常渴望当一名解放军文艺兵。他每天天刚放亮，就到文工团驻地门口打腰鼓。他笑着问被惊醒的文工团员“解放军同志，我打的腰鼓够不够水平？”文工团员不想他总起大早来惊扰大家好梦，就敷衍他腰鼓打得好，并劝他离开。谁知他却说：“我是来报名参军的，你们说我腰鼓打得好，就批准我参加文工团吧！”文工团人说他年纪太小不宜入伍，他就每天天不亮赶来打腰鼓， 就这样连续吵了半个月。团长见他人小决心大，聪明又伶俐，又经过几次考试，也就破例批准他参加了文工团。

廖春梁参军数月后，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归国后不久，部队中军一级的文工团奉命解散，0930部队文工团中有一定业务水平的团员分配到师文工队，水平较差者下连队当文化教员，而有发展前途的则调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当时前线话剧团的演员大多三四十岁了，最年轻者也已二十多岁，独缺十七八岁的演员，所以才华横溢的廖有梁顺理成章地调入了前线话剧团。后转业到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五六十年代主演过影片《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为国家一级演员。

文革时，廖有梁下放到上海邮电局运输处，当了一名业务员。后调到上海青年话剧团，回到了艺术团体，重新活跃在话剧和影视剧中。先后演出过话剧《0号水兵》、《钢铁洪流》、《入城》、《闯江湖》、《约会》等，参加了电影《都市里的村庄》、《在被告后面》、《虎年奇案》、《庭院深深》、《大决战——淮海战役》。

女主角陶玉玲，193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中国内地演员，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1957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柳堡的故事》 。1959年，出演剧情电影《江山多娇》 。1964年，在剧情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饰演春妮 。文革时下放南通市当工人，1972年任南通市文工团团长，1975年任前线话剧团任演员队长，1978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

廖有梁和陶玉玲这对金童玉女，都是因为《柳堡的故事》而迅速走红，又同因为《霓虹灯下的哨兵》让人更加印象深刻，成为五十年代知名的青春偶像级明星。

主演《柳堡的故事》时，廖有梁只有20岁。他一双清澈像溪水一般的眼睛，开心时的神采飞扬，忧郁时的一丝惆怅。他俊美而洋溢着青春朝气的笑脸，将一个干净清爽，又充满朝气阳光少年，真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持枪时气宇轩昂，面对二妹子时，欲说还休的忐忑矛盾，略带江南腔的普通话，一件白衬衫、一身旧军装，将一个即有革命理想的战士，又处在情窦初开青春期的翩翩美少年复杂心理，诠释的如此清爽、自然。

《柳堡的故事》在当时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其中爱情的描写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当时爱情还算禁区的年代，一般的电影都回避和淡化爱情。如《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和吴琼花、《南征北战》中的赵玉敏和高营长、《渡江侦察记》中刘四姐和李连长，原剧本中都有他们战斗中产生了相互爱慕情感的内容，但最后这些感情戏都被删除了。

《柳堡的故事》是战争戏，却又没有什么更多的战争残酷性描写，反到是以含蓄的爱情戏贯彻始终。这种含蓄的爱情所产生的力量，比现如今非常大胆直白地爱情表达分量更重，在观众心中所产生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强烈。特别是在表现副班长和二妹子互生爱慕时，导演巧妙地使用了一碗水。当二妹子将这碗水交到养伤的副班长手上时，两个人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一碗水也不由晃动起来，暗喻两个年轻人内心萌动荡漾的情愫，将两人泛起波澜的心绪完美地体现了出来。而两人羞涩又慌张的神情，想掩饰又不知如何掩饰的尴尬，将两个年轻人即爱慕，又羞怯害怕错综复杂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廖有梁什么时候结婚的，网上说在拍完《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后不久，就和武汉军区政治部胜利文工团舞蹈演员谢理玢结婚了，婚后不久就有了儿子廖海。其实这不是很准确，廖有梁是在拍完《霓虹灯下的哨兵》三年后，1967年和谢理玢结婚的。

关于廖有梁和妻子离婚的信息，网上很多文章说廖有梁夫妇感情一直不好，到了上海后不久就离了婚，他爱人到了美国，把儿子也带走了，从那以后，廖有梁就一个人在上海，孤苦伶仃的。直到他得肝癌后，妻儿也从没有回来看过他，只有他一个人独孤寂寞的与死神抗争着，用酒和烟麻痹着神经，直到他去逝，也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这种把廖有梁离婚后生活说的挺悲惨的，明显带有褒廖有梁贬谢理玢之嫌，和事实严重不符。估计是和廖有梁关系好的老朋友，对谢理玢和廖有梁离婚出国不满，语言间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情绪所致。

他们的离婚，不是到上海不久，而是在1985年之后。两人在一起生活少说也有近二十年，离婚时两人都过了不惑之年。

廖有梁的婚姻，并不象网上所说的那样糟糕，起码爱人出国前是恩爱和谐。作家刘润在他的文集中，对廖有梁和谢理玢的婚姻感情是这样描写的：“廖有梁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谢理玢是上海歌剧院舞剧团的演员，擅长编导，最近（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六省一市的舞蹈汇演中，她编导的以台湾雅美族为题材的三人舞《嬉浪》，获得热烈反响，荣获创作二等奖。”

谢理玢，上海人，大约出生于1946年，1952年在上海多伦路小学上一年级，比廖有梁小八九岁，曾在武汉军区政治部胜利文工团任舞蹈演员，七十年代转业到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任舞蹈演员，擅长编导。1980年演出神话舞剧《奔月》，舞剧有十个舞蹈，她参加了剧中的铃舞、花环舞、鼓舞三个的演出。1982年演出奔月时，她又增加了蜗牛舞，一个人演了四个舞蹈。1982年，她编导的三人舞《嬉浪》，获创作二等奖。

1984年8月，她参与创建了上海第一丝绸印染厂时装表演队，并亲自编导并训练队员。她将中国的传统音乐和舞蹈，融入到服装表演中，使这支新组建的服装表演队，初出国门，就引起了轰动，惊艳世界。为上海第一丝绸印刷厂，赢来了巨大的商机。

也许是总出国带队演出，接触到了国外先进的管理，以及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一切让谢理玢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她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萌发了出国的念头。在1985年她任艺术总体构思和导演的《彩色的风》流行时装音乐舞蹈表演会后，她就告别了国内的演艺圈，她带着儿子选择了出国。几年后，因居少离多，加之共同语言的减少，两人选择了离婚。

可能是廖有梁离婚后的生活多有不如意，人们从同情弱者角度出发，对廖有梁晚年的孤寂生活充满了同情。网上把谢理玢和廖有梁的离婚，说成是她抛弃结发夫君，对她是一片谴责之声。

这种指责，对谢理玢未必是公平的。当时，廖有梁已经成了过气明星，而谢理玢年龄大了，不可能再在舞蹈上再现辉煌了。两个曾经有过辉煌的人，都面临着改行和变换角色的现实。

谢理玢的出国，是一种现实选择。廖有梁的坚守，没有跟妻儿去国外，也是一种他认为可行的选择。至于离婚，也可能是谢理玢经常出国，眼睛看到了更开阔的世界，人生的追求更高了。而廖有梁，可能还没有从曾经的辉煌中走出来，对外面的世界也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双方各方面产生的分析，可能是造成双方离婚的主要原因。

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挺大，妻儿的离去，让他失去了精神依靠，从此后抽烟酗酒，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从那以后，廖有梁就一个人在上海，一直没有再婚，孤寂和清冷陪伴了他一生。他和爱人联系减少，后来他得了肝癌。据悉，他重病期间儿子也回来照顾过他，并不像网上所说儿子从来没有回来。

虽然在电影里，廖有梁演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可是现实生活里，却如此孤苦凄凉，实在让人唏嘘。

廖有梁是个有才华的演员，在20岁时就成功的把副班长这一形象塑造成经典，让一个身上即有孩子的单纯稚气，又有少年的多愁善感，还有革命战士的血性阳刚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永恒。

廖有梁还是一个感情细腻，十分有爱心的人。陶玉玲在“电影人物”栏目中曾提到过，她的女儿出生一周便夭折了，而远在外地的丈夫无法赶回，廖有梁竟然主动搬到她宿舍的楼下，只为了更好地关心她、安慰她、照顾她。想象一下，那个时代对男女关系是多么敏感，何况廖有梁和陶玉玲因《柳堡的故事》这部爱情影片，已被观众认为是男女绝配。帅哥和靓女的过近接触，很容易让心叵测者搬弄是非，正所谓“人言可畏”。但纯朴善良的廖有梁，全然不顾绯闻上身的危险，以他的善良和侠义心肠，无私的来照顾战友和大姐。

廖有梁与陶玉玲的生日是同一天，都是10月28日，不过，陶玉玲比他大三岁，虽然在银幕上是情侣，生活中，二人是南京前线话剧团关系密切的战友，情同姐弟。虽然后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但他们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二十多年后，两人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片时重逢，廖有梁激动不已。有关单位特地在阿房宫影院放映了《柳堡的故事》，请他们俩前去观看，当熟悉的歌声响起，观众也跟着轻轻哼唱时，二人都不禁在座位上泪流满面。

有人说，婚姻的好坏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深以为然。

廖有梁悲剧性的命运，与妻子远走国外，他一个人生活无规律，精神苦闷，有一定的关系。好像网上所说的毁在他的前妻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细分析，他自己在爱情这一人生的重大抉择上，还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是夫妻感情长期不和谐，不能白头偕老，说明你开始的择偶观上有问题。如果是因为妻子出国，造成原来美好的感情搁浅。这说明他在识人上也有瑕疵，起码是看人不准。

话说回来，如果第一次选择出现了失误，你就应及时的调整心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你不能总沉浸在往昔中不能自拔，不能为了一个伤害过你的人而自暴自弃。

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说明他仍心存幻想，当断不能断，缺乏重新开始的勇气和魄力。他最后因肝病去逝，这是长期心情郁郁寡欢造成的。如果他开始新的生活，心情变好后，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毕竟他去逝时，只有62岁。

而反观当时《柳堡的故事》副班长的另一人选张勇手，他被列入副班长李进候选人时22岁，长得眉清目秀。导演让他演了一段与《柳堡的故事》相关的小品，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走了。

这一去好几个月没音讯，所以张勇手也觉得没戏了。却没想到某一天，领导告诉他，八一厂来了通知，让他去试镜头，但要拍的电影却不是《柳堡的故事》，而是《黑山阻击战》（当时的名字还叫《最后一个冬天），并且确定由他扮演连长王海龙。张勇手因此开启了自己的银幕之旅。

1956年，张勇手与同样十四岁参军，并和他同在十八兵团文工团工作的四川女孩张家懋结婚后，两人非常恩爱。这使张勇手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而无后顾之忧。

1958年，张勇手正式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剧团；同年，在严寄洲执导的谍战电影《英雄虎胆》中饰演侦察参谋耿浩；同年，与胡晓光、段克俭联合出演电影《县委书记》。

1959年，与王心刚、王晓棠联袂主演战争电影《海鹰》；同年，在电影《赤峰号》中饰演舰长田海雄。

1960年，与王润身合作主演剿匪电影《林海雪原》，在片中饰演解放军参谋长、小分队的领导少剑波；同年，与邢吉田、黄焕光联袂主演战争电影《奇袭》。

1962年，与张良共同主演战争电影《哥俩好》。1964年，在电影《分水岭》中饰演复员军人李云虎。1965年，与张良、李炎联合出演战争电影《打击侵略者》，在片中饰演游击队长金哲奎；同年，在战争电影《地道战》中饰演区长赵平原。

1974年，在战争电影《南征北战》中饰演某师一团一营高营长。1976年，自导自演剧情电影《南海风云》。1979年，在电影《二泉映月》中饰演赵先生。

1980年，与祝希娟合作主演儿童电影《啊！摇篮》，在片中饰演英勇善战的解放军指挥员萧汉平。1981年，与朱时茂、马瑶瑶联袂主演军旅电影《飞行交响乐》。1982年，执导根据王群生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彩色的夜》。1984年，自编自导反映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征程的革命电影《祁连山的回声》，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1986年，执导由张潮、顾艳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沉默的冰山》。

1996年，与吴若甫、王强联袂出演剧情电影《征服死亡地带》。2001年，与向梅、孔维联合主演剧情电影《十月流星雨》。2002年，与刘之冰、巫刚联合出演反腐剧《省委书记》，在剧中饰演前任省委书记潘祥民；3月18日，由其参演的古装剧《梦断紫禁城》播出。2004年，出演年代剧《啼笑因缘》。2006年，与王姬共同主演以老年人离婚、再婚为主线的家庭伦理剧《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在剧中饰演退脾气倔犟的休军队老干部葛定国；同年，与张炬、谢芳联合出演电视剧《老人的故事》，在剧中饰演退休卡车司机庄老头。2007年，参演由栾逢勤执导的励志剧《清官能断家务事》。2009年，参演由方刚亮、江平联合执导的喜剧电影《寻找成龙》。2014年，由其出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天河》上映。2016年，与谢芳合作主演战争电影《南口1937》，该片取材于中国抗战史上的南口战役。2018年，张勇手获得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同年，出演由朱丹执导的动作电影《天刃》。

张勇手从二十三岁，演到八十四岁，而且还成了好导演，执导了《南海长城》、《祁连山的回声》等众多电影，培养出了刘晓庆、倪萍等众多大明星，可谓收获满满。

鲜为人知的是，《柳堡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素材，是根据一个凄美而残酷的真实故事写出来的。

据曾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的王昊同志讲：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有个连队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房东的姑娘爱上了我们的一个战士，因为姑娘是暗恋小战士，所以战士一点没有察觉。少女的羞涩，也让姑娘不好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

那时的军民关系亲如一家。战士们去出操的时候，房东姑娘经常替他们把脏衣服洗了，干了以后还叠好放到各个人的铺上。

有一回，那个战士发现自己的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你好”。他猜到是房东姑娘写的，但是他不敢吭声。不久，他又在军装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上面写了三个字“你真好”。战士更明白了。但是他能做什么呢？接着，他又在口袋里发现了第三张纸条，姑娘在上面写了四个字“你实在好”。一次比一次多一个字。姑娘对战士的爱慕步步升级。

战士当然也是很喜欢这个姑娘的，可是不允许战士谈恋爱的规定是铁的纪律，是不能违反的。他不愿辜负姑娘的心意，也不想欺骗自己的感情，只有偷偷地、很有节制地相爱。

他俩的事终于被人发觉了，汇报到了连长那里。在那个年代，在那种环境中，连长当然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绝对不允许他和姑娘再有任何接触。

后来，部队开赴前线去作战，在与敌人相持的时候，那个战士不等命令，忽然独自跃出战壕，端着枪朝敌人冲了过去，连长大吃一惊，拼命喊他“回来！”“卧倒！”但他根本不听，径直杀向敌阵。把敌人吓得不轻，急忙朝他开枪，他就这样牺牲了。

战斗结束以后，连队又回驻到原来的村庄。姑娘找不见那个她热恋的战士，打听他哪里去了？连里告诉她说牺牲了。她问怎么牺牲的？有人就把当时的情景如实地对她讲了。

姑娘明白了，她心爱的人被连长批评以后，心里憋了一口气，但他是革命军人，不能窝囊地自sh，于是就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过了没几天，人们发现，姑娘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连长觉得他俩的死和自己有关，非常内疚，决定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真的没有想到，《柳堡的故事》这个抒情又优美的电影，却产自于这样一个哀婉凄美的故事。一想到那个一心要死在阵前的战士，一想到那位为战士殉情的村姑，让人心里有种潸然泪下的感觉……

也许这个悲剧性的电影素材，产自于这样一种真实的故事，为廖有梁未来多舛的命运，埋下了一生不顺的伏笔。

1959年，局县合一，与牡丹江农垦局印刷厂合并，改名为农垦局印刷厂虎林分厂。厂长孙世贵，书记李明玉，赵洪经任副厂长，主要印刷《农垦报》，人员增至97人。

农垦报是大报，是面向垦区跨区域发行的军垦报纸，不同于过去地方的虎林报，只对辖区内的各乡村厂矿发行。对过去没有印过这么标准报纸的印刷厂来说，各个工种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拣字又叫排字，工作看似轻松，每人拿着个小手盘，看着趣味性很浓、时效性很强的原稿，把小小的铅字一个一个拣到手盘里，看似很筒单，其实拣字工作既耗费体力，又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敬业精神。数量和质量要求虽高，但可以有差错率，政治差错为零，要出差错就是政治问题。

排字工序（图片来自网络）

排版工序是报纸出版的中心环节，排版工要严格按编室下达的版样要求，进行拣字和制版。初审无误后，方可将付印铅版推送下道工序。

报纸校对是报纸出版重要环节，要对报纸文字差错及编室下达的版样安排负责。校对要校出拣字出现的差错，还要堵住记者原稿出现的差错，同时要校出排版改样中出现的差错。校对实行三校负责制，一校要“唱校"，即一人念稿另一人看稿校对，二校"默校"，即一人对照原稿校对，三校脱稿校对。三校后交排版改样，付印前要按照版样要求对"报眉、标题、图文＂进行核对，无误后才能签字"付印"。

印刷厂各环节工作都不轻松，基本上都是手工作业，很是辛苦。纸张裁切，要按报纸规定的尺寸进行裁切。裁断既是体力活，更是脑力活。体力活是指连裁带捆没有点体力是不行的，脑力活是指要动脑计算裁出的纸既不浪费又符合标准。手工油印，要考虑纸张吸墨性对印刷质量的影响，纸张含水量对印刷质量的影响，纸张的弹性和塑性对印刷质量的影响，油墨品质对印刷质量的影响等因素，油墨的比重对印刷质量的影响。还要考虑油墨的耐热性、耐光性、粘度、细度、耐酸、碱性和耐醇性对印刷质量的影响。

面对这一切的困难，赵洪经一一去解决，使这张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在虎林的这几年中，没有出现一次人为的印刷错误，得到了农垦局领导的高度评价。

