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县最早的党组织是九牌（现在的东诚镇仁爱村）党支部，成立于1933年4月，比1934年4月成立的虎林区委早一年，比1936年7月成立的中共虎林县委早三年多。但官方记载虎林县第一任党组织负责人是李一平。而李一平组建虎林区委是1934年，比九牌党支部晚了一年。

最早成立的党组织有成立时间，却没有负责人。而最早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时，又比最早党组织成立时间晚。

这一蹊跷情况的产生，是由复杂的历史背景形成的。

虎林县党史最早记载的有党组织的时间是1933年4月，第一任党组织领导人是李芸芝，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在整编党史时，一些人提出异议，说李芸芝隶属苏联共产国际远东总部领导，组织关系不在国内党组织中，加之很多老一辈人对李芸芝有偏见的评价和异议，就连李芸芝自己的家里人对他也充满仇恨，加之后来李芸芝因被污为叛徒入狱，没有人真实公正地证明李芸芝的事。党史办栗公魁，老丁等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只能把李芸芝名字删除了。

此后，官方所记载的虎林最早党组织负责人就是李一平。当然，如果说按县委级党组织，李一平却也是没有错，他是虎林第一任县委书记。但在没有虎林县委之前，基层党组织的最早负责人，实事求是的说应是李芸芝。

虎林市东南原来有个忠诚乡，现在与东风乡合并叫东诚镇。原忠诚乡政府所在地东北方五六公里有个仁爱村，1933年前该村叫九牌，是闯关东老百姓开荒、种地、打渔的聚集地，后逐渐形成村落。1934年12月，日伪推出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在乡村搞“撤村并屯”“集中居住”，设立了一种惨无人道的“人圈”，目的最主要就是割裂百姓和抗日志士之间互相联系。妄图强化东北治安，维持殖民统治。日军把九牌周边零散户，都驱赶到这里，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村落，并起名为仁爱村。

   日本“撤村并屯”形成的村落，该图为1940年牡丹江某村落。

1929年至1933年时，虎林县并没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却有共产党的活动，或者说是有党员活动。

这个时期虎林县党的活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是苏联远东共产国际所领导的隐蔽战线的活动，或者叫谍报活动。这个基层组织叫沿江特委，书记为李芸芝，受远东共产国际领导。

由于该活动潜伏在民间，受共产国际单线领导，和抗联及国内的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所以当时党组织少有人知晓。但忠诚仁爱，忠信，倒木沟一带，当地无论年老年幼，都知道李芸芝是抗联，却不认识李一平。主要原因，李一平主要在饶河一带工作。

李芸芝(又名李蕴芝、李蕴之，李芸芳、)，汉族，辽宁人，1900年出生。李芸芝饱读私塾，聪慧过人。从小师从名家学医，在苏联远东地区和虎饶地区，是知名的江湖行医郎中。李芸芝经商有道，医术高超，家境比较殷实。由于他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海参崴经人介绍加入了苏维埃党组织，成为苏联远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部培训的红色间谍。1929年，他由苏共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老党员。由于其秘密工作的性质，他只受他的单线上级领导，负责在乌苏里江流域的虎饶包括密山一带，收集各种情报。

1929年秋冬之际，李芸芝带着苏联远东共产党总部给的活动经费和任务，以行医为掩护，回到九牌（仁爱村）居住。

李芸芝的上级领导人是个苏联上校，代号"大金牙"。九·一八事变之后，共产国际和国内也建立了联系，国内知道他身份并和他有联系的三个人为抗联高层领导李兆林（李兆麟）、郑如然、李万春。但很不幸，这三个人建国前后都牺牲了。这为后来李芸芝扑朔迷离的身份，以及跌宕起伏、曲折传奇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1935年的虎林县街景（现虎头镇）。

1935年的饶河县街景。

李芸芝回到虎林的1929年，虎饶地区既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更没有日本鬼子，三方只有共产党率先进入这一带。身负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李芸芝，从建立基层组织入手，首先成立了沿江特委，又随后成立了农会、妇救会、青年救国先锋队等组织。

组织成员中全是一些爱国青年，包括李芸芝爱人的大弟弟和二弟弟，也就是他的两个小舅子。

为了掩护工作，李芸芝在虎林镇原一小学东虎林镇电池厂（现市场路和胜利东街这个位置）院里，成立了东信贸易货栈，经营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及日用品，从事行医和跨国经商活动。当时虎饶地区的货栈，冬天基本上全都会上苏联进行易货贸易。李芸芝懂俄语，也会日语，这为他做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他经常往返苏联，表面看是经商贸易，但实际上是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1933年之前，虎林地区党组织主要是李芸芝这条秘密战线。1933年3月，抗联七军的毕于民到虎林县，在九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这是虎饶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是在共产国际沿江特委基础上成立的。由于沿江特委成立较早，抗联及一些老人，后来还习惯称仁爱党支部为沿江特委。

该支部有三名党员。支部书记（特委书记）李芸芝（当时也叫李芸芳）,组织委员包立国，宣传委员于庆海，支部由饶河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由此，虎林县的党组织浮上了水面。