这一年，农垦局开始排练文艺节目，工商联排练了《梁山伯和祝英台》，工商联秘书王仁凯饰演梁山伯，小学老师赵洪经女儿赵艳君，饰演祝英台。

不久，工商联秘书王仁凯调任印刷厂厂长，一年左右后调走。

1962年，恢复虎林印刷厂名称，孙世贵厂长，李明玉书记，赵洪经任副厂长，员工减至44人。

196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面临货源短缺的局面。为了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印刷厂在赵洪经的带领下，设计了学生本、丝印植绒奖状、美术信笺、笔记本等。产品投放市场后，由于产品新颖别致，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在牡丹江专署三办工业产品展销会上，还受到了好评，客户纷纷订货，当年实现产值15万元。

1964年，企业增添铸字机一台，解决了印刷中缺字的老难问题。

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企业由公私合营改为地方国营企业。企业经济效益和全国其他企业一样，在停产闹革命的大环境下，陷入了长久的低迷状态中。

1966年2月，书记李明玉调走，赵玉贵任书记，印刷厂全体欢送李明玉，欢迎赵玉贵合影。

前排左至右宋德山，崔永盛，孙世贵，赵洪经，李明玉，赵玉贵，刘太和，王清阳，周某。

二排左至右贾玉凤，初玉珍，焉香兰，兰金英，王桂珍，王淑云，王秀红，迟秀珍，吴慧琼，李同昌。

三排左至右王秀英，丁庆喜，丁福伦，王福仁，杨龙亚，王桂英，周传英，杨平，王文成，尹燕平，吴忠信。

四排左至右刘国祥，李培和，李明义，宫丙基，吴德初，周连清，冷焕霜，高长林，王树林，王×仁。

被打成唯生产力论的特殊年代，赵洪经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企业生产上不去，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职工就开不出工资。怎么样能赚到钱，让职工生活有保障，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1968年，他尝试过印过图书，以增加企业效益，但收效慎微。

1969年，增添切纸机一台，解决了手工切纸的问题，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但企业效益增浮不明显。

1969年印刷团支部欢送陈大林光荣入伍参军。

前排左至右刘某，王秀红，陈大林，崔守义，王清阳。二排左至右史秀良，陈某，王秀英，魏某，×××，副县长姚忠女儿。三排左至右王文成，王树林，李培和，宋玉杰，周某。

也是在这一年，李培和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出属于特殊行业的印刷厂，到刚成立的虎林机械厂。在机械厂一年左右，他又调到蔬菜公司工作。

李培和多才多艺，是虎林县当时职工文艺活动的骨干。参加了多部由职工剧团排练的大型话剧，也代表虎林参加了多次赴牡丹江地区的职工文艺汇演。

1964年由虎林工业科组织的工交系统文艺骨干排练的话剧《锻工之家》演员合影。

前排左至右张监理，曹福志，李大春，李培德。二排左至右张志忠，鲁丽（电影《自有后来人》作者，二中右派老师罗国仕爱人），于连军，王清珍，李洪民。三排宋德山，周连清，李培和，印质有，刘太和。

当时的印刷厂，文艺活动组织的非常好，职工文化生活很丰富。逢年过节，各车间经常组织演出活动，有一批业务文艺骨干。此次县工业科组织的《锻工之家》演出，就有印刷厂宋德山，李培和，刘太和三名职工，占演员的21%。

1969年，李培和（后排左五）同其他工宣队成员和虎林二中宣传队的学生，共同组成了虎林县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由于李培和非同寻常的才情和艺术天分，在职工文艺汇演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后被虎林工会调去，使他的艺术天分得到了充分发挥。

1969年到印刷厂任书记的崔守义接替孙世贵任厂长，副厂长是崔永盛和刘太和。

崔永盛和刘太和，都是赵洪经的徒弟。师傅高尚的品德，炉火纯青的技术，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他们后来的管理工作中，以师傅为榜样，严于律已，开拓创新，为企业发展呕心沥血，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崔永盛虽然当上了领导，但工人本色不变，他长年下基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在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被虎林县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劳模照还摆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示了很长一段时间。1967年，崔永盛被选为县工代会副主任，后连任五、六两届虎林县工会副主席，一直到八十年代退休。

1970年职工增至58名，厂房增至2387平方米，产值实现24万元。

1971年职工增至77人，1973年购置了平台对开印刷机，烫金机各一台，1974年实行打纸型倒铅板新工艺，使活字印刷变铅板印刷。1975年解决了照相制版技术问题，并成立了彩印车间，开始印制商标，1976年产值增至57万元。

文革期间，政治运动压倒一切。运动不能当饭吃，企业要靠利润吃饭，这浅显的道理赵洪经是懂的。

为了增加职工收入，赵洪经凝思苦想同，决定在日历和扑克牌上搞突破。但当时扑克属于四旧，很长时间没有厂子出，也没有百货商店买。赵洪经的经济头脑和政治智慧有机结合，他以毛主席“金猴奋起千钧棒”的诗句为创意，设计了一副猴王牌扑克。投放市场后，很受顾客欢迎，企业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接着，他开始印刷日历，并严把质量关，使日历这个品种，成为企业的主导产品，连续多年成为企业的最大利润增长点。

印刷车间（图片来自网络）

1981年牡丹江全地区60万册日历，均由虎林印刷厂生产，同时还承揽学生本150万册。当年年底，虎林印刷厂在省印刷行业评比中，算草本、方格本、拼音本等学生本，被评为省内最佳产品，获得产品奖金4000元。

1981年，为印刷厂立下汗马功劳，把一生心血都献给印刷厂的赵洪经，光荣退休。

应该说，从公私合营后赵洪经就一直是副厂长，但他承担的责任却是厂长的责任。他不但要在技术上给企业提供保障，还要开发新产品让企业能生存发展，还要保证职工有工资收入。他从不在意职务大小，只有呕心沥血的为企业是内心永远的不变。在印刷厂，全体职工永远认为赵洪经就是他们的老厂长。

1980年孙世贵调走，到新创立的政府铅印室任主任。政府铅印室从印刷厂调去了几名技术骨干，包括宫焕基等几人到了新的单位。

1982年虎林县印刷厂在全省印刷业获得5个优质产品奖。

由于产品质上乘，产品知度越来越高，牡丹江、鸡西、七台河市和饶河、宝清、海林、鸡东等县及亚布力林业局、县内林业局，一些国营农场都成为企业的忠诚客户。

1985年，该厂有职工129人，固定资产34.8万元，产值103万元，实现利润5.7万元，上缴税金6.1万元。

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向东任厂长，排字车间主任梁玉珍，机印车间主任丁福伦，装钉车间主任邓桂珍。这就是当时企业的核心领导和三个核心车间的领导。

机印工王桂英，1958年15岁入厂。装钉工丁秀云，不到二十岁入厂。她们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企业，现在也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王桂英一家（1968年）

赵向东后调到税务印刷所任领导，接替他职务先后是王清林和王树林。

曾经的过去，印刷厂也算个还好的单位。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运行四十余年的老制度，在市场经济面前碰得支离破碎。无数国企员工纷纷下岗，手足无措地进入社会。在九十年代这场席卷全国的下岗狂潮中，印刷厂也不能幸免。

印刷厂虽然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在九十年代的这场转制浪潮中湮没了，但它在历史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应该让我们永远铭记的。

有人说，印刷厂虽不在了，但它派生的一些企业仍存活着。如县政府铅印室、税务印刷所等。

我查了下资料，虎林当时的印刷厂是不只虎林印刷厂一家。有些厂子是印刷厂派生出来的，有些则和印刷厂没有关系。

1979年3月6日，虎林县工业科为安置待业青年，在印刷厂、橡胶厂支援下组建纸箱厂。

1979年12月，虎林印刷厂为安置本厂待业子女，成立青年综合厂，1983年改为虎林印刷分厂。

1984年7月，由印刷厂出资成立的生产彩袋和商标的包装装潢厂。

这几个企业是和印刷厂有关的，但这些厂子也早就解体了。

1980年成立的县革委铅印室，1985年县税务局安置待业青年成立的小集体性质以印刷发票和证照为主的虎林税务局证照印刷厂，和印刷厂是无关的。

现在的印刷厂厂子仍然在，但主人早已经变更，现在是一家印大米口袋的企业，但也早歇业停产了。

铁路南的印刷厂大门。

库房

曾经的县利税大户，由盛转衰，如今满目苍夷，只留下回忆，留下破败，早已没有了机声人影。工厂门前的那对钢皮包裹的门柱和大门锈迹斑斑，车间、锅炉房墙面当年的宣传标语依稀可见。破旧的办公楼、车间和库房，都早已经改为它用，但丢弃在外面角落的管道、锈迹斑驳机器，记录了它曾经的荣光和繁忙……

一段人生，一段回忆，走过虎林印刷厂那个年代的人，有的早已故去，有的已经变老。岁月变迁，这个在虎林成立最早的老企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印刷厂，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存留着几代人的青春年华。今天，它虽随历史的潮流淹没在时光洪流中，但那远去的工业时代，依然让我们产生深深的敬意。那里有几代人的荣光，那里有几代人奋斗的足迹，那里有中国工人艰苦奋斗，负重前行，无私奉献的精神……

素材提供李培和，王焕武，从泽石博文中有所摘录，照片提供李培和、王桂英。

虎林县印刷厂，前身是成立于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的文友印刷局，经营者为赵鼎才、赵洪经父子。

赵洪经，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16岁随父亲赵鼎才闯关东，来到虎林县城（现虎头镇）谋生。

赵鼎才、赵洪经父子，都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父子二人来到虎林后，经人介绍到了高玉山（著名抗日将领，抗日救国军司令）的自卫团，父亲赵鼎才当文牍（文书），赵洪经在团部协助父亲做些文案工作。

1933年秋，日本鬼子带着伪军反扑回虎林，高玉山率部被迫撤到独木河。由于撤退匆忙，驻在虎林县城（现虎头镇）高玉山部队的文职官员没来得及撤退。赵洪经跟其父赵鼎才躲藏了一段时间后，托人找商会会长张云延（张丕基）了解情况。张云延复信叫赵鼎才、赵洪经回虎林县城，将赵鼎才安排在商会当坐办，赵洪经给其父当助手。

1934年1月份，高玉山率部攻打县城未果，带领余部过江去往苏联。没过多久，日本鬼子以通抗联的罪名逮捕了张云延，并在虎头江边枪毙杀害了他。

张会长被杀害，商会被解散，赵鼎才父子二人也失了业。

朋友都知赵鼎才爷俩写的一手好字，为人又精明，就劝他们办印刷局。当时的虎林，没有一家印刷厂，也没有会刻印章的。老百姓或者公家要刻个名章、公章，印个账簿、表册、布告，都得远赴哈尔滨或牡丹江。

面对这个空白市场，也是为了渡过眼前的困境，赵鼎才父子决定在虎林办个印刷厂。

他们找朋友筹资1000元伪满国币，租了三间房，在虎林县城（现虎头镇）办起了虎林第一家印刷厂：文友印刷局。

虎林文友印刷局，于1934年8月份正式开张营业，主营业务是印刷表册、账簿、学生本、布告等。主要设备是从哈尔滨购回的一台旧石印机，一台日本四开印刷机和一台手摇印片机，还有一些常用铅字。

（图片来自网络）

文友印刷局刚开张时，知名度低，生意清淡。利润高的印刷业务，少有人问津，他们只能以刻字为主，兼营印刷。

赵鼎才和赵洪经篆刻功底深厚，篆法、章法、刀法精熟，刻出的字线条挺健，刀笔相融，流畅自然。由于父子技术精湛，服务热情，收费合理，得到了越来越多顾客的称赞，赵鼎才、赵洪经的大名，在虎林已经声名鹊起。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生意自然就多了起来，印刷主业也步入了正轨。活越来越多，爷俩实在忙不过来，只好又雇了两个徒弟，还从哈尔滨请来一姓王的印刷技工。

1938年7月，伪县公署从县城（现虎头镇）迁至东街基，后改东街基为安乐镇。第二年秋，又将安乐镇改为虎林街公所。成为县城所在地后，原县城所在地虎头的企业、机关、学校，都随迁徙大军搬到了虎林。

文友印刷局也顺应潮流，和其他企业搬到了虎林。但这个时候，赵洪经的父亲赵鼎才已经去逝了。

1939年春，年轻的赵洪经来到虎林，他要独自面对市场的腥风血雨。他走街串巷，租下了一道街王云山婶婶的二层楼为经营场所。

该楼是当时虎林县少有的四栋二层楼之一，其他三栋楼分别是：一道街火车站前，十字路口的银行和兴农合作社楼。还有一栋是邮局木结构二层搂，当时是满州日本邮局。再就是日伪警务局楼，现虎林市群众文化馆。

文友印刷局租赁的这栋二屋楼，是王焕武叔辈爷爷王墨林于三十年代初建造，也是虎林当地的第四栋二层楼。

王家这栋二层楼，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政府以3000元将该楼买下来，在楼下开了虎林县第一粮店，这是后话。

说起这栋楼，还有和抗联相关的故事。

1933年6月23日，救国军高玉山、陈东山统率大队人马攻打黑嘴子（虎林）。后来的文友印刷局创始人赵洪经和父亲赵鼎才（时任自卫团文牍（文书），随高玉山一起作战。伪团长陶冶一部曾固守这栋楼房，和救国军进行了激烈的枪战。这栋楼的窗口和墙上，清晰的枪眼几十年后仍然可见。

王焕武叔辈爷爷王墨林，早年在俄罗斯从事粮食、百货等商品跨国贸易。他诚信经营，和很多商家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为远东地区比较知名的一个华侨富商。

20世纪30年代初起, 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实现运动目的，苏联开展了消灭富农运动。据相关资料，苏联大清洗期间受害的富农人数高达千万。这种针对富人为目标的大清洗，让已成为有钱人的王墨林只能逃回国内，以避灾祸。

王墨林到了虎林东街基后，在一道街原三食品西盖了一栋二层砖瓦结构的楼房。在临街楼房开了家永和东百货商店，在楼房北部盖了一趟坐北朝南的砖瓦房，作为全家住房。在房子东侧盖了一趟坐东朝西的全”木刻愣”厢房。“木刻楞”又叫“霸王圈”，建筑学上称之为“井干式”房屋。该房屋墙壁全部用四方的红松原木凿刻垒垛建成，棚顶屋面全是红松厚板。这栋木刻楞”房屋，是虎林为数不多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木建筑。

厢房共有十间，南面几间为库房。北面三间带地下室，全部水泥抹的墙面，室内很潮湿，温度也很低，有一台抽水机，夏天地窖水多时往外抽水。王墨林把这个冬暖夏凉的地窖作为水果储存窖。当时的虎林，冬天还能吃到南方的桔子，这完全得益于王墨林的水果窖。

前楼是永和东百货商店，全家人住在后院平房里。永和东百货商店东侧是华盛泰商店，华盛泰往北是老郝开的一家食杂店，再往北是外号陈聋子开的食杂店。解放后，这几个店就合并为三食品。三食品北现在的步行街道东南角，是一姓孙的开的饭店，饭店西是村公所。道东北角是一姓杨的开的饭店，饭店斜对面是当时的妓院。

永和东百货商店西是徐仁山开的永源盛酱园子商店，解放后先后改为黑白洋铁社、自行车修理铺、五金社、土产商店。

再往西是任升武开的泰和药房，后改为虎林饭店。

任升武的药房，在当时的虎林算得上是知名的大买卖，但解放后他并未受到任何冲击。很多人说他和抗联有关系，还有说他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坐堂医生顾明轩，是虎林解放后第一任公安局长。后调任鞍山市，仍任市公安局长。如果不是有资历的老革命，在刚建国的复杂情况下，不可能给他这么高和重要的职位。

任升武的儿子任传伊也很优秀，他新疆电子学院毕业，后任沈阳电信局长。其爱人，也是沈阳邮电厅厅级干部。任升武的两个女婿也很优秀，大女婿是民航总局高层管理人员；二女婿二炮部队师级干部。

酱园子西是刘品山开的百货商店，该店有十几间房，是当时比较大的百货商店。

再往西是同聚东百货商店，在现在火车站前十字路口东北角，是个直角形的房子，铺面分别对着南和西，在后来的银行二层楼对面，也是后来的百货批发公司。

王墨林买卖越做越好，就把二侄王云贤，三侄王云山，四侄王云高从山东叫来帮忙，几个侄子就和他一起住在二层楼后的平房里。

几年后，二侄王云贤和朋友陈洪柱一起到密山合伙开酱园子，离开了虎林。四侄王云高回山东去了，王云山和李荆山妹妹李淑贞已经结婚生子，就留了下来。

没人知道，灾难会在哪个夜晚降临。买卖做的挺好的王墨林，突然大祸临头。不知是得罪了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牵连上了他，他被日本寇兵抓进了宪兵队，罪名是通苏。

家人惊恐万状，忙四下托人求情，最后由当时的虎林工商联会长侯子丰说情并担保，王墨林才被释放出来。

惊魂未定的王墨林，出狱后立马将商店货物低价售卖给各农村供销社，然后带着小老婆和孩子跑到了吉林，在那又开了一家大买卖。

临走时，把房子和家产交给了原配和侄子王云山。

老板走了，买卖也做不下去了，永和东百货商店就此停办。楼房不久租给杜瑞武，他开了家德盛楼饭店。

1939年，饭店搬走后，赵洪经租了这个楼房，将文友印刷局从虎头搬到了虎林。

文友印刷局刚搬到虎林时，搬迁和租赁房屋等花去了一大笔费用，加之生产经营还未展开，赵洪经陷入了经济困境，一段时间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只能到买卖家赊面包吃。

万事开头难，店铺虽然开张了，但人生地不熟，生意十分的惨淡。无奈之下，赵洪经只好捡拾起老本行，靠刻字勉强维持生活。那时一枚印章要三、四块钱，可以维持全家人一天的生活。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虎林县城，除文友印刷局外，还有两家印刷厂。一个是怡顺永印刷厂，厂主姓丁，也就是后来印刷厂机印车间主任丁福伦的父亲。还有一个是一名朝鲜族人开办的印刷厂。

虎林就这么大，生意就这么多。三个同行业，面对的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赵洪经首先进行市场调研，以顾客的身份走访怡顺永和朝鲜族印刷厂，对这两家印刷厂的管理和市场销售进行调查。二是了解顾客意见反馈，分析彼此的优劣势。

能写会画是赵洪经的特长，他就充分利用这个优点特长，根据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他设计了不同的图案，在配以各种优美的美术字，用差异化营销，让不同的消费者产生共同的购买欲，实现市场的占有。

他设计的学生本，图文并茂，新颖别致，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他翻印的教科书，插图靓丽，字迹清晰。排印的帐簿、表格，简捷舒展，一目了然。装订的书本图书，整洁干净，规格统一。

很快，差异化的优势逐渐显现，定单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无奈他只好又雇了两个徒弟，专搞印刷，以便及时付货。

不久，怡顺永在这场竞争中关门停业了，丁老板也到文友印刷局来打工了。

194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

这一年的冬天，因各种原因牡丹江、哈尔滨的货物一时进不来虎林。百姓年前必须要购买的日历牌，就成了紧俏货。

赵洪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立即用万年历推算出1946、1947年的日历牌，印刷后迅速投放市场，马上成为了抢手货。就连密、鸡、宝、饶的商贩，都来虎林文友印刷局进货。文友印刷局不但成为虎林印刷业的龙头老大，在密、鸡、宝、饶地区，也有了相当的名气。

没多久，虎林那家朝鲜族人开办的印刷厂也撑不住了。老板将印刷用的机器卖给了文友印刷局，退出了印刷业的江湖。虎林印刷业由三足鼎立，变为文友印刷局一家独大。

东北光复后，文友印刷局迎来了企业的春天。除了原来的账簿、表格等业务外，新政府的一些布告、快报等，也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新的业务。

赵洪经虽是老板，但穷苦出身的他，和工人有着天生的亲切感。他把工人当成亲戚朋友对待，工人在厂里吃饭不收费，一天三餐有熟菜，有鱼、肉，一顿细粮，年、节还有酒。赵洪经全家也和工人们一起吃饭，劳资关系十分融洽。

辽沈战役期间，为了配合政府的宣传工作，文友印刷局主动承担了前线快报印刷任务，及时宣传我东北野战军的胜利消息。

1948年，虎林全县实行土改，赵洪经的成份被定为手工业者。

1949年元月的一天，时任中共虎林县委宣传部部长柳莹找到赵洪经，提出让他承印《虎林报》，同时开办虎林书店。赵洪经表示同意，但就目前房子不够用，缺资金，铅字也不够用等困难，向柳部长提了出来。柳部长当表示：房子可占用德盛楼（文友印刷局当时租赁的二层楼），政府拨给2500元（当时流通的东北币）无息贷款，铅字可以向老百姓手中收购。

赵洪经很快组织人收购3000斤铅，赵洪经的爱人也把积攒多年的3个金镏子（戒指）拿出来作为投资。赵洪经带着铅、贷款和3个金镏子去哈尔滨购买铅字、纸张和书刊。

当时虎林至密山的火车已中断通行，县委派汽车把赵洪经送到密山，然后转乘火车去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后，赵洪经找到朋友帮助买东西，又带着虎林县委开的介绍信到东北新华书店采购图书，忙得脚打后脑勺。

赵洪经回到虎林后，首先对工人进行业务培训，以适应报纸印刷的需要。拣字、排版、校对所有人员如同上了战场，一是要保证工作质量，杜绝见报差错，二是抢时间，尽快付印，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报纸。

第二步是组织人员收拾房屋，摆放图书，尽快让书店开张营业。书店的开张，让偏远的虎林人兴奋异常，读者络绎不绝，蜂拥而来，所进图书很快销售一空。从这一点上能看出，当时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

1956年前，文友印刷局从德盛楼（二层楼）搬出，租赁了原虎林工商联会长侯子丰的一栋平房，搬到一道街橡胶厂东这一位置。

工厂临一道街，在一条南北巷子中由东面开的厂门。一进工厂左侧一长趟房全是装钉车间，对面是机印车间，机印车间隔墙是排字车间，拐角东西走向的是办公室，办公室东是刻字车间。 

在橡胶厂边上的公私合营虎林印刷厂，李培和1958年在工厂前留影。

1956年，文友印刷局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厂名改为虎林印刷厂。当时赵洪经共投资19999元，其中公债券4000元，现款5000元，其余全是机器设备。赵洪经的入股份额，是当时虎林私方人员中入股最多的。

公私合营后，企业扩大了厂房，由60平方米增加到500平方米，增添了四开印刷机两台和六页划线机，订本机，手摇切纸机，柴油机各一台。职工由5人增加到42人。赵洪经任私方厂长，虎林县委县政府派李明玉任公方厂长兼书记。随着合营人员的增加，分工更细了，刻字、排版、印刷、绘画都有专人负责。赵洪经主要抓业务，工艺设计，培养技术人员，抓印刷质量，抓经济效益。 

1959年，公私合营虎林印刷厂全体在工厂前合影（现橡胶厂这一位置）

一排左至右那桂兰，杨龙亚，杨平，王桂英，×××，兰桂英，王树云，初玉珍，胡某，×××。

二排左至右胡德初（机印车间主任），王庆志（装钉车间技师），崔永盛（排字车间主任），孙世贵厂长，赵洪经，李明玉书记，林德生（装钉车间主任），刘太和（生产调度），丁庆喜，宫丙基，刘国祥，王福仁。

三排左至右王清阳，王文成，闫香兰，王秀英，×××，万桂英，王桂珍，迟淑珍，梁桂珍，周传英，刘月兰，李同昌，吴忠信。

四排左至右×××，宋顺奎，冷环霜，吴清山，李明义，王树凤，丁福伦，陆某，于清×，李培和，宫焕基。

素材提供李培和，王焕武，从泽石博文中有所摘录，照片提供李培和、王桂英。

李家新的生活模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让他们进入了比较殷实阶层。但这种平稳殷实的生活，因为日寇而被打破，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四子李厚宾，在担任警察局警尉期间，暗里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多次将收集的情报送往苏联。因叛徒庄凤鸣出卖被捕，李厚宾意志坚定，拒不投降，被日军送到731部队，被害于1941年。

李厚宾与妻子陶秀文三十年代。

二子李厚春，在担任太平屯长的时候，暗里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积极为抗联筹集粮食、棉花、布匹等物资，为抗联提供休整和传递情报等，被日寇发现迹象，抓进西岗宪兵队，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受尽酷刑。但李厚春坚贞不屈，拒不承认，因无证剧，被释放回家继续当屯长。但他的身体遭到了严重的损伤，三年后，因病去逝。

三子李厚盛，是太平屯的牌长，他协助二哥李厚春收集村民提供的物资，并负责为抗联运送。由于多年积劳成疾，1945年病逝。

这些早逝的兄弟，扔下一家老小，让失去男人的家庭陷入了困境中。面对这种情况，李厚蹼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长子的这份责任。他将四弟李厚宾遗孀和四个孩子接到家里，又把二弟李厚春的孩子李培森，李培增接到街里上学，不让他们在太平屯从事农业生产。孩子上学和生活费，全部由他负责，体现了长兄如父的情怀。

而当时因李厚春和李厚盛的去逝，屯里十分缺少劳动力，但李厚蹼宁可花钱雇人，也坚持要把二弟、三弟和四弟的孩子送去上学，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由于大伯的精心照顾，不但衣食无忧，还学习了文化，成为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这为后来参加工作后，能进入政府机关等管理岗位，奠定了基础。

后来李培林能担任营口某国营大企业领导，李增森能担任经委系统三江食品厂副厂长，李培增能进建设银行，李培基能先后担任粮食局计调股股长、商业局人秘股股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1960年获得黑龙江省财贸珠算比赛第一名，没有二伯李厚春提议的私塾教育，没有大伯李厚蹼在他们失去父亲后的关照，他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可能就会和其他这种残缺家庭的孩子一样，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碌碌无为的渡过一生。

二子李厚春和三子李厚盛去逝后，太平屯的农业生产就由五子李厚民承担起来。他白天忙太平屯的农业生产，晚上有时抽空回到虎林街里，帮助大哥李厚蹼处理一些照相的业务，忙完再回到太平屯，很是辛苦。

李厚民、刘世花夫妇五十年代

李厚民具有强列的爱国情怀，对日寇深恶痛绝。1931年加入了远东情报组织，代号为“国”，在代号“先生”迟山水领导下，从事情报收集传送工作。

如果从参加革命时间来算，他应当算是红军时期的革命者。但因为他参加的不是我党领导的抗联部队，而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地下组织，让他革命者的身份一直不被国内承认，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幸。

九十年代，李厚蹼（前中）和五弟李厚民（前右二），二妹李淑贞（前左二），三妹李淑娴（前左一），五弟媳刘世花（前右一），次子李培和（后左三），二儿媳何淑芝（后左二），侄李培国，字海峰（后右一），外甥女孙景香（后左一）。

1945年光复后，李厚民先后担任虎林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保安股股长，1946年至1947年8月，担任虎林县第三区（原和气村现伟光乡）区长。这一段时间，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说明，当时的党组织对于远东共产国际时期的谍报人员，还认为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其曾在1934年曾在独木河满州军第28团当过医务兵，1937年在太平村公所当过雇员，1940年在虎林县担任过满州警察的复杂工作经历，让他的历史不再清白，被组织劝退回家务农，后在荆山照相馆工作至退休。

文革期间，因其曾当过伪警察等历史问题，被批斗、抄家、殴打至双目失明。1979年评反，1996年逝世，享年86岁。

八子李厚文，是李家大院事业有大成者。1947年3月，他从安东国民高等学校（后改为密山联合中学）提前离校，到兴山（鹤岗）报考东北民主联军下属的中国医科大学。

1990年，90岁的李厚蹼和八弟李厚文（后右）五弟媳刘世花（前排右）及长子李培悟（后中）次子李培和（左一）孙子李肇宏。

自1955年开始，李厚文从事胸外科临床及科研工作。40年来，在肺癌领域从流行病学、病理学、免疫学到临床的早期诊断及对晚期癌的外科疗法、放身疗法、化学疗法综合治疗方面有着深入研究及丰富的经验。他较早地提出大脑预防放射及肝转移插管化疗预防，规范了各型肺癌的术前放射剂量与外科手术时期的关系，尤其在气管、支气管肿瘤外科治疗方面，经多学科的合作进行实验研究过渡到临床，他所领导的这个领域始终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小细胞肺癌国际上一直认为是非外科适应症。但他远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提出应包括外科疗法在内的综合治疗。由于取得了25%的5年生存率的效果，深受国际上重视，从此引向了国际间合作研究。李厚文曾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肿瘤病研究所所长，国务院授予特殊贡献专家，中华医学会肺癌诊断、治疗、咨询中心主任，首批辽宁省优秀专家。他是我国肺癌外科领域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华医学会医疗保健会诊专家委员会唯一的胸外科专家。从医70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为我国胸外科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9年8月20日8时46分，李厚文逝世，享年92岁。

李德祥和李厚蹼父子，作为李家的两代当家人，所信奉的信条就是儒家的“和为贵”，要求家人做老实人。这种儒家文化，已经融入了李家的家族文化中，家人与人为善，谦让和气，为人诚信，宽厚待人，不与人相争，不惹是生非，以温良恭俭让自我约束，形成了良好的家风。

土改时，李厚蹼家有良田百亩，还有商业，在划成分时，并没有被划为地主，也没有被在集中关押时遭到毒打。主要原因是一生善良，老百姓说他是好人，没有人为难他。

李家虽然生活要比一般的农民家庭强许多，但也只能说是相对而言。在旧社会里，他们这种小农之家靠手艺和小商业及农业立身，维持生活没有问题，为孩子提供初级教育也没有问题，但要生活的更好，让孩子受中高等教育，是不太可能的。

二子李厚春、三子李厚盛因病去逝时都是43岁，六子李厚仁19岁病逝，还有李厚蹼的孩子因病早夭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二子李厚春有一男一女幼年早逝，四子李厚宾孩子夭折了一男三女，还有李厚蹼媳妇苗氏、李厚春媳妇相氏和吴氏，都是在建国前去逝的。这些病，如果家庭足够富裕，到大城市就医，是有可能救治好的。但当时的李家，还不具备这个经济能力。

李家大院在四方林子、太平屯的农业生产，到土改时期，基本结束了。而农业生产，在李厚民1952年离开四方林子后，就算彻底结束了。整个家族，全部搬进了虎林县街里，以李厚蹼的荆山照相馆为中心，形成了新的家族式聚集中心。

这个中心家长李德祥和宫喜芳虽然仍健在，但年事已高，不过问政事，已进入颐养天年阶段。

长子李厚蹼成为新的中心领导，五子李厚民成为他的副手，其余都是侄子辈的，但这些孩子，有些已经参加工作，步入了社会。如长子李培悟，到鸡西独立开照相馆。1956年公私合营，他的照相馆被纳入鸡西市照相馆，他作为私方代表，成为照相馆的私方经理。

五十年代，李培悟在鸡西照相馆前。

次子李培和，先后在刻字社、印刷厂、蔬菜公司、工会工作。

李培和继承了父亲李厚蹼在艺术上的特长，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是当时虎林职工文艺的骨干，参加过多次县职工剧团排练的话剧等节目，并多次到牡丹江地区参加文艺汇演。因其儒雅的形象和文艺特长，后调入工会从事群众文化体育等工作，先后任生产部、法律部和宣教部部长。

五十年代，英俊洒脱的李培和。

1975年左右，虎林县职工演出队演出《艳阳天》前演员在化妆。

前左至右宋秀敏，史秀良，李培国（李海峰），龚有明。二排左李德喜儿子，左二姜连军，后排左至右李培和，徐文化，邓伟男和齐肇慧老师的女儿，侯竹婷。

1983年职工剧团排演《甜酸苦辣》，前左至右李培和，陈宝玉（又名陈大骞），刘冰，万世本，孙义祥。二排左二位勇，左三姜连军，左四许某。后排左至右蒋翠岗，单老师，李春林，任志友，张敏刚，齐秀杰。

三子李培信，是虎林最大而且效益最好的完达山白酒厂厂长，他为酒厂创下的经济效益和完达山无形品牌，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是虎林工业企业中天花板级，不说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他后担任县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实现了由企业家到政府管理者的华丽转身。

四子李培君，高中毕业后到宝东兴华下乡务农，返城后通过自学，考进牡丹江师范学院读书，毕业后在虎林三中当老师。由于其工作勤奋，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虎林电大工作站从事成人教育。他兴趣广泛，博学多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是虎林知名的手风琴演奏家。他的书法造诣也非常高，他自幼研习，博采多家，兼收并蓄，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字体铿锵苍劲，雄健洒脱，刚中带柔，柔中见刚，颇有大家之风。虎头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虎头关帝庙，乌苏里江广场等处，都留下他让人赏心悦目的墨迹。

李培君年轻照

长女李春华，先后在五金商店和煤建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次女李培芬，建筑公司工作。

三女李培珍，颇有艺术天赋，对唱歌从小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和良好的品质，曾任虎林县文工团独唱演员，后到土产公司工作。

七十年代，李培珍在文工团所在地剧院前留影，后平房是红星公社粉房。

七十年代，李培珍在剧院二楼阳台，剧院门前是一片平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很多人住着草房，房前屋后用木栅栏围着，种着一些时令蔬菜。

1975年，李培珍（三排左六）在文工团时和同事合影。

从左至右前排：车承良，xxx，王建华，高桂芝，万世本，张继发，马有春，陈大千。

二排：杨玉英，隋萍，钟林，张军，徐桂英，刘桂英，纪满华，乔淑华，闫淑芬。

三排：xxx，马亚萍，刘光和，吴敬泽，冯敏华，李培珍，王延军，张代林。

四排：范云臣，支福奎，张振贸，孙显恩，梁xx ，马德才，xxx ，xxx。

五排：孙义祥，王海燕，李春林，张敏毅，钱玉成，石景全，王建林，李怀玉。

侄子李培堂、李培林，入伍第四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不津战役、海南岛战役等，复员后也由国家分配了工作。

侄子李培基，进入粮食系统工作，后任虎林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侄子李培森，先后在照相馆和任三江食品厂副厂长。

侄子李培枝，到双鸭山矿务局工作。

侄子李培增，进入建设银行工作。

侄子李培国，字海峰，研究生学位，高级土木建筑工程师。曾任建设局建工处主任，虎林市质量监督站站长，虎林市建筑安全监督站站长，黑龙江省第四检测中心第八检测站站长，是省内知名的建筑界专家级学术权威。

他继承家族木艺，特别是建筑方面，无论多难的木结构，从设计、下尺到施工，他都游刃有余，是虎林行业内的知名专家。

九十年代，李厚蹼和儿子、女婿合影。前排自左至右长女李春华丈夫秦良辉，李厚蹼，长子李培悟。后排左至右二女李培芬丈夫李振华，四子李培君，次子李培和，三子李培信，三女李培珍丈夫刘甲清。

城市聚集中心的确立，也就代表着李家大院的消亡。

这种消亡，并不是某一族群聚集地的消亡，而是家族这种原生民间组织的消亡。

李家大院作为村落原民间社会的形态家族，适应了拓荒年代的需要，所形成的男耕女织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独辟蹊径的商业所形成的商农共济，城乡互补发展模式，成就了这个闯关东只有二十年的家庭的巨大变化。

家族发展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一祖之脉，绵延蕃衍，子子孙孙，相聚一堂，家族社会，浑然天成，上合国法，下合人伦。其宗族的社会韧性，让族群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生产资料缺乏的困难条件下，不但获得生存，还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

但随着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生产方式随之改变。特别是土改后，公有制的建立，土地制度由地主私有制转变为农民所有制。原有大家族资源如田产、生产资料等遭没夺，族权被打倒。家族这种典型的乡土民间社会组织，失去了生存理由和发展的空间。大家族中父母和子、媳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处于平等地位，这就大大削弱了儿子、媳妇对父母的依赖性，为他们独立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家庭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外出工作或结婚成家，形成了许多新的家庭单位，维系感情的纽带不如以前紧固，家族凝聚力也不断弱化。

从大的方面看，以公有制建立为特色的政治体制变化是根本。从小的方面看，“分家”单过是动摇其基础的始作俑者。

九十年代，李荆山和次子李培和一家。左至右李大力，何淑芝，李荆山，李培和，李肇宏。

大家族的消失，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正常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李家大院这种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在特殊年代形成的聚集性大家庭，在齐心合力战胜困难，济困扶助渡过难关等方面，是特殊年代的一种有效生存方式，在特殊年代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毋容置疑的。