党旗是一个党的象征和标志，成立了支部就得有面党旗。李芸芝到忠信村，找到爱人娘家一个姓单的老太太，按照党旗的规格和要求做了一面党旗。同时，还做了一面忠诚乡农会的会旗。

九牌党支部缝制的农会旗帜、党旗。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农村实际土地改革分田地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忠诚乡农会的这面旗帜，是东北最早的一面农会旗帜，作为黑龙江省革命历史文物，现存放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和抗联第七军毕于民取得联系后，李芸芝公开身份是东信货栈掌柜。他以行医和经商为掩护，偷偷收集日本关东军军事情报，提供给苏联远东总部和抗联七军。远东总部对李芸芝的工作很满意，给了不少经费和武器弹药、粮食布匹，李芸芝将这些钱款物资都送给了抗联七军毕于民部队。东信货栈，既是抗联和远东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点，也是抗联军需供应基地。

作为一名专业特工，李芸芝胆大但又非常谨慎。为了组织安全，李芸芝把党组织的各种文件，枪支弹药、经费（包括银元和大烟膏），亲手埋在九牌（仁爱村）外草甸子边的柞树林里，标记是一棵大柞树。

但一场大荒火，让原来的地貌变得让人难以分辩。加上九牌（仁爱村）是穆棱河下游，每年汛期江水暴涨，经常发大水，天然泄洪区草甸子每年都被江水淹没几次。时间一长，曾经的标识物和地貌，变更得踪迹全无。

对于忠诚乡十里八村的人来说，草甸子里埋着抗联的东西，包括抗联七军撒到苏联临走时埋的东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为此，有的老百姓在那一带草甸子里像探宝一样寻找抗联的东西。李芸芝的通讯员张树林，也曾借打猎的机会，去找过好几次。大家去的时间不一样，但结果是一样：找不到踪迹。

抗战胜利后，李芸芝的大儿子，也拿着父亲李芸芝画的图纸，到这个草甸子里找埋下的东西，但也是无功而返。1979年，李芸芝和外孙刘荣海来到这块熟悉又陌生的旧地，但草甸子被连片耕地取代，“各适其正；焕然一新。”，实在是看不到当年一丝痕迹。从此，这批抗联重要文件和文物，就成为了至今未见天日的秘密。

由公安局后调林业局的老干部张树林，曾是李芸芝的通讯员，他回忆到：

李芸芝是虎饶这一带第一个沿江特委书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抗联七军在虎饶地区10余县坚持抗战十余年，作战数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但最后因缺医少药，弹尽粮绝被打散。剩下的七八十人，撤到仁爱村和倒木沟一带。面对关东军“撤村并屯”割裂百姓和抗日志士之间互相联系的恶劣环境，大家讨论后认为，只有到江东（虎饶当时老百姓管苏联叫江东）去，抗联才有活路。于是，抗联七军找到沿江特委书记李芸芝，要求他帮助过江。李芸芝立即和江对岸苏军联系，将抗联七军余部送过了江。

抗联七军余部到苏联后，苏联人把抗联人的武器全没收。怕这些人有传染病，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烧了，并让大家洗澡消毒理发。然后，每人发件套头苏联红军军服。短暂休整后，大家被装进闷罐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被送到了新疆。

盛世才的部队把身强力壮的从部队挑走一部分，老弱病残没人要，就地遣散。张树林岁数小体质弱，被淘汰后，只好一路上扒车，沿路乞讨要饭，历经磨难才返回虎林老家。

李芸芝所领导的沿江特委，收集情报，支援抗联，掩护同志们过江到苏联，多年成绩斐然。但因一个人的背叛，而遭日本关东军破获，李芸芝也被捕入狱。

李芸芝有个张姓表妹，是村妇救会会长，支部党旗和农会会旗缝制，她都是经手人之一。

一次，抗联领导李兆麟转给李芸芝一包大烟土，作为活动经费。当时烟土是硬头货，随时随地可以换（顶）钱用。由于李芸芝当时和家里闹矛盾，没法把烟土藏在家里，就把烟土放在妇救会长表妹家。哪曾想表妹一家不着调，学会了抽大烟，一家人把烟土给"黑了"。当李芸芝去取烟土时，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双方因此翻了脸。张姓表妹家知道李芸芝掌握抗联武装队伍，怕遭到抗联报复。于是恶人先告状，昧着良心跑到西岗牛岛司令部宪兵队，举报李芸芝是反满抗日的抗联分子。

警惕性很高的李芸芝预感到危险在临近，他并未因此慌乱，而是有条不紊的提前做好应急措施。他马上把党组织的全部人员撒离到密山，又由密山出境转移到苏联。接着销毁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物件。

1938年，日本宪兵把李芸芝抓捕归案，为了震慑老百姓反满抗日苗头，把李芸芝在各村屯游街示众，枪毙犯人到刑场陪绑好几次。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反满抗日分子李芸芝。