李家大院从实体上不复存在了，但客观存在的家族关系，人们心灵深处对家族认同的观念和意识仍广泛存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族人对家族仍有心理归属认同感，家族的文化，也自然存留于社会之中，也存留在李家人的心中。

老照片提供李培和，李培珍，李培基，王焕武，秦丽娟，素材部分载自李氏家谱。

过去的东北，苦寒之地，地广人稀。随着闯关东的兴起，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了人烟，也就有了村屯。但这些村屯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就是大多以某个地方聚居的主要姓氏为主，如虎林以前的焉家大岭、杜家店屯、矫家亮子屯、李家粉房屯、段家屯、王家屯、于家屯、盖家屯、汪家屯、李油房、柴家区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还有一些家族聚集形成的院落，民间名声比较大，但不在行政村区划内的，如柴家大院、李家大院等。

李家大院，位于虎林县四方林子，今伟光乡太平村西南太平西山。

1937年2月四方林子（现伟光西山）全家合影。

前排左至右李培堂，李培林，李培基，宫喜芳，李厚文，李德祥，李厚陞，李培悟，李厚盛。

后排左至右李淑贞，陶秀文，李淑贤，刘淑清，李春梅，刘世花，李培森，吴氏，李厚民，李厚蹼，李厚宾，李厚春。

1927年春，从山东闯关东到安东的李德祥、宫喜芳二子李厚春，受父母之命，从安东先期来到虎林县（现虎头镇）考察生存环境。见虎林肥沃广阔，林木丰足，江水充盈，是理想的生存宝地。冬季返回安东后，向父亲汇报了考察情况。李德祥和家人商定后，决定举家北迁虎林。

1928年4月，李德祥率领全家踏上了北上之旅。

经艰苦跋涉，来到虎林四方林子。当夜盖马架子做临时住处，次日伐木建造“木刻愣”房，形成了李家大院的雏形。

未被开发时的四方林子，保留着原生态的环境。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原，平整朴实得连一条皱褶都没有。北面丘陵起伏，树木参天。这里有数不尽的山珍，挖不完的宝藏。西南两侧，一片漫岗遥遥相对，拱卫着这片未开发的黑土地。没有人烟的荒原，此时显得有些凄清，空旷，荒凉，但在拓荒者的眼中，流露出的却是遮掩不住的欣喜。这是快理想的拓荒之地，也是李家在东北兴旺的龙兴之地。广袤无垠的荒原，就是未来沃野千里的粮仓。

安居之后，李家老小就开始了艰苦的拓荒耕种生活。

李家大院的人，从一穷二白没吃没穿中走来，知道生活的不容易，知道只有努力奋斗才能获得幸福的道理。只有当丰收的粮食入仓时，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脸上，才会泛出久违地笑容。

他们挖渠排水，放火烧荒、开荒种地，将荒原变为一块块冒着油花的耕地。

春播夏锄，他们面朝黑土背朝天，无论风雨，无论烈日，他们始终挥汗如雨的劳作，始终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丝毫不敢懈怠。对他们来说，丰收就是财富，只有不断劳动，才能不断丰收……

秋收后，李家父子充分发挥有木匠手艺的优势，到乌苏里江边为渔户修补渔船。当时的渔民，并没有多少存钱，大多是以物异物，用香肥的大马哈鱼干抵账。每一个作业期，都会拉回一爬梨冻鱼干，约五六百斤，可以让一家人四季有鱼食用。

冬天，李德祥领着几个儿子上山伐木打拌子（柴火），既将其作为家庭冬季取暖所用，还将多余的柴火送到城里售卖，换回的钱买些食盐等日常用品。

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三四年的功夫，家业渐兴，人丁逐旺。过去地无一亩，现在拥有熟地近百亩。过去房无一间，现在拥有规整的四合大院。过去劳动力靠家中儿子，完全是家族式生产模式。现在雇佣伙计四人，方能应付生产的需要，已进入富裕农民阶层。儿子们都已成家，开始了孙辈的添丁增口、血脉相传。孙辈李培基，李培森，李培枝，李春梅，李春杰，李春荣，先后在这个大院诞生。

这个时候的四合院，村民已经开始叫它李家大院了。李家也不是刚来的一个外乡人，已经成为当地生活殷实的人家。

九十年代，李培和（左）李培信（右）陪八叔李厚文到四方林子老宅（现庆丰农场十连）。

李家大院并不是那种高墙大院式的院落，它是一个以“木刻愣”木建筑形成的院落，约占地500平方米。正房三间坐北朝南，房子建在一个带有三层楼梯的木建筑上面，高于两边东西厢房约一米。东西各有一栋厢房。厢房西侧是西库房，库房储物也住人，西侧是马厩、鸡窝、猪圈。院子全用高大的木拌子砌成，防风雪还防野兽。东西厢房后的栅栏全是整垛木方原木，一是可以当栅栏用，二是可以随时破成板材，做木工活挣手工费。院落东西各有一个木头制作的高大的玉米楼（也叫苞米仓）， 金黄的玉米棒子储存这里，它保障着全家人和牲畜的粮食安全。

大院大门前，竖立着一根高大的松木杆，杆头安装着一个风铃。逢年过节挂红灯笼。

小小的风铃，摇摆灵动在风中，清脆悦耳的漫妙之音，唤醒了沉睡的原野，也伴李家勤劳的人们进入梦乡。

李家大院里的农民，和一般的农民有所不同。这个族群里的人，即种过地，也有手艺，父子几人均是技艺高超的木匠。曾在老家安东开过木匠铺，也在北洋政府修缮天安门时当过工匠。他们有些人上过私塾，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初级熏陶，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对新事物有与生俱来的接受能力。

李家大院的管理，是一种父权制和母权制相结合的体制。

李德祥,1877年1月出生，1964年5月28日去逝，享年89岁。

李德祥，自幼从名师学艺，在长年的实践中深得古建筑木艺真谛，能将复杂难算的工艺用简单口诀解决，拥有很多拿手绝活。木轱辘，箍木桶，用斧头砍园木船，做打井用的公卯榫井桡等，都是他的绝活。他还为俄罗斯商旅大船做过内钸，这是一般木匠不敢接的难活细活。

到虎林之后，他作为一家之主，在家庭大事决断方面，享有支配地位和决断权。但经济大权却不在他这，而是由妻子宫喜芳掌握。

宫喜芳，1882年3月出生，1972年11月29日去逝，享年91岁。宫喜芳1898年和李德祥成亲，生育儿女11人，她贤淑善良，持家有道，家中农业收入和照相收入都由她统一保管，并按照原始共产制按需分配。李厚蹼到新京进照相材料，孩子上学学费，各家要购物所需款项，太平屯农业生产购买生产资料等支出，所交各种苛捐杂税等，都由宫喜芳对所需款项评估后给予支出。

随着年龄增长，李德祥夫妇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对于管理这样一个大家族，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在照相和农业生产步入正轨后，他就退居二线，享受“太上皇”待遇了。家族管理，由长子李厚蹼主承担，二子李厚春协助哥哥打理。

大儿子李厚蹼到外面做木匠活，后开荆山照相馆，除了刚来时住在李家大院内和父亲和弟弟们一起开荒，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县城里。他是家庭里经济上的顶梁柱，承担着这个家族的日常花销的重担。他也是家族的掌舵人，在涉及家族命运的大事大非上，他从宏观进行决断。

李厚蹼1900年出生，1928年到虎林，1936年创立荆山照相馆，1966年从虎林照相馆退休，1993年去逝，享年94岁。

李家大院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二儿子李厚春负责，三儿子李厚盛协助二哥。李家的农业生产，保障着全家一年四季吃喝，李厚春是主要的承担者，这是家族除商业之外的另一个支柱型产业。

四儿子李厚宾有文化，在虎头大剧院卖过食杂，在虎林开过食杂商店，后考上满州虎头警察局警士，四年后升职警尉，算是吃公家饭的。

五儿子李厚民，是大哥李厚蹼得力助手，而且有一种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红砖精神。县城荆山照相馆创业初期，他和大哥一起经营照相馆。后期太平屯农业生产无人管理时，他毅然决然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成为当时家族农业的总负责人。

老二李厚春，是个朴实忠厚的汉子，也是一个十分注重文化的农民。他平日少言寡语，既要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孝敬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同时还担任着四方屯的村长职务。在公务上，要应付日伪的欺凌，要公平处理村民的繁杂索事。在家庭里，他任劳任怨，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默默扛下很多委屈与心酸……

李厚春没有上过学，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不想让他年幼的弟妹也像他一样，因没有文化而碌碌无为的过完平庸一生。当家庭生活步入正轨后，他向父亲建议办私塾，让家里的适龄弟妹学文化，得到了父亲和兄弟们的支持。

李厚春虽然没读过书，但对于科学种田还是术业有专攻。他在选种、下肥、田间管理上，都一丝不苟，科学严谨，长年坚持到田间地头，随时查看庄稼长势。典型的是三十年代他种的巨型倭瓜，达到100多斤。由于体大型特，被虎林县政府选送到新京（长春）参加满州农产品展览，获得了优秀奖，并得到一块钟表为奖品。

1931年，李家大院学堂成立，李家不分男女，适龄均到学堂读书。形成了叔侄同读书，姑侄是同学的现象。七子李厚陞、八子李厚文、二女李淑贞、三女李淑娴，和侄子辈的李培悟、李培林、李培堂同窗 共读。本村和外村有些适龄孩子想读书，李家也接纳。学生可以交粮食顶学费，李家将粮食卖掉后将钱给先生发薪水。私塾教书先生先后有两位，一位仇毓泉，一位周贤庄。先生的吃穿住和日常消费，由李家承担，教材全部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大学》、《中庸》、《名贤集》等经典。

1934年，日本推行并屯政策，李家学堂被迫解散。

为了继续学习，李家大院的孩子们，只好到离家三里路远的一所乡里小学上学。这是一个官学堂，教一些算术、修身等现代课程，老师是有进步思想的宫锡勤。

宫老师是个有良知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在教学时对学生进行了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救亡，对这些孩子进行了爱国的启蒙引导，对后来孩子们参加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不幸的是，这位爱国者老师，后因组织夜袭日本关东军岗哨而被杀。

李家大院虽然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距市区太远，商品销售、交换及日用品等购买不便等弊端日益显现。那时买一些生活用品，要从四方林子步行二三公里到黑嘴子（虎林市区），卖粮食要用马车将玉米、黄豆运到德盛屯，卖给德盛泉烧锅或油房，再用农产品挣的钱买日用品。德盛泉烧锅是当时虎林最大的烧酒制造作坊，大股东就是后来的伪县长李象山。如果要买大宗用品如布匹、棉花、皮货等，就要走更远的路，到聚盛东商号（现庆丰农场西）。完成这样一次采购，得需要二三天。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统治者和“满洲国”的傀儡政府联合起来采取“撤村并屯”的方针，目的在于切断东北抗联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使东北抗联得不到应有的供应，使抗联的部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大环境下，在四方林子的李家大院，房屋悉数被废弃，强迫李家搬到和气村太平屯。

搬家后，路途遥远，没有办法再对已开垦的土地进行耕种，只能放弃了用血汗开垦出的土地。

到天平屯后，李家人又开荒近二百亩，但大搬家伤了元气，李家殷实的生活，遭到了很大的影响。

李家大院后期掌门人李厚蹼，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书画，对传统的祠堂古建筑雕刻颇有研究，其高低浮雕、圆形雕刻、透明雕刻等手法都精熟与心，各种彩绘笔下生辉。荆山照相馆在他的经营下，红红火火，在养育全家和教育后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3年左右，李厚蹼全家合影。前排左至右李培信，李淑清，李培珍，李培君，李厚蹼。后左至右李春华，李培芬，李培和。

李厚蹼不但精通木匠技艺和雕刻和彩绘，在周易爻卦和音乐上，也颇有建树。四十年代时，他自己制作四弦胡琴和杨琴，组建小乐队，吹拉弹唱，娱乐心情，在当时的虎林街里，是有名的民间音乐人之一。1957年，李厚蹼和温春三兄弟组成吹奏乐组合，坐马爬梨到密山，再从密山坐火车上哈尔滨，参加全省文艺汇演，获得第二名好成绩。

六十年代初，李厚蹼全家合影，前排左至右李培珍，李淑清，李厚蹼，李培君。后排左至右李培芬，李春华，李培和，李培信。

荆山照相包馆，就是在李厚蹼建议下开办的。

三十年代初，李家生活稍有稳定，有着很强危机意识的李厚蹼，对未来家族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只靠种地和干木匠活，是不能解决这个大家族的生存问题的。于是就向父亲提出了学习照相技术，开家照相馆的想法。李德祥同意了大儿子李厚蹼的想法，让他去饶河县去学习照相技术。

1931年，李厚蹼到饶河去学习照相技术，1936年学成归来，和五弟李厚民一起到东街基（现虎林镇）老市场街，开了荆山照相馆。

三十年代，李厚蹼（右）在饶河学习照相技术。可以看出，照片中盖着黑布的三条腿照相机，这是当时国内照相业主要的机器。

由此，李家开启了一种新模式，即：商农共济，城乡互补。

城里照相收入补充农村的农业生产和家庭支出，农村所产粮食、蔬菜、肉类等农副产品，送到城里供城里家人食用。

七十年代，李培和（中）在虎林镇医院西老宅前留影。

太平屯只留下二子李厚春和三子李厚盛，五子李厚民夫妇，七子李厚陞、八子李厚文、二女李淑贞、三女李淑娴，孙辈李培悟，李培林，李培堂等，都于1937年搬到了虎林街里。四子李厚宾一家当时住在倒木沟北街基，没有回虎林街。父亲李德祥，帮四子在倒木沟建房后，和儿子一起住了几年。四子辞去警察工作后，和儿子一起回到了虎林街里。

 1961年，国家开展了一次职工精简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运动，虎林照相馆也不能独善其身。

精简就要有一些人离开照相馆，去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当时的照相馆，是一个好单位，一般人难以进来，更别说让离开了。这个特殊的时候，人的劣根性就在走与留中显现出来，一些人，从私利或因以前的各种不满，借此机会喊出了清扫李家帮的口号，要清除以李荆山为代表的李家对虎林照相馆的影响。

1963年，李荆山一家合影。

在这种环境下，当时照相馆拟定将李荆山的五弟李厚民、刘世花夫妇，妹夫孙凤鸣，侄儿李培森，女儿李春华等，下放到858农场务农。

就在这些“李家帮”成员正要启程之时，上面传来指示，按照“对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指全面公私合营高潮期间和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以及有定息的其他私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妻或夫），不下放农村。”的政策要求，他们这些私方人员不得下放，要妥善安置。这样，除当时公私合营时的大股东李厚民夫妇留在照相馆，其他李氏亲戚虽避免了下乡劳动的待遇，但也不能留在照相馆了。李培森到虎林酒厂，后任厂领导。李春华先到五金公司，后调到煤建公司。孙凤鸣是李荆山妹夫，属于李家外姓人，被下放农村。几年后，他返回老家鹤岗。

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寒冷的冬天，摄影师王焕武晚上从照相馆出来，准备回到在三食品北面的家。冬天的街上，只有稀疏几个昏暗的路灯发出惨淡的光，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不远处一只白狗，静静的蹲在那注视着他。

王焕武开始没有在意，但这只狗突然向他扑来，王焕武忙推档并想找件东西抵抗，但大冬天街上什么也没有，他只能一会蹲下一会站起吓唬它，但这只狗并不像一般的狗一样狂叫不止，它一声不吭，一直向王焕武不断进攻。

王焕武边往照相馆回跑，边装着捡东西吓唬狗，到了照相馆门前，王焕武一下把税务所的牌子扯下来，朝这只狗冲去。狗看他手里有了东西，吓得落荒而逃。王焕武把牌子一扔，一脚踹开了照相馆的大六。在里面值班的黄宝林从睡梦中惊醒，睨着睡眼朦胧的眼睛问王焕武怎么回事。这时，王焕武回过神来，这不是狗，是狼！

第二天财税所领导上班，一看挂在大门边的牌匾没了，大惊失色，忙找人四处寻找。

王焕武上班看到财税所在找牌匾，就说：“别找了，是我干的，在那边雪堵里呢。”接着把大街里遇狼的惊险故事讲给大家听。县城里有狼，众人皆是吃惊不小。

六七十年代时，照相馆的背景画相对固定。大多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珍宝岛不容侵犯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合影刚在东摄影室，背景是如舞台幕布样的布背景。而这个时期人们照相，对背景画没有太多的要求，喜欢军装照，工装照，海军衫照等，还有各班级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到毕业时都会到照相馆拍张毕业照。或者是老师或同学分别时，也会有小范围或全班的合影。绚丽多彩在那时过于小资了，易遭批评。 

1976年照相馆欢送单洪英。

前排左至右王焕武，白长林，工宣队成员，单洪英，于洪亮，董延芳。二排初月才，张玉杰，闫凤珍，郑玉芬，刘淑芹，范桂荣。三排王作清，姜秀英，于素娥，程善翠，孙晶雯。 

1977年7月，我在一中时写作班毕业照

八十年代后，背景画丰富多彩了，也可以经常更换。摄影棚墙上挂有画着各式布景的画布，旁边有绳子。每拉一下，画布上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风景，有亭台楼阁、也有各种颜色的背景等。

拍摄时，摄影师让拍照者坐在或站到固定的位置，摄影师在灯架间穿来穿去，不时调整着每一盏灯的高度和灯光照射的角度。调好灯光的位置后，摄影师会根据客人需求，套入对应的相片框，然后便揭开遮挡在相机上的幕布，躲进木制坐机取景框前，摇动滚轮让相机升降，在倒立着的取景框前调整角度。然后把脑袋探出来，要求拍照者把头歪向一边或抬高头等，再要求拍照者笑一笑，有时会过来拨弄拍照者脑袋的朝向。这种老式相机是气囊控制，摄影师一边指挥拍照者，一边观察拍照者的表情，在拍照者最佳状态时，按下气囊快门，只听见“嘭”地一声，相片就拍好了。

伴随着改革的春风从沿海吹到内地，虎林人的审美也在逐步发生变化。烫大波浪头，连衣裙，蝙蝠衫，遮阳帽，蝴蝶结，是女孩子们的笃爱。男孩子穿起了喇叭裤，带着“蛤蟆镜”，留上了长发大鬓角。衣服的材质变得丰富起来，纯棉的细布慢慢取代了老式的粗布褂子，“的确良”则成了众人眼里的稀罕物。

这一段时间，是照相行业的黄金时期。开始的长发烫头、奇装异服照，同学亲友照余热未消，西装礼服照又悄然流行开来……特别是80年代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办期间，店里员工更是日夜加班，前来拍照的人都要排队等候叫号。

照相给那个不算富足的岁月里，带来了难得的惊喜和期待，也烙下了许多人的年代印记。

1976年，王焕武任照相馆副经理，是曲福英的助手。曲福英调走后，姜秀英任经理。担任副经理部的王焕武，在但两年中，主要工作由一个著名摄影师变为了基建管理人。

1979年，他从照相馆抽调出来负责服务楼的建设工作，在公司副经理董延芳手下工作。

董延芳，是照相馆的元老级人物，从荆山照相馆到虎林照相馆，再到后成立的东北摄影社、东北摄影图片社，从私人企业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企业，再到国退民进的转制，他是虎林照相馆历史见证人。

董延芳，特级摄影师，是省内知名的摄影家。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不但多才多艺，人聪明能干，有相当强的公关能力。1964年照相馆盖第一栋房子，1984年盖第二栋房子，1981年盖东北摄影社，从立项到跑项目资金，全是他跑省地市，多方沟通协调运作。他善于管理，协调能力强，意识超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

八十年代后期，他眼光敏锐的意识到传统照相业面临的危机，也看到了彩扩业这一新兴行业崛起的必然。他向公司建议成立彩扩部，适应新环境。经公司批准后，他和白长林到广州市，购进了一台彩扩机。

彩扩机是一种照片冲印设备，二手机器也要十几万，普通照相馆和小型图片社一般买不起。它们接了冲印相片的业务，只能送到哈尔滨去冲洗。彩扩机购进后，虎林各照相包的彩扩业务，都会到图片社来。无形之中，图片社成了虎林县相片处理中心。

彩扩机的速度让照相馆的营业额直线上升，图片社进入了发展快车道。据老人回忆，彩扩机之前，照相馆一张一寸照几毛钱，每天营业额几十块到几百块。而彩扩机一来，冲一套胶卷19.8元。效益好的让人眼热，于是后来虎林出现了很多图片社，如鹏程图片社、白玉兰彩色扩印社等。

1981年，服务楼竣工投入使用，王焕武被调到新成立的东北摄影社任经理。

东北摄影社的成立，让虎林的照相业形成了双足鼎立之势。一道街有白长林当经理的虎林照相馆，二道街有王焕武当经理的东北摄影社。

虎林照相馆，牌子老，老摄影人多，政府、企业事业及社会团体政治资源和客户资源相对稳定。国营企业的体制，嫡传正宗的身份，稳定的客户资源，都是它的优势。

在王焕武等抽去东北摄影社前，照相馆也调了一些年轻职工，使用职工队伍老龄化得到了改善。如单兆亮从农机修造厂调入，陈元国和车林洪从养路段调入，柳大江从米厂调入，李培林复员安置到照相馆，中医院院长的儿子李尧，进入照相馆后，八十年代调到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调入大庆广播电台当播音员。

曲福英1979年9月调离照相馆，1981年3月离开虎林。离开虎林前，和照相馆老同事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苏建南，周占斌，刘桂兰，曲福英，黄秀兰，郝春玲，应君。中排左起：张玉杰，张立仁，孙艳云，张宝琴，田秀清，郭跃玲，李军，车林洪。后排左起：单兆亮，柳大江，李尧，白长林，陈元国，王焕武，李培林，史政友。

东北摄影社，经理王焕武是照相馆的老摄影师，成员有一些老职工。如初月才，陈元国，张凤琴，张玉杰，郑玉芬，范桂荣，王作清，孙艳云，于洪志。八十年代中期，一些老职工退休，子弟接班，东北摄影社补充一些系统内的职工子弟。如白长林儿子白广福，徐德山儿子徐福友，刘淑芹的儿子应君，王作清的儿子李林，王焕武的儿子王学阳和王学忠。

李培林，单兆亮，柳大江，后期从照相馆也调过来。

 东北摄影社青年职工，前排左至右王学忠，单兆亮，李培林。后排左至右王学阳，应君。

企业成立晚，有经验的老摄影师少，这是它的劣势。但同时劣势从另一个方面看，又是优势。年轻人多，企业就有朝气和活力，就不墨守成规，就敢于创新。从这一点来看，劣势又转化为优势。从后来应君开大花轿影楼，单兆亮经营虎林（台湾风情）照相馆来看，在老式照相馆先后关门的形势下，这些年轻人顺应市场，闯出了一条路子。

为了提高员工业务，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王焕武在对年轻人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在抓好精品上下功夫，鼓励年轻人多创作一些艺术性强的作品。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单兆亮、应君、陈元国等年轻人，摄影水平不断进步，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各级摄影比赛中获奖。王焕武年龄虽大，但不断学习能力和创作热情不输年轻人。他创作的“青春倩影”摄影作品，获1986年《摄影之友》杂志全国摄影大赛二等奖。该作品用光柔和，巧妙运用纱网与披头白纱互为依托，通过少女的微笑，让人进入一种青春与朦胧的意境，得到了专家的好评。

王焕武拍摄的《青春倩影》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解放大暴发的年代。人们刚从极左的禁锢年代挣脱出来，对美的渴望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如井喷般涌出。对于摄影，这些年轻人有着异于常人的偏爱。他们是照相馆消费的主力军，但他们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只在室内摆拍，而是渴望约上几个好友，到郊外大自然中，用相机把青春不可重复的一瞬永远定格，让这一美好瞬间成为青春的永恒。

于是，最早的“外景跟拍”在此时蓬勃兴起。照相馆的业务开始延伸到风景名胜，庆典、婚礼、纪念日等领域，照相馆走向了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个新阶段。

这种市场变化，给照相业带来了新机遇。虎林照相馆和东北摄影社，都敏锐的认识到了这个商机，立即扩大业务范围，建立了预约室外拍摄，人员下乡深入工矿企业和农村拍摄等新内容。把室外拍摄，作为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拓展渠道，也作为企业利润新的增长点。

东北摄影社职工八十年代合影合影，前排左至右陈斌、初月才、王焕武、李素英会计、张玉杰。二排左至右徐福友、白广福、于娟、田秀清、隋玉琴会计，李梅。三排左至右王学忠、李培林、王学阳、单华杰。

东北摄影社是一栋三层楼，比它东面的五金交电商店、药材商店和一百货高一层。一楼有三个门，中间是东北摄影社馆，东侧是益民商店，西侧是宴宾饭店。东北摄影社从中间门进去，从楼梯到二楼是营业室。三楼东侧是服务公司，西侧先是美发厅，后是图片社。

九十年代时，不知是什么单位在楼的西部，建了通往二楼的室外钢筋楼梯，可直达二楼。

东北摄影社门前，右侧为五金交电商店。

在东北摄影社开业三年后，虎林照相馆旧房拆除，在原址新盖了一个二层砖混结构小白楼，1985年投入使用。

这个小白楼，一楼从右到左依次为美食佳饭店、第二理发社、照相馆、工艺美术部、四海轩饭店。四海轩饭店和美食佳饭店属于虎林饮食服务公司，归商业局统一管理。这两个饭店经营场所都是一楼带二楼，开门在一楼，然后就上楼梯到二楼。经营场所美食佳在西侧，四海轩在东侧。第二理发社、美术部经营场所全在一楼。照相馆在中间，是一楼带二楼。二楼往西在理发社楼顶，往东在美术部楼顶。

八十年代新盖的照相馆及周围商铺

此时的虎林照相馆，龙头老大的地位仍没有人能撼动，知名度和顾客认知度，都要高于东北摄影社和图片社，经济效益也相当不错。

荆山照相馆时就在照相馆工作的白长林从经理岗位退休后，虎林照相馆荆山的最后一点影子消失了。张立仁随后担任照相馆经理，她随丈夫调到哈尔滨后，黄秀兰担任照相馆经理。黄秀兰任经理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个人感觉黄秀兰应是照相馆国营企业的最后一任经理。

八十年代后期，彩色胶卷和彩扩机的出现，让照片跳过了上色环节。摄影技术也随之经历了从胶片到数码的跨越式裂变，加之傻瓜、柯达相机等私家相机的普极，照相业又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但光辉背后是如影随形的危机，数码摄影技术正在酝酿一场大的变革。

九十年代，私人影楼逐渐发展，婚纱影楼逐步走俏，之后，数码相机流行，人们拍照有了更多的选择，本真朴素的“照相馆”三个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某某摄影”、“某某工作室”、“某某影楼”取代。受行业变化影响，国营相馆昔日风光不再、业务量大幅收缩。为搞活市场经济，适应社会发展，国营门店改由个人承包，后又转让给个人经营。

在这个大环境下，传统照相业进入了衰退期，以彩扩和婚纱摄影为主要内容的影楼时代进入了成长期。虎林照相馆效益每况逾下，东北摄影社也度日如年。

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虎林县商业服务公司决定，成立一个图片社，应对市场的变化。图片社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隶属服务公司，和照相馆、东北摄影社同级。主任陈元国，下属有应君、单兆亮、张宏琴、车林洪。

图片社开始在服务楼的三楼西侧，好像后搬到文化馆一楼开图片社。一段时间后，单兆亮承包并最后买下虎林照相馆，应君建大花娇影楼，先是电影道东一有台阶的房子里，后在文化馆一楼。车林洪在电影院一楼开了家彩扩社。

单兆亮在虎林照相馆前

经过三十多年，虎林照相馆，从私营企业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企业，再回到私人企业。李荆山如在天有灵，不知做何感想。

东北摄影社职工合影，前排左至右于娟、张玉杰、李梅。后排左至右徐福友、白广福、李林、王学阳。

东北摄影社职工王学阳（右二），和原照相馆职工周正祥（左），在电影院前留影。

周正祥是电影院著名美术师，虎林电影院所有挂在大门上面的大型电影海报，均出自他手。他出身于农家，勤奋好学。北大荒画报社主编张作良，是从解放军画报社转业的版画家，周正祥想尽一切办法拜他为师。1960年是饥荒年，他不舍得吃家里送来的微不足道的粮食，而是把粮食送给老师。自己经常扎紧腰带，饿了就喝水，每天坚持练画，毅力超人。

几年的苦练，他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虎林照相馆美术部的主要画师。文革前，县里开展了行业归口运动，他和姜长凤、张志良一起归为手工业系统，划归钟表社，后调入电影院。

从这张照片后面可以看到，虎林镇医院东原富强商场正在施工中。荆山照相馆，就在这栋建筑的北面一点。

1998年，王焕武退休，白广福任东北摄影社经理，一直到东北摄影社解体。

九十年代宋毅从大庆来虎林看望照相馆老友，上虎头合影。

前由左至右李静，郝春玲，吴宝香。后由左至右周增祥、宋毅、王焕武。

2001年虎林市政府对一些旧商业实施旧城改造工程，明确要求一百货、五金一商店、医药商店、服务楼这四家一趟的二层楼商业单位，统一自筹资金进行商铺改造。虎林照相馆，是不是这个时期拆掉的小白楼，我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应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在这种大环境下，服务楼和一百货等一起拆除了刚建二十年的楼房。建起了现在的这种下为商铺，上为居民的楼房。

2004年，虎林市对国有商业单位实施彻底改制，全员买断国有职工身份。照相馆和东北摄影社和五金商店、医药商店、一百货、水产商店、三食品等多家商家一起，结束了国有商业单位的身份。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虎林照相馆，已经离我们的生活逐渐远去，就像我们的青春时光一去不返。但照片中的美好记忆，生活中和永远印记，串联着时代的点点滴滴，仍然定格留存在相册里。

素材提供王焕武，王学阳，李培基李肇东父子撰写的李氏家谱，照片由王焕武、秦丽娟、程善翠、曲福英，单兆亮，肖毅提供，部分摘自李氏家谱。

 照相馆，承载着一个人、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情怀。它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地方，更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见证着几十年来人们和生活的巨变。

虎林第一家照相馆是荆山照相馆，老板为祖籍云南的李厚璞。

    李厚璞,因创立荆山照相馆声名大振，人们就以照相馆的名叫他。李荆山，由此成为虎林县妇孺皆知的大名。而李厚璞，除了家人和一些亲戚朋友，老百姓知道的并不多。

李荆山，1900年1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只能子承父业当了一名木匠。虽没多少文化，但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不但和父亲学得一手精湛木匠手艺，还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木雕刻、镶嵌花槽、彩绘等古建筑修缮技艺。在后来的自学中，还会日语，还会拉琴弹琴，精通音律，是个不可多得的多面高手。

    1950年，李荆山（右）和侄子李培基（左）医生藏机门（中）三人合乐，在荆山照相馆留影

1927年，从辽宁来到虎林的李荆山，受虎林当地士绅李明发邀请，承揽了虎头关帝庙维修工程。

李荆山和父亲及兄弟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惊人的智慧，将这座残破的庙宇，修缮的焕然一新。即使现在游走在关帝庙中，仍然能看到当年这些优秀工匠的智慧与精湛的工艺。虽然经历了百年沧桑，世人在一睹古庙的厚重与沉淀的同时，精雕细刻木雕和精美的彩绘中透出的古典情怀韵味，让当地官员和中外客商，对李荆山的技艺倍加称赞。

由于虎头关帝庙修缮十分成功，李明发十分高兴，他又把虎头京剧院修缮工程交给了李荆山。

1931年，高级木匠李荆山以31岁“高龄”，到饶河照相馆拜师学艺，成为一个学徒工。

1931年李荆山（右）在饶河照相馆学艺。

这次学艺，本是一次意外，更是一次人性的考验。

李荆山到饶河干木匠活时，认识了饶河县照相馆的袁先生。

两人志趣和性格相同，彼此投合。闲下来时，李若荆山经常去照相馆和袁先生闲聊。照相馆忙时，他也会帮助袁先生一把。袁先生对他也视为知已，把摄影、修板、上色等照相技艺传授给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袁先生不知怎么惹上了官司，被警察抓走判刑三年。临走前，万念俱灰的袁先生对李荆山说：“我走以后你帮我照看着生意，媳妇和孩子你就给口饭吃就行。”

三年后，袁先生刑满释放。回来看生意比他走时还好，家人也被李荆山照顾的非常好，心中十分开心又意外。当李荆山把这些年生意收入和家里支出的账目清清楚楚交给他时，袁先生非常激动，难以自持。他用颤抖双手握住李荆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为了帮袁先生照料生意，李荆山已经三年没有回家。看袁先生平安回来，他也准备回家看看。 

李荆山重信誉的人品，只留侠意满乾坤的义气，让袁先生十分敬重。他对李荆山说：“干木匠活太累了，回家开照相馆吧，开照相馆收入绝对能养活你那一大家子人，也不用你东奔西跑，还能照顾家人。” 

1935年，李荆山返回了虎林县东街基（当时地名黑嘴子，民国时期为四区公报所在地）。

1936年春，李荆山在虎林老市场街，租满州国虎林报纸局局长刘庸凡的一间平房，创建了虎林县第一家照相馆：荆山照相馆。

李荆山虽然没上过多少学，但通过自学初通文墨。他写得一手好字，很喜欢读古籍史书。他根据他的名璞字内含“没有琢磨的玉”的喻意，以及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荆山、其中抱璞岩传为春秋时代卡和得著名的和氏玉（壁）的地方这一曲故。给刚成立的照相馆起名荆山照相馆，喻意荆山照相馆是块没有雕刻的玉，早晚要大放光彩。

第二年，李荆山和家人在中街西（现农机修造厂至虎林宾馆的红旗路西，约农机公司这一位置。），建了一栋草木结构的房子，整个建筑约二百平方米，营业室约百余平方米。

有了自己的门市，省了租金等开支，效益开始蒸蒸日上。但刚经营四年，日本关东军就来找麻烦，无理要求荆山照相馆搬家，理由是关东军要在照相馆这一位置建神社。

李荆山只好从路西搬到路东，在电影院路东、原张家菜馆这一位置新建了荆山照相馆。

1958年左右李春华和弟弟李培君在老照相馆前留影。

这次盖的房子，砖木结构，铁皮盖瓦，档次是当时虎林较高的。这趟房是一个临街拐把房，营业室不烧火，冬天和外面一样冷。棚顶安着玻璃窗，以便采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玻璃房。照相馆用上电，是1960年以后的事。朝北这趟拐把房是住宅，东面和原虎林县日伪时期县长李象山一墙之隔。

日本关东军在原照相馆位置建起了神社，并在神社的南面种上了一片树林。李荆山家的荆山照相馆，就面对着这片树林。

这片树林是虎林许多老人记忆深刻的地方，后来在七十年代末，在这片树林的位置，建起了虎林电影院。

原荆山照相馆西面的小树林。

照相馆的相机，俗称三条脚相机。这是一种较为笨重的座式机，三脚架支撑，上呈箱子状，里面有个小窗口可以看到倒立的影像，箱子下方的板子可以调节焦距，移动三脚架可以调节物距。最早时没有快门，摄影师调好焦距和光圈后，将相机盖取下，利用自然光暴光，然后快速盖上，防止暴光过度。

后来有了快门，在座机的侧边有个快门线，快门是一个气吹状的物件，照相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堵住气孔，然后用手指捏气，噗一声就成像了。

刚开始，照相馆的生意因刚开业生意清淡。李荆山为了增加收入，利用他会木匠和画画的特长，兼营牌匾生意。如虎林当时知名的大买卖商号“同聚东”、“永和祥”、“大饭馆福海楼”、“四海轩”等商号牌匾，都是李荆山制作的。

李荆山为了提高照相馆知名度，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还在背景画上下功夫，自己用胶合板等画了很多有新意的背景画，吸引了大批顾客。

这是用胶合板画的汽车背景，照片左为其侄子李培基。

李荆山画的亭台楼阁背景画，照片左为侄子李培基。

李荆山是长子，从小受儒家文化影响，重亲情懂礼孝。他孝敬父母，挣的钱一分不留全交给母亲，用以一大家人的开支。他友爱兄弟姐妹，却很少顾及自己的家人。他对早逝的第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怀有深深的愧疚，他曾对侄子培基说：“现在我想起来很后悔和难过，孩子要一块糖我都没有给买，孩子死了我心里非常难受。”

铮铮硬汉，铁骨柔情，李荆山的痛苦和愧疚，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深深的自责自己。但他知道，作为长子，他要孝敬父母，要帮助弟妹，要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

李荆山在经营小家庭的同时，不忘国仇家恨，是一个有民族大义的中华好男儿。他和李家大院父老兄弟姐妹，积极支持抗联抗日活动。经常留抗联队伍在大院宿营，为抗联提供粮食、药品、衣服等物资，为抗联传递情报。

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犹如爱家，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已经融入了李荆山及他的家人的血液中了。他们虽是农民，但在民族大义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气节。

二弟李厚春，以甲长身份为掩护，三弟李厚盛，以牌长身份为掩护，组织村民为抗联提供军需物资和粮食等。李厚春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灌辣椒水、上老虎凳，但李厚春拒不承认，后查无实据予以释放。但日寇的酷刑，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出狱不久，就因病去逝了。

四弟李厚宾，以警察身份为掩护，参加共产国际远东组织，成为红色间谍。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后惨死在日寇731部队。

 四弟李厚宾、陶秀文夫妇三十年代

五弟李厚民，继承哥哥李厚宾的遗志，考上警察后，也加入了共产国际远东谍报组织，经常收集情报并送到江对岸的苏联。光复后，他先后任虎林县公安局保安股长、三区区长等职。

七弟李厚陞，抗日时期入伍，参加了苏军攻克虎头要塞的战役。后在宝清郊外马鞍山一带清剿日军残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

八弟李厚文，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所属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医学。中国医科大学胸外科教授，胸外科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授予特殊贡献专家，中华医学会肺癌诊断、治疗、咨询中心主任，首批辽宁省优秀专家。曾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肿瘤病研究所所长，辽宁省肺癌专业委员会主席。

前八弟妹徐桂珍，参加志愿军赴抗美援朝战场，在美机轰炸中牺牲，年仅25岁。

侄子李培林和李培堂，也参军入伍，参加了辽沈战役、并一直随第四野战军打到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

虎林忠烈一家的不少，但很少有像李荆山家这样，有这么多的人为国家舍身取义而牺牲。真可谓是“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1938年，虎林县公署从虎头搬到东街基，后改东街基为安乐镇。第二年秋，又将安乐镇改为虎林街公所。虎林成为县政府所在地后，政府机关和关东军宪特机关、服务行业、商家店铺、学校医院一下井喷式的增加。中外客商和国内外贸易，也一下激增。这让照相馆一下忙了起来。照相馆原就李荆山拍照，李厚民收款。现在必须增加人手，才能应付激增的业务量。他们雇了一姓宁的师傅，后又让李荆山的妹夫孙凤鸣来到店里。

四十年代，照相馆的业务更忙了。七弟李厚陞、八弟李厚文，五弟妹刘世花，长子李培悟、侄子培林、培堂、培基，都先后到店里帮过忙。

照相馆在五六十年代属于新兴的特种行业，需要经公安部门审核批准才能经营。日军侵华期间，照相馆更是属于特种行业，不但对军队新闻系统拍的照片要严格审查，对民间照相馆所拍图片，也实行了严格的审查使用制度。所有的照片，都必须要经宪兵队审查，合格的在照片背面盖上一个蓝色的三角形章，照相馆拿回后发给顾客。如果不去宪兵队审查而擅自将照片发给顾客，宪兵发现后，轻者处罚或挨打，严重的就要封店铺并将老板抓进宪兵队。

荆山照相馆照片送审，当时由李荆山八弟李厚文和侄子李培林去完成。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要往返于虎林到西岗（宪兵队在西岗）一次。

在日伪时期，照相是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拍一张照片的钱相当于买一斤肉。只有家境还不错的人家，才会在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结婚这样的大日子里，来照相馆照一张相。

虽然生活清苦，但很多人还是希望在过年过节去照相馆拍照留影，记录自己的成长片段，将全家团圆为福珍藏于相框。

有些人生活过于困难，拍完照，却一时拿不出钱来。对此，李荆山总是大度的让人把照片取走，并不收这些穷人的钱。

 这些得到李荆山照顾的人，也是知恩图报的人。他们每次上街，都会从家带些粮豆或鸡鸭等送给李荆山，以示对他的感谢。很多人，把李荆山当作亲戚般认可，成为一生的朋友。

1956年之前，虎林县除荆山照相馆外，还有两个照相馆，但都是从荆山照相馆分出去的。

李荆山的五弟李厚民和爱人刘世花，1950年在三区（现伟光乡）开厚民照相馆。后在1955年，和外甥王焕武合作，在虎林现宾馆西，糖酒公司对面，租老耿家房子开泰和照相馆。

李荆山的徒弟徐德山，和于洪志在虎林钟表社这个位置，租了间房开了德兴照相馆。这个照相馆，营销策略还挺超前，有点直销的意思。没有门面房，直接下乡拍照，回来冲洗成相后，再送回乡下。这相当于现代销售中的压缩铺面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方便顾客的同时，实现利润增长。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公私合营高潮。1956年2月，从荆山照相馆分离出去的泰和照相馆和德兴照相馆，重新回到荆山照相馆，并和虎林县82户个体工商户，一起转为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时照相馆共九人，李荆山、李厚民、刘世花、于洪志、徐德山、王焕武、李培森、李春华、白长林。这其中，李荆山、李厚民、刘世花、李培森、李春华、王焕武为李荆山的家人，李氏成员占员工总数的67%。此时的照相馆，仍是典型的家族式企业。

公方将私方设备等折价入股，李荆山3000多元，李厚民1800多元，徐德山800多元。

    1957年荆山照相馆公私合营后购进新的坐式相机，全体职工合影。此照片，就是在红旗街道东老照相馆玻璃房拍摄的。

前排由左至右李厚民、李荆山、宋义堂、于洪志。二排由左至右刘世花、李春华、徐德山、白长林、董延芳。三排由左至右王衍义、宋玉义（后改名宋毅）、毛玉振、王焕武、李培森、徐福山。

宋玉义，外地投亲来到虎林，通过在银行工作的哥哥介绍，进入了虎林照相馆。虽然他文化程度并不算高，但他聪慧过人，好学肯钻，很快成为照相馆的一个多面手。

1960年，农垦局拟安排他去饶河照相馆工作，他不愿意去，就主动离开了虎林照相馆去到了大庆市，在那建了一个照相馆。由于他技术精湛，服务热情，在当地名声大噪。不久，他被调入大庆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后提拔为报社副社长。

宋玉义在大庆拍的照片

转制后，照相馆仍叫荆山照相馆，公方未派经理，李荆山因德高望众，不但聘为副经理，还连续担任虎林县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国传统的照相行业落下了帷幕。但照相发展所具备的“纪念”、“留念”功能并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五十年代生机勃勃的朝气，六十年代初期的平稳到后期极左的疯狂，七十年代麻木困惑到欣喜愉悦，八十年代个性和多元审美写真的兴起，九十年代华丽装饰及夸张妆容婚纱照，写真，儿童摄影等市场细分的崛起，二千年初数码卡片机对胶片机毁灭性的冲击，后期手机所带来全民摄影时代的“影像泛滥”……

公私合营时，照相馆仍在红旗路虎林镇医院西这一老位置。1960年，荆山照相馆搬到糖酒公司东，现虎林宾馆对面文化路西南角。这个时期，照相馆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体制。

此时的虎林照相馆，按行业来算，只有荆山照相馆一家，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大批高级文化艺术人才齐聚虎林。牡丹江农垦局搬到虎林后，所属的《农垦报》、《北大荒文艺》、《北大荒画报》等文化单位的编辑部，都在虎林落了户。

1960年，是我国自然灾害最艰苦的一年。当年8月，农垦局党委号召机关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创收，缓解资金困难压力。后来又将美术摄影人员列入编外，自己解决工资。

在这种大环境下，《北大荒画报》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在现在的火狐狸服装超市这一位置，成立了“北大荒文化服务部”。说是文化服务部，实际上就是个照相馆。虎林县文化局安排文化干事张宝晋任经理，业务主要是著名记者吕向全。后来县文化局把原总后勤转业来的张国璋调来，又从文工团调来《解放军画报》的王惟。

1963年，随着牡丹江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的合并，所有机关人员和文化部门都搬到佳木斯去了。存在了三年的服务社，也寿终正寝了。

1958年，荆山照相馆改名为公私合营虎林照相馆，隶属于虎林县工商联合会。

1956年至1959年，公方并未派负责人到照相馆，照相馆的所有业务，仍由副经理李荆山负责。

1959年，厂县合一时期，农垦局安排上尉军官李秉和任照相馆经理。同时来的还有一位解放军画报社转业来的伤残军人宋义生，他抗日期参加革命，在战地拍照时腿被日军打断，是一位伤残的三八式老革命。他一直在虎林照相馆待到八十年代，后调河北省沧州照相馆任经理。

1961年，李秉和调走，少尉军官李杰从856农场调来接替李秉和职务。此时业务组长为李培森，李荆山退休回家。

1964年，李杰调往哈尔滨某院校任教。中尉转业军官黄宝林，从虎林县农机厂厂长位置，调任照相馆经理。

1967年，黄宝林调走，冷连真从县百货批发经理位置，调照相馆任经理。

冷连真调走后，郭振庭从百货批发公司经理位置，调照相馆任经理。之后，县政府管理员贾二海、程善翠、董延芳先后任经理。

大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虎林县商业服务公司对下属的八大公司进行了重组，组成了三个总店。第一店是工农兵饭店、大众饭店、回民饭店、迎宾饭店、虎林饭店。第二店是第一、二、三理发社。三店是浴池、照相馆，冰棍厂、迎宾旅社。第三总店主任是从三食品调来的全国劳动模范郑淑珍，副主任是董延芳。

郑淑珍，原为一百货售货员，后调三食品当售货员。她工作认真负责，服务热情周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合了影。

总店体制撤销后，她被组织任命为百货批发公司经理。

照相馆又恢复了经理负责制，经理先后是曲福英、副县长衣正奎爱人姜秀英、王焕武、白长林、张立仁、黄秀兰。

1964年，商业局在县委招待所斜对面盖了一栋房子，招相馆从糖酒公司东头，搬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照相馆，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平房，但这个平房比一般的房子举架高，前有高高的女儿墙，还外伸一块弧形的雨搭。

照相馆大门两侧是两个橱窗，里面展示着一些人物肖像。大多是笑靥如花，美丽而时尚的美女和英俊的小伙子，记得就有文工团王海燕妹妹的，还有一中齐肇慧和邓伟男老师的儿子。还有一些英模人物，如县劳模印刷厂厂长崔永盛。

    1972年照相馆全体职工国庆合影，由于由王焕武拍摄，他没有在照片中。前排左至右刘淑芹，范桂荣，闫凤珍，张玉杰，郝春玲，张立仁，彭静。二排左至右崔秀卿，郑玉芬，程善翠，吴宝香，徐德山，史正友，董延芳。三排左至右宋燕（宋义生女儿，不是照相馆职工，来看父亲正好遇到拍照，所以一起合影），宋义生，白长林，周立舜，初月才，于洪志，黄丹，杨群。四排左至右谢义爱，黄秀兰，孙艳云，于素娥，王玉兰，姜长凤，李静。

进入营业室是柜台，柜台南墙有个门可以出去，外面有一趟南北走向的平房，是照相馆的暗室，洗片、修版等都在这里进行。

暗房条件艰苦，屋里当时没有安排风扇通风，厚厚的帘子隔绝了外界的光线和空气，屋里十分闷热，终日弥漫着浓浓的药液味，可见暗房师傅工作是十分艰苦的。

营业室东面有个门，进去是照相馆东摄影室。这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初最早的摄影室。

照相馆西面和虎林财税所一墙之隔，东侧是虎林镇理发社、迎宾旅社。

财税所搬走后，空下的房子改为美术社，隶属于照相馆，是照相馆的一个部门。沈阳美术学院毕业的杨群，原为虎林农垦局文工团专业舞美师，文工团解散后，调入虎林照相馆。虎林照相馆六七十年代的背景画，全是由他一手绘成。1968年建在火车站前一道街十字路口的彩楼，也是由他设计并绘画的。而这之前，一些布景则是由李荆山绘制。 

在糖酒公司东时的照相馆背景，是一幅具有中国古典建筑特色的背景画。这是1963年虎饶县百货公司送吴家构书记合影。

美术社除了杨群，还有姜长凤、于素娥二位美工师。约在七十年代末，美术社从照相馆分离，独立成为一个文化单位。大约在九十年代，杨群调走，李所成任美术社经理。后企业改制，美术社解体。

美术社搬走后，原美术社就成为照相馆的西摄影室。照相馆在西墙北侧墙边打开一个门，把美术社和照相馆连为一体，原美术社成为照相馆的西摄影室。西摄影室南墙上挂一幅珍宝岛不容侵犯的背景画，西墙上挂了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背景画，这两幅画，均出自杨群之手。七十年代时，这是虎林照相馆两个政治性很强的背景，很多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具有年代记忆的影像。

杨群画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背景画

杨群画的珍宝岛不容侵犯背景画

原美术社西，隔一个窄巷，是虎林第二理发社，理发社西是回民饭店。理发社和回民饭店，和县委招待所隔一道街相望。照相馆则隔一道街，对着县委招待所东一个宣传栏和糖酒商店。

传统的照相行业，从布光、照相、冲印、整修、上色、晒片、装框等要经过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多讲究，一张照片从拍摄到完成，花时需要好几天。

1957年，照相馆购进了一台木制带轮的座机，取代老的三角架相机。这个新座机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由于设备简单，修理底片尤为重要。底片往往要经过极其细致的修整才能冲洗，底片修完冲洗出来，还要在照片上进行二次修理和手工上色。工具从铅笔换成了特制的毛笔和刮刀，颜色也是上色师傅自己调配，考的都是相馆师傅的真功夫。李荆山在修版及上色上，技艺出众。但随着年龄大了后，这些活就由小一辈去做了。而小一辈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技艺上有种青出于蓝的趋势。

修片是照相中一处重要的工序，就是通过‘接光线’来调整照片的明暗，用笔根据个人特点，及考虑胶片感光度、反差、宽容度等特性来勾引光线，有时候光线过度太生硬，就得“接”润和一点。修片技术要求十分严格，一点瑕疵没修好，会引来师傅的质问，这种严格造就了当时普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李荆山就是修片大师，他的侄子李培森，修版技术青出于蓝胜于蓝，技术不但是虎林照相馆的天花板，在省内也是有名修版大师。他在六十年代时，参加全省照相业职工技术比赛，获修版第一名。

六十年代，照相馆拍照基本是黑白照，只有北京、上海少数大地方有彩色底片。黑白照要有色彩，全靠手工着色，这就对美工的上色技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时的彩色照片，都是在照片洗印出来之后，再在上面涂上颜色而形成的。上色类似于绘画，油彩是用粗细不等的毛衣针缠上脱脂棉，再蘸上各色颜料，在照片上慢慢揉色。水彩是用毛笔在照片上着色，人物的服装、肤色都力求逼真。后来有了按光线养油彩的分面方法，着色技术日益精湛，做出来的照片形象丰满、色彩鲜艳。李荆山的女儿李春华，不但长得清秀漂亮，人也聪慧灵巧，在照片着色方面，不但到父亲亲传，还有许多自己独创的技法。在全省照相业职工技术比赛中获着色第一名。

荆山照相馆的彩色相片，李培基（左）在照相馆对面小杨树林（后电影院）练武。

李荆山的外甥王焕武和王奎武，职工董延芳，都是照相馆当家摄影师，他们在拍摄中构图干净，角度到位，用光巧妙，是单位优秀的摄影师。王焕武在全省照相业职工业务比赛和牡丹江地区一市六县业务考试中，获得第二名。

王奎武，牡丹江师范学校毕后，在虎林给镇长张永涛当通讯员。张镇长调任二九0农场场长后，王奎武调进照相馆工作。六十年代初，他参加全省照相业职工业务比赛，获得摄影比赛第七名的好成绩。在同次比赛中，董延芳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

大约1969年，虎林文化馆要排演《沙家浜》，由于王奎武嗓音清亮，唱功很好，被抽去主演郭建光。演出很成功，王奎武也一唱成名。由于他京剧功底了得，文化馆按人尽其才的原则，要调他到文工团工作。在文革期间，能进文工团或宣传队，是件荣光和幸运的事情。但王奎武却不想上文工团，就拒绝了邀请。后来，王奎武到了生产资料公司，当了一名司机。

当时，省里规定进入省级比赛前十名的选手，全部送到中国照相业最发达的上海去学习。李培森、李春华、王奎武、董延芳，都符合外出学习条件，但随后文革暴发，业务学习就此搁浅。

 （未完待叙）

素材提供王焕武，王学阳，李培基李肇东父子撰写的李氏家谱，照片由王焕武、秦丽娟、李培基，程善翠、曲道江提供，部分摘自李肇东主笔的李氏家谱。

岁月如一张蚀刻的铜板,老宅这两个字,一笔一划都刻痕记录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无论深浅，无论盈满空白，那些儿时最纯真、最朴实、最美好的记忆，凝结于斑驳模糊的字迹里，永存于厚重绵长的岁月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思乡情浓的时候，我们总会忍不住推开那扇虚掩着的木门，随着梦境沿着那一条条裂痕和笔划，去找寻朦胧的青春足迹，去回味年少时的青涩的甜蜜，去感悟天伦温馨的亲情……

老宅，阅尽人间风雨，历尽世道沧桑。是一段一段抚不平的乡思，是一片一片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一种思念起来就会心悸颤抖的情怀。它绵延了岁月的血脉，编织了悲欢离合，成就了一家人一辈子的相守。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写不完的亲情往事，都有太多的童年回忆。

我家的第一个老宅，称为老宅有些勉强。因为它是公产房屋，个人没有产权。但在这个房屋里，我渡过了学前及小学、初中的岁月，在这里感受的亲情温暖和经历的苦难、快乐，是我一生刻骨铭心的。

    地基被埋在土里的第一个老宅。

这栋房子在当时物资仓库（1968年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虎林批发站），应算档次比较高的房屋，但我家住在西房头，地基和山墙坐在坑里，所以西山墙和窗台下面被埋在土里的位置，常年潮湿，这是我母亲一直要搬家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我们这个居民区远离市区，城市化步伐在此放缓，这栋老房子历经六十多年风雨，仍然顽强的挺立在那。每次回去看到这栋承载着我童年记忆的老房子，心中总有种温馨的情感在涌动。

老宅靠西的窗户，整个窗台都埋在地下，窗外是一个缓坡。这个缓坡的最高处，要高出窗台一些。这是挖高低跨基础形成的。后来雨水冲刷，泥土将坑中的窗台下部掩埋了，就形成了外面泥土快到窗台这种现状了。

这个窗前漫坡，虽然对我家形成了常年潮湿的隐患，但对我却也是一天然的军事沙盘。我将漫坡挖成一道道战壕，用制瓦厂做瓦的黄泥，制作了各种趴在战壕射击的国军官兵，还制作了坦克、火炮等，并制作了些战死的士兵的尸首，毁坏的坦克，一片战场狼籍的场景遍布这个漫坡。每天都有很多小朋友来我家，趴在窗台上，观赏窗外漫坡上的战场。他们的赞叹和羡慕，也着实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

这个军事沙盘，在物资极度贫乏、精神娱乐荒芜的年代里，是我们这帮孩子们的精神圣地。和我关系好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到我家从窗户观看，也可以从窗户跳出去，在漫坡上实地观看。关系一般的，就不能请到室内观看了，只能在外面坡上，向下观看一番。这些初级泥塑，最怕下雨。一场雨，就将这些小泥人淋的面目全非，残破不堪。但好在我家离瓦厂很近，搞泥塑原料黄泥很容易，重新制作也不是难事。

我家隔壁先是转业军官申伯伯，后是沈阳来的杨广毅，他们俩都是批发站的领导。申伯伯家有三个男孩，和我们年龄相仿，所以经常打闹在一起。最出格的是，我们曾将两家的隔壁墙打了一个大大的洞，相互用竹筒做的水枪相互喷水。当然，这种出格的事，双方都少不了要挨家长一顿打。

后搬来的杨广毅一家，夫妻都是知识分子，为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他家的老爷子精神矍铄，长须飘逸，有种道家仙风道骨的气韵。老爷子还识文断字，经常看书并给我讲些历史故事。记得在他那里，我看过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红旗飘飘》等书。在六七十年代，这些难得的课外读物，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

应该说，老宅在当时应该是单位比较好的房子。因为这个房子，是有地板的，这在当时是比较稀少的。在房子的西山墙不远处，还有一个木板钉的公共厕所。这在当时的单位居民区里，是少有的公共设施。后来我猜想，这两栋房子是不是最早的干部房？因为当时驻虎林县的农垦局或完达山林管局的干部房，很多是装有地板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也确实有些当时单位的领导。

住在我家前趟房东头的，是一个当时被批判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批发站原站领导。他叫赖忠，黄浦第十四期第二总队学生。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文革中被打倒，时不时的会被带上高帽游街。

赖忠住的老宅。

赖忠家有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名叫小玲。她和赖忠及夫人的关系有些蹊跷，我没有见过她的父母，而和她生活在一起的赖忠夫妇，她叫姥爷和姥姥。

小玲长得娇小玲珑而且十分单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没有她这个年龄应有的纯情和快乐，圆圆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总是怯生生的目光，眼睛里藏匿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她给我的感觉是宛若柔弱的水仙花，总是给人一种小鸟依人般的让人怜爱疼惜的样子。

文革的狂潮，让年幼的孩子们，失去了纯真，我们也和大人一样，见到他的家人或她，也会喊“打倒赖忠！打倒反革命！”等口号。她每次都会蜷缩在她姥姥的腿边，用一双惊恐万状的眼睛瞅着我们。

看到她和她姥姥无言的躲开了我们，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轰的一声笑着四散跑开了。我们似乎感到我们在从事一种伟大的革命活动，自己对坏人人身的侵害和人格的践踏，完全是出于正义的，没有一点恃强凌弱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那种从小所受的欺侮和心灵的伤害，是她那个本应天真无暇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

她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家境还是相对我们这些贫下中农要好许多。她的家人有文化，对人彬彬有礼，有别于我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父母。而且她的家人很爱干净，经常为她洗澡，不管天气寒冷还是酷热。这在当时人们普遍不太讲究卫生的年代，还是比较罕见的。

一天天刚擦黑，一个小朋友诡秘的告诉我们，说赖的姥姥又要给她洗澡了。走！去看看！也不知是谁说的，我们几个小伙伴立刻响应，偷偷的跑到她家窗下。

由于她家的窗台很高，我们个子太矮够不着，所以在脚底下垫上几块砖头，手把着斑驳的水泥窗台，透过糊着报纸的缝隙，向里面窥视着。昏暗的灯光下，赖的姥姥蹲在边上，赖赤裸裸的站在洗衣盆里，单薄瘦削的身材，丝毫没有什么美感。可能是有点冷吧，她不太愿意洗澡，有点哭哭啼啼的样子。她姥姥边哄着她，边用毛巾为她洗澡。说实话，见到她在昏暗灯光下发黄的裸体，除了感到好奇和好玩，真的没有体会到后来画家或作家所描绘的那种丰姿绰约的妩媚，也没有一点被诱惑了的情或色的萌动。当然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的裸体，平板的和一个同龄的小男孩又有什么两样呢？几个小伙伴边看边叽叽喳喳，惊动了赖的姥姥，慈善的她此时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朝我们恫吓着。我们跳了下来，一轰而散，扔给老太太的是一串开心和兴灾乐祸的笑声……

老宅的东山墙，和下面的一条道路有近三四米的落差。文革期间，街道或某宣传队演出，或开批斗会，就会在山墙这块平地上进行。我们这两栋房子山墙墙面上的砖，经岁月的洗礼，已经斑斑驳驳，像是在诉说着年代的久远。方山头墙面上用黄色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已经剥落退色的让人难以辨认。

我们这个住宅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城市化氛围不足，乡土气息浓厚。父辈们的生活，还没有摆脱农民的生活方式。我们还会每天被父亲早早的叫起，当作一个劳动力去自留地里干农活。下午放学后，拿起一条麻袋，到农田里或郊野，去挖野菜作为猪或鸡鸭的食物。秋冬，我们不但要收割地里的庄稼，还要上北山去砍柴割草。那时的记忆里，空气中飘荡着的是荒野植被的味道和汗水的咸味。在少年的我看来，未来可能就要在这单调枯燥的乡村里生活，虽然心有不甘，但到底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年幼的心灵中，仍是困惑和无耐的。

这一时期虽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快乐，但更多的是生活艰辛困苦所留下的记忆。由于母亲长年有病，经常会到裴德医院住院，又加之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只有父亲微薄的工资养着全家，我们家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困难户。记得十岁左右时，父亲陪母亲去住院，春节只有我和哥哥和弟弟在家。看别人家包饺子过年，年少的我们哥三个也准备自己过个年。没有白面我们用玉米面，没有肉，就用一些白菜做馅，手忙脚乱中饺子做成了。但我们怎么会知道玉米面是没有粘性的，当沸滚的水将玉米面的饺子皮煮烂了，并让它成为一锅玉米粥时，我们三个孩子只能互看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流泪，而是无声的端起碗，悄无声息的吃下了我一生永远记忆犹新的年饭。后来当父母回来后，听到了我们是这样过的年时，他们眼睛湿润了……

六七十年代的北方住宅，每家门前都会有个砖砌或木板钉成的厦子，厦子即是进入主房的缓冲间，冬天可以避免寒风进入室内，也是存储农具和一些杂物的储物间。

童年的我，不知是因家境贫寒形成的自卑，还是渴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意愿被压抑，性格上有些孤独并有些早熟。吃完饭后，或闲暇时，经常从厦子攀爬到房顶，有时坐在烟囱边，有时躺在红瓦上，舒展着四肢，眼睛会长时间的看着天际翻滚着并不断变化着图案的云团，在它的翻滚起伏中，想象着古战场千军万马，奔腾厮杀的激烈场面。有时看着蓝天里静静不动的云朵，或成团状或成丝状悬挂在尉兰的天际，看着它们在湛蓝悠远的天空逍遥自在地遨游，头脑中总会把它们想象成这种或那种动物在天际悠闲地徜徉。那种悠然自得地观看蓝天白云，美美地享受云卷云舒带来的闲暇和惬意，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愉悦。

儿时的夜晚，停电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煤油灯是每家的必需，每天早晨起来，鼻空里都是黑烟，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

每当夜幕降临时，昏暗的煤油灯光，扫去了黑暗和室外的嘈杂，让人感到格外的恬静、安宁和温柔。我和弟弟及常在此居住的两个外甥，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里。我有时看着白灰墙和顶棚上斑驳的图案，脑海中幻显着云朵、各种动物，慢慢地在幻想中睡去。有时和他们讲着一些鬼故事吓唬他们，有时借着闪烁的油灯，用手做出各种造型投射在墙上，以此吓唬外甥，然后开心的大笑。玩累了，大家静静的不吱声了，听着屋外远外传来空旷而零散的鸡鸣狗叫，听着闹钟嚓嚓的声音，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居住北方的孩子，没有一个没有在冬天里挖过地道。那时漫过房子的大雪时有发生，早上起来推不开门是常有的事。我家的后菜园子，每年是积雪的地方，雪高在三米左右。我们学着地道战的作法，开始了挖掘。地道弯延伸展，中间还挖出休息室，里面再挖出床，凳子，还在凳子边沿刻上祥云鱼纹等图案。有时我们就躺在雪做的床上聊天，天南海北漫无边际。待在地道里，还真的比在外边暖和多了。

儿童淘气的天性，让我们时常在大人下班的路上挖上陷井，我们可以在原地取下圆的陷井盖，挖深后又将其原物放回，边沿用雪配合上相近的灰色，掩盖的一点也看不出痕迹来，有的地方还用鞋子盖上脚印。挖好后，就躲藏在一边静观大人下班后的狼狈。每当看到那些大人掉进我们挖的陷井后，我们都开心的放声大笑。当大人们严肃的问是谁干的时，我们谁也不承认，并也不出卖同伙。一次一个小伙伴的爸爸摔进去后，他爸爸一个巴掌把他打的晕头转向，我们也吓得四散逃跑了。

文革时期，学校革命化办学，时常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学农劳动。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学校组织劳动，要学生自己中午带午饭。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是带上铝饭盒，里面装上白米饭或白面馒头，虚荣心和自卑感，使我生怕同学耻笑于我家吃的麦麸子蒸的硬馍，所以我央求母亲也给我蒸点馒头带上。

吃上白面馒头，在当时的我家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由于孩子多，城镇定量根本不够吃，虽然种了很多自留地，但产量并不高。那一段时间，我家经常吃用麦麸子筛下细面蒸的一种代食品。在这种状况下，母亲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要求。尚不谙世事的我，不能理解母亲心里的苦楚和无奈，只是一味的将自己的不快用冰冷的语言和愤懑的肢体动作来发泄，这让母亲很是伤心。

由于生气和自卑，我没有带饭就到学校。让我惊诧的是母亲到学校给我送饭来了。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老师看到母亲送来的黑硬的馍镆，不但没有嘲笑我，而是小心翼翼地和我说要和换饭，她用骨子里善良，维护了我的自尊。她眼睛里透出的那束纯净柔光，如一泓春水荡漾在我的心海，让我忘记了羞涩和自卑……

其时，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是很窘迫的，也知道母亲说的话是对的，但那时太不懂事，太过于虚荣了，不懂生活的艰辛，不懂父母的慈爱。对于自己负气说出的伤害母亲的话，我也深深内疚。但在今后的人生中，一直没有对母亲说出心中的愧疚，这也成为我一生的一个憾事。

通过这件事后，我好像一下早熟起来了。当别的孩子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自己去井台打水担水，自己做饭洗衣了，而那时，我才是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

我的父母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还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农民的纯朴和厚道的农民家庭影响，让他们的心中都拥有根植于内心的善良，这种善良，生成了他们喜欢助人为乐的天生善意，也给我们的家庭奠定了与人为善的家庭氛围。这种善良，让我们在清贫中，没有得到他人的耻笑，反到是得到了邻人和友朋的尊重。父亲的一些老战友，周围农村的一些农民伯伯，都经常上我家来，和父亲谈天说地们，相处融洽。

1975年，我家从山坡上搬到了坡下，住进了一宅刚建好的砖瓦房里。这栋老宅，建筑面积并不比原来的那个房子大，但却算正了八经的老宅。

在这栋老宅中，我渡过了高中和青年时代，父母也是在这栋老宅中离世的。至今，这栋经历沧桑岁月的老宅，就像一位穿过时光隧道的老人，沉默不语地凝视着我们，静观发生在其面前的一幕幕人间戏剧。

母亲去逝后，父亲又在这栋老宅中住了十四年。这十四年，是父亲快乐又寂寞的十四年。久病的母亲去逝后，加之孩子们全都成家立业，父亲卸下了压在肩上的家庭重担，有时间回老家安徽省去探亲，也经常到一些老乡和朋友家中访友。从经济上和精神上，这一段时间父亲是没有压力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孤独年迈的父亲，老态毕显，各种疾病也找上了门。看着日益衰老的父亲，看着病魔缠身的父亲，我的心碎了一地……

父亲在老宅门前留影。1984年。

父亲在世时，我还经常回到老宅，和父亲喝点酒叙叙旧。父亲离世后，老屋回的少了。弟弟搬到楼房后，到老宅的次数就更少了。

但有时，心情烦躁时，还是想到老宅看看。在这里，沾染世俗的身心，能得到一种恬静安然的洗礼。困顿迷茫的灵魂，能得到一种抚慰。

老房子门前的路，因久不走人，长满了野草，显得是那么的苍老而荒凉。大门依然如昨，只是更加陈旧破败了。一把铁锁孤独地守着门，静谧中似乎在述说着那些久远而又温馨的故事。我透过门的缝隙向院子里张望，曾经干净温馨的小院子，如今长满了各种杂草，心中不免因此而生出无限的感伤。

    老宅的破门（2010年）。

    2018年冬拍的老宅照片，西房头原为高福才家，第二家是我家，第三家是梁会计和闫老师家，后来梁会计家搬走后是董相河（董三）家，房东头是董相河大哥和一姓赵北京女知青家。

独自站在偌大而空旷的院子里，目之所及，皆是回忆。一切又变得那样陌生，或者那样熟悉。儿时的记忆就像老旧电影的画面一样，从我的身边缓缓流逝。岁月风雨的剥蚀，让老宅砖瓦陈旧并裂出了很多缝隙，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苍伤。鸡窝和煤棚、柴禾棚都还在，只是更加破败了。没有了爹娘的院子，便什么都不是了，那种让孩儿心安的归属感，随回不去的旧时光，而永远消失了。

推开老屋的门，室内静谧的让人有种某名的不安。而在这种静谧中，又隐约听到老屋的哽咽。不知是人长大了后眼神也长大的关系，曾经感觉很高大的老宅，此时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显得如此低矮、窄小，萎缩不堪。因久不住人的关系，潮湿霉烂的味道让屋子凝重起来，但在其中，我却嗅到了父母的气息，嗅到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笑声笑语……

门边砖砌的鸡窝，虽然破旧但依然伫立在那。记得1981年一个冬天的傍晚，刚刚经历过一场情感挫折的我，站在门口鸡窝旁，向远方山边的庆福屯眺望。那天的月亮又圆又亮，加之雪地映射，视线无遮无拦，一片通阔。远处山下村庄和村前的大树，非常的清晰。如水墨画般古朴宁静的乡村，让人恍若回到了无忧的过去，那些伤感、温暖、感动、快乐的往事，如潮水从记忆深处缓缓走来，不断稀释清洗着我伤痛的心灵……

老房子伴随着我的童年、少年，一直到我成年工作。它承载着太多的前尘旧事，每一间房，每一扇窗棂，都有我们一家人曾经难舍难离的万千情结。他替我遮风挡雨二十余载，和我一起经历失恋的痛苦，写作的艰辛，新婚的愉悦，阖家团圆的幸福，失去父母的悲伤……如今，它被岁月侵蚀得斑驳陆离，好几处地方开始漏雨，房子和厦子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塌陷。但在我的心中，它是我心中最美好的灵魂伊甸园，精神的栖息地。

在抗联的队伍里，有许多朝鲜族的同志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1928年起就在中国东北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崔yj。1933年6月参与创建饶河抗日游击队。1972年，崔yj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华。在访问过程中，和周el同志谈了他在抗联时的一些老战友，提到了虎饶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李芸芝。因此，在崔回国后，黑龙江省民政厅就按名单开始查找老抗联人员。在集贤监狱里找到李芸芝，因没有评反，就按取保候审手续把李芸芝释放回家。

李芸芝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后，开始写材料申诉。1979年，集贤县组织相关部门核查此案。经过多方档案和知情人查证，没有发现李芸芝出卖党组织、出卖同志的投降变节行为。

1979年，集贤县委组织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专门会议，决定将李芸芝案子按冤假错案予以平反，集贤县领导还专门为李芸芝召开平反大会。按抗联老干部恢复了一切政治名誉，享受正团级待遇，补发了一定数额工资……

李芸芝(前排右)和小儿子李万山（后排左）、大儿子（前排左）、小女儿（后排中）、二儿子（后排右）1979年平反后回虎林县到几个住在迎春的孩子家和孩子们合影。

1979年夏，洗清冤屈的李芸芝回到了阔别几十的故乡虎林，他是带着集贤县委平反结论回来的，也是带着一身的轻松回来的。这份轻松的心情，对于他而言已是久违的了。

当时的虎林县委书记王汉章，亲自接待了这位传奇的前辈：原虎饶地区第一任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创始人。王汉章书记热情接待并问李芸芝有什么要求，李芸芝对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只字未提，而是提出政府能否在仁爱、忠信、倒木沟那一带建一个抗联英雄陵园或者纪念碑？这既是对和他共同战斗过的战友的一种缅怀，也是对红色虎林能永远传承抗联精神的一种期望。

李芸芝，共产国际红色间谍的特殊职业，早期老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让他对党无比忠诚。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外人误解，亲人结怨，家人遭难，本人蒙冤受屈。这一切，和他所坚守的信仰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他坎坷曲折的一生，让自己受尽屈辱和磨难，也让自己的家人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株连。作为叛徒、特务的子女，他们属于控制使用的人，入团、入党、提干，都受到直接影响。她的前妻，因私愤害了他，得到了报复的痛快。但影响到自己子女的前程，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也应是她最后悔的事情。

1992年，92岁的李芸芝溘然长逝，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李芸芝，这位坐过日本鬼子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的人。他家境富有，却抛家舍业投身抗日。他为党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国民整体愚昧的混沌年代，他已经成为一名忧国忧民有信仰的人。他被别人误解或不理解，并不是他做错了什么，而是那些误解他的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同流俗的李芸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的品行，正是在这些误解者的质疑声中，不断得到升华……

本文素材、李芸芝照片，均由财政局退休干部柴芳华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虎林县最早的党组织是九牌（现在的东诚镇仁爱村）党支部，成立于1933年4月，比1934年4月成立的虎林区委早一年，比1936年7月成立的中共虎林县委早三年多。但官方记载虎林县第一任党组织负责人是李一平。而李一平组建虎林区委是1934年，比九牌党支部晚了一年。

最早成立的党组织有成立时间，却没有负责人。而最早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时，又比最早党组织成立时间晚。

这一蹊跷情况的产生，是由复杂的历史背景形成的。

虎林县党史最早记载的有党组织的时间是1933年4月，第一任党组织领导人是李芸芝，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在整编党史时，一些人提出异议，说李芸芝隶属苏联共产国际远东总部领导，组织关系不在国内党组织中，加之很多老一辈人对李芸芝有偏见的评价和异议，就连李芸芝自己的家里人对他也充满仇恨，加之后来李芸芝因被污为叛徒入狱，没有人真实公正地证明李芸芝的事。党史办栗公魁，老丁等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只能把李芸芝名字删除了。

此后，官方所记载的虎林最早党组织负责人就是李一平。当然，如果说按县委级党组织，李一平却也是没有错，他是虎林第一任县委书记。但在没有虎林县委之前，基层党组织的最早负责人，实事求是的说应是李芸芝。

虎林市东南原来有个忠诚乡，现在与东风乡合并叫东诚镇。原忠诚乡政府所在地东北方五六公里有个仁爱村，1933年前该村叫九牌，是闯关东老百姓开荒、种地、打渔的聚集地，后逐渐形成村落。1934年12月，日伪推出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在乡村搞“撤村并屯”“集中居住”，设立了一种惨无人道的“人圈”，目的最主要就是割裂百姓和抗日志士之间互相联系。妄图强化东北治安，维持殖民统治。日军把九牌周边零散户，都驱赶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村落，并起名为仁爱村。

   日本“撤村并屯”形成的村落，该图为1940年牡丹江某村落。

1929年至1933年时，虎林县并没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却有共产党的活动，或者说是有党员活动。

这个时期虎林县党的活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是苏联远东共产国际所领导的隐蔽战线的活动，或者叫谍报活动。这个基层组织叫沿江特委，书记为李芸芝，受远东共产国际领导。

由于该活动潜伏在民间，受共产国际单线领导，和抗联及国内的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所以当时党组织少有人知晓。但忠诚仁爱，忠信，倒木沟一带，当地无论年老年幼，都知道李芸芝是抗联，却不认识李一平。主要原因，李一平主要在饶河一带工作。

李芸芝(又名李蕴芝、李蕴之，李芸芳、)，汉族，辽宁人，1900年出生。李芸芝饱读私塾，聪慧过人。从小师从名家学医，在苏联远东地区和虎饶地区，是知名的江湖行医郎中。李芸芝经商有道，医术高超，家境比较殷实。由于他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海参崴经人介绍加入了苏维埃党组织，成为苏联远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部培训的红色间谍。1929年，他由苏共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老党员。由于其秘密工作的性质，他只受他的单线上级领导，负责在乌苏里江流域的虎饶包括密山一带，收集各种情报。

1929年秋冬之际，李芸芝带着苏联远东共产党总部给的活动经费和任务，以行医为掩护，回到九牌（仁爱村）居住。

李芸芝的上级领导人是个苏联上校，代号"大金牙"。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和国内也建立了联系，国内知道他身份并和他有联系的三个人为抗联高层领导李兆林（李兆麟）、郑如然、李万春。但很不幸，这三个人建国前后都牺牲了。这为后来李芸芝扑朔迷离的身份，以及跌宕起伏、曲折传奇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1935年的虎林县街景（现虎头镇）。

1935年的饶河县街景。

李芸芝回到虎林的1929年，虎饶地区既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更没有日本鬼子，三方只有共产党率先进入这一带。身负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李芸芝，从建立基层组织入手，首先成立了沿江特委，又随后成立了农会、妇救会、青年救国先锋队等组织。

组织成员中全是一些爱国青年，包括李芸芝爱人的大弟弟和二弟弟，也就是他的两个小舅子。

为了掩护工作，李芸芝在虎林镇原一小学东虎林镇电池厂（现市场路和胜利东街这个位置）院里，成立了东信贸易货栈，经营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及日用品，从事行医和跨国经商活动。当时虎饶地区的货栈，冬天基本上全都会上苏联进行易货贸易。李芸芝懂俄语，也会日语，这为他做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经常往返苏联，表面看是经商贸易，但实际上是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1933年之前，虎林地区党组织主要是李芸芝这条秘密战线。1933年3月，抗联七军的毕于民到虎林县，在九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这是虎饶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是在共产国际沿江特委基础上成立的。由于沿江特委成立较早，抗联及一些老人，后来还习惯称仁爱党支部为沿江特委。

该支部有三名党员。支部书记（特委书记）李芸芝（当时也叫李芸芳）,组织委员包立国，宣传委员于庆海，支部由饶河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由此，虎林县的党组织浮上了水面。

党旗是一个党的象征和标志，成立了支部就得有面党旗。李芸芝到忠信村，找到爱人娘家一个姓单的老太太，按照党旗的规格和要求做了一面党旗。同时，还做了一面忠诚乡农会的会旗。

九牌党支部缝制的农会旗帜、党旗。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农村实际土地改革分田地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忠诚乡农会的这面旗帜，是东北最早的一面农会旗帜，作为黑龙江省革命历史文物，现存放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和抗联第七军毕于民取得联系后，李芸芝公开身份是东信货栈掌柜。他以行医和经商为掩护，偷偷收集日本关东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苏联远东总部和抗联七军。远东总部对李芸芝的工作很满意，给了不少经费和武器弹药、粮食布匹，李芸芝将这些钱款物资都送给了抗联七军毕于民部队。东信货栈，既是抗联和远东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点，也是抗联军需供应基地。

作为一名专业特工，李芸芝胆大但又非常谨慎。为了组织安全，李芸芝把党组织的各种文件，枪支弹药、经费（包括银元和大烟膏），亲手埋在九牌（仁爱村）外草甸子边的柞树林里，标记是一棵大柞树。

但一场大荒火，让原来的地貌变得让人难以分辩。加上九牌（仁爱村）是穆棱河下游，每年汛期江水暴涨，经常发大水，天然泄洪区草甸子每年都被江水淹没几次。时间一长，曾经的标识物和地貌，变更得踪迹全无。

对于忠诚乡十里八村的人来说，草甸子里埋着抗联的东西，包括抗联七军撒到苏联临走时埋的东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为此，有的老百姓在那一带草甸子里像探宝一样寻找抗联的东西。李芸芝的通讯员张树林，也曾借打猎的机会，去找过好几次。大家去的时间不一样，但结果是一样：找不到踪迹。

抗战胜利后，李芸芝的大儿子，也拿着父亲李芸芝画的图纸，到这个草甸子里找埋下的东西，但也是无功而返。1979年，李芸芝和外孙刘荣海来到这块熟悉又陌生的旧地，但草甸子被连片耕地取代，“各适其正；焕然一新。”，实在是看不到当年一丝痕迹。从此，这批抗联重要文件和文物，就成为了至今未见天日的秘密。

由公安局后调林业局的老干部张树林，曾是李芸芝的通讯员，他回忆到：

李芸芝是虎饶这一带第一个沿江特委书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抗联七军在虎饶地区10余县坚持抗战十余年，作战数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但最后因缺医少药，弹尽粮绝被打散。剩下的七八十人，撤到仁爱村和倒木沟一带。面对关东军“撤村并屯”割裂百姓和抗日志士之间互相联系的恶劣环境，大家讨论后认为，只有到江东（虎饶当时老百姓管苏联叫江东）去，抗联才有活路。于是，抗联七军找到沿江特委书记李芸芝，要求他帮助过江。李芸芝立即和江对岸苏军联系，将抗联七军余部送过了江。

抗联七军余部到苏联后，苏联人把抗联人的武器全没收。怕这些人有传染病，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烧了，并让大家洗澡消毒理发。然后，每人发件套头苏联红军军服。短暂休整后，大家被装进闷罐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被送到了新疆。

盛世才的部队把身强力壮的从部队挑走一部分，老弱病残没人要，就地遣散。张树林岁数小体质弱，被淘汰后，只好一路上扒车，沿路乞讨要饭，历经磨难才返回虎林老家。

李芸芝所领导的沿江特委，收集情报，支援抗联，掩护同志们过江到苏联，多年成绩斐然。但因一个人的背叛，而遭日本关东军破获，李芸芝也被捕入狱。

李芸芝有个张姓表妹，是村妇救会会长，支部党旗和农会会旗缝制，她都是经手人之一。

一次，抗联领导李兆麟转给李芸芝一包大烟土，作为活动经费。当时烟土是硬头货，随时随地可以换（顶）钱用。由于李芸芝当时和家里闹矛盾，没法把烟土藏在家里，就把烟土放在妇救会长表妹家。哪曾想表妹一家不着调，学会了抽大烟，一家人把烟土给"黑了"。当李芸芝去取烟土时，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双方因此翻了脸。张姓表妹家知道李芸芝掌握抗联武装队伍，怕遭到抗联报复。于是恶人先告状，昧着良心跑到西岗牛岛司令部宪兵队，举报李芸芝是反满抗日的抗联分子。

警惕性很高的李芸芝预感到危险在临近，他并未因此慌乱，而是有条不紊的提前做好应急措施。他马上把党组织的全部人员撒离到密山，又由密山出境转移到苏联。接着销毁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物件。

1938年，日本宪兵把李芸芝抓捕归案，为了震慑老百姓反满抗日苗头，把李芸芝在各村屯游街示众，枪毙犯人到刑场陪绑好几次。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反满抗日分子李芸芝。

关东军驻虎林宪兵1943年合影。前排左侧士兵拿的旗子上写着虎林二字。

李芸芝在日本宪兵队被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酷刑。日本宪兵还把李芸芝爱人抓到西岗日本宪兵队监牢里，用爱人和小儿子的性命，威胁逼迫李芸芝承认是反满抗日分子。面对敌人的酷刑，李芸芝视死如归，严守组织秘密。面对被自己牵连的家人，他内心无比痛苦和内疚。但党的秘密高于一切，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是抗联分子，只说是亲戚借钱纠纷而污告自己。

随着李芸芝的入狱和支部成员撤离，党组织的上线和下线全部中断，共产国际和沿江特委的联系，也由此中断。中共虎饶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此销声匿迹。

李芸芝在日本监狱关了七年，一直到1945年9月日本鬼子从虎林逃跑，才从监狱里出来。

李芸芝入狱前，为了方便工作，经常和日本人吃吃喝喝拉关系，“不分彼此、情投意合”的日本朋友不少。入狱后，为了自保，和日本翻译官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一些人由此就说李芸芝和日本人关系不一般，和翻译官称兄道弟，肯定是日本特务。

莫须有的罪名在猜测中传播，特务的罪名就是这么出来的。

作为中共虎饶地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农会、妇救会、青年救国先锋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芸芝对说他是叛徒，感到非常冤屈。但他做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人李万春、郑如然牺牲了，原来的战友和同志转入苏联后联系不上了，抗联七军秘密联系人毕于民也牺牲了。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上级是李兆麟。于是，1946年3月，他来到了哈尔滨找时任滨江省副省长的李兆麟。但没想到，在哈尔滨还没与李兆麟见上面，李兆麟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中国的土地文化历史悠久，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强烈的，对土地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当时的东北，已经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都分到了自己的田地。几辈子想也不敢想的好事，今天楚想成真，人们的高兴是难以言喻的。

1948年，黑龙江省某地农民分土地。

此时的李芸芝，虽然为新政权的诞生而高兴，但又为自己的命运生忧。他像一个离群的孤雁，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他不想回到让他伤心的虎林，虽然这样会让他失去土地，失去作为一个农民最珍贵的东西，但他实在难以让自己以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身份回去。于是，他到集贤去找他的一个老战友，在集贤福利屯落了脚。

靠手艺吃饭首先要自己有真本事，李芸芝身怀医术绝技，在集贤县福利屯开了个中医诊所，由籍籍无名到逐渐小有名气，靠的是一身真本事。就这样，他在集贤县平淡的过了近十年。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在集贤福利屯看到李芸芝，回来后把李芸芝在集贤福利屯开中医诊所具体地点，告诉了李芸芝爱人。已经淡忘的怒火，因李芸芝的出现又被重新点燃了。经过全家人的谋划，联手写了一封举报信，寄给集贤县公安局，说李芸芝是叛徒和日本特务。

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这时有人举报日伪特务，这可是重大案件。集贤县公安局立即将李芸芝逮捕。蒙冤入狱是亲人举报，加之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找不到上级和下级证明人，李芸芝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上下长嘴也说不明白，

1958年，经集贤县人民法院按照叛徒和特务罪判处李芸芝无期徒刑，押送哈尔滨监狱服刑，与伪满时期的军警宪特和重刑犯关押在一起。

李芸芝因搞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经常要和日伪人员混在一起，其经历复杂和招摇的表象，被别人误为日本特务，到也算是情有可缘。但自己家人举报，对他怀有那么的仇恨，这是为什么呢？

这事说起来复杂，但也不复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李芸芝当时是沿江特委书记，一心为党的事业奔波，家里的事没精力和时间去管，还牵连家人受惊吓，吃了很多苦。两个小舅子的牺牲，更是让这种怨恨雪上加霜。再加上为了严守党的秘密，有些事也没有和家人说明白。时间一长，误会越来越深，仇恨也越来越大。

虎饶地区第一次反满抗日烽火是在仁爱村点燃的，李芸芝的大小舅子和二小舅子，都是李芸芝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同时他们还是青年先锋队骨干。一年冬天去打L，枪声引来了日本关东军，没收了他们的L枪。

年轻气盛的哥俩不服气，暗地里带着几个青壮年去袭击日本鬼子往虎头运输物资的汽车，交战中二小舅子让日本鬼子当场打死，大小舅子腿伤被俘，后被日本鬼子塞到冰窟窿里淹死。李芸芝爱人家姓余，是农村大户人家，一下死了两个年轻人，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余家人没把这国仇家恨记在日本鬼子身上，却记到了李芸芝身上。认为两孩子年少不懂事，是受李芸芝怂恿蛊惑，才打日本丧命的。

旧梁子还没有解开，新梁子又结下了。

1933年冬季，抗联七军残余部队撒退过江到苏联时，抗联干部刘山的家属姓辛的女同志，因怀孕快临产，身体极度虚弱，实在无法过江。抗联让沿江特委李芸芝书记，把这位姓辛女同志送回老家。由于当时日本鬼子为防抗联加强了治安管理，没有良民证根本进不了村子，李芸芝就叫人把她藏在野外的草垛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冷了，这位女同志也快临产了。这荒郊野外，别说生孩子，就是大人也没法生活。无奈之下，李芸芝把这位女同志藏在拉草的马车上，拉到自己的家里。见到丈夫带回一个快生孩子的女人，本就对他不满的爱人暴跳如雷恶语相向。李芸芝耐心解释，但爱人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相信他说的话。虽然李芸芝爱人怒不可遏，但也怕日本鬼子知道后，惹来杀身大祸。只能忍气吞声，让姓辛的女同志住下来。不久，孩子生下来了，但因营养不良，不到一个礼拜就夭折了，从女同志来，到生孩子坐月子，李芸芝的爱人在家不停的吵闹，闹得家里不得安宁。李芸芝感觉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就拉一车豆秸，把这个女人藏在马车里，拉到虎林东信贸易货栈。

东信贸易货栈是党组织的秘密工作站，知道的人很少，李芸芝爱人和娘家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李芸芝拉辛姓女同志走时，爱人让他再不允许回家，并且领着几个孩子回忠信娘家过日子去了。

姓辛的女人本身就是抗联战士，丈夫刘山去苏联后杳无音信，解放后才知道在苏联因病去逝了。这个外乡的抗联战士，没有身份证，在当时满洲国地界寸步难行，根本无法回老家去。李芸芝为了帮她办良民证，也为了保护她，和当时的很多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她假结婚，以便隐蔽和方便今后的情报工作。

但李芸芝的爱人并不知晓这个秘密，而是认为丈夫变心，喜新厌旧，既不听他的解释，还宣称和他恩断义绝，永不往来。

有家不能回，有孩子难见面，李芸芝心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后来的情报工作中，李芸芝和辛姓女同志长期相处，慢慢建立了感情，最后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夫妻。李芸芝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她也被抓了进去，但因没有证据，最后被放了出来。五十年代李芸芝蒙冤入狱，姓辛的女同志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成为他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

让两个内弟命丧日本鬼子手里的旧仇未消，抛妻弃子，背叛家庭的新仇又结下了。爱人和娘家人对李芸芝的仇恨，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

李芸芝被判无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但在监狱里没到二十年就出来了，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