关东军驻虎林宪兵1943年合影。前排左侧士兵拿的旗子上写着虎林二字。

李芸芝在日本宪兵队被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受尽酷刑。日本宪兵还把李芸芝爱人抓到西岗日本宪兵队监牢里，用爱人和小儿子的性命，威胁逼迫李芸芝承认是反满抗日分子。面对敌人的酷刑，李芸芝视死如归，严守组织秘密。面对被自己牵连的家人，他内心无比痛苦和内疚。但党的秘密高于一切，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是抗联分子，只说是亲戚借钱纠纷而污告自己。

随着李芸芝的入狱和支部成员撤离，党组织的上线和下线全部中断，共产国际和沿江特委的联系，也由此中断。中共虎饶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此销声匿迹。

李芸芝在日本监狱关了七年，一直到1945年9月日本鬼子从虎林逃跑，才从监狱里出来。

李芸芝入狱前，为了方便工作，经常和日本人吃吃喝喝拉关系，“不分彼此、情投意合”的日本朋友不少。入狱后，为了自保，和日本翻译官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一些人由此就说李芸芝和日本人关系不一般，和翻译官称兄道弟，肯定是日本特务。

莫须有的罪名在猜测中传播，特务的罪名就是这么出来的。

作为中共虎饶地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农会、妇救会、青年救国先锋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芸芝对说他是叛徒，感到非常冤屈。但他做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人李万春、郑如然牺牲了，原来的战友和同志转入苏联后联系不上了，抗联七军秘密联系人毕于民也牺牲了。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上级是李兆麟。于是，1946年3月，他来到了哈尔滨找时任滨江省副省长的李兆麟。但没想到，在哈尔滨还没与李兆麟见上面，李兆麟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中国的土地文化历史悠久，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强烈的，对土地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当时的东北，已经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都分到了自己的田地。几辈子想也不敢想的好事，今天楚想成真，人们的高兴是难以言喻的。

1948年，黑龙江省某地农民分土地。

此时的李芸芝，虽然为新政权的诞生而高兴，但又为自己的命运生忧。他像一个离群的孤雁，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无助。他不想回到让他伤心的虎林，虽然这样会让他失去土地，失去作为一个农民最珍贵的东西，但他实在难以让自己以这样一个不清不白的身份回去。于是，他到集贤去找他的一个老战友，在集贤福利屯落了脚。

靠手艺吃饭首先要自己有真本事，李芸芝身怀医术绝技，在集贤县福利屯开了个中医诊所，由籍籍无名到逐渐小有名气，靠的是一身真本事。就这样，他在集贤县平淡的过了近十年。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在集贤福利屯看到李芸芝，回来后把李芸芝在集贤福利屯开中医诊所具体地点，告诉了李芸芝爱人。已经淡忘的怒火，因李芸芝的出现又被重新点燃了。经过全家人的谋划，联手写了一封举报信，寄给集贤县公安局，说李芸芝是叛徒和日本特务。

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这时有人举报日伪特务，这可是重大案件。集贤县公安局立即将李芸芝逮捕。蒙冤入狱是亲人举报，加之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找不到上级和下级证明人，李芸芝跳进黄河洗不清，浑身上下长嘴也说不明白，

1958年，经集贤县人民法院按照叛徒和特务罪判处李芸芝无期徒刑，押送哈尔滨监狱服刑，与伪满时期的军警宪特和重刑犯关押在一起。

李芸芝因搞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经常要和日伪人员混在一起，其经历复杂和招摇的表象，被别人误为日本特务，到也算是情有可缘。但自己家人举报，对他怀有那么的仇恨，这是为什么呢？

这事说起来复杂，但也不复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李芸芝当时是沿江特委书记，一心为党的事业奔波，家里的事没精力和时间去管，还牵连家人受惊吓，吃了很多苦。两个小舅子的牺牲，更是让这种怨恨雪上加霜。再加上为了严守党的秘密，有些事也没有和家人说明白。时间一长，误会越来越深，仇恨也越来越大。

虎饶地区第一次反满抗日烽火是在仁爱村点燃的，李芸芝的大小舅子和二小舅子，都是李芸芝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同时他们还是青年先锋队骨干。一年冬天去打L，枪声引来了日本关东军，没收了他们的L枪。

年轻气盛的哥俩不服气，暗地里带着几个青壮年去袭击日本鬼子往虎头运输物资的汽车，交战中二小舅子让日本鬼子当场打死，大小舅子腿伤被俘，后被日本鬼子塞到冰窟窿里淹死。李芸芝爱人家姓余，是农村大户人家，一下死了两个年轻人，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余家人没把这国仇家恨记在日本鬼子身上，却记到了李芸芝身上。认为两孩子年少不懂事，是受李芸芝怂恿蛊惑，才打日本丧命的。

旧梁子还没有解开，新梁子又结下了。

1933年冬季，抗联七军残余部队撒退过江到苏联时，抗联干部刘山的家属姓辛的女同志，因怀孕快临产，身体极度虚弱，实在无法过江。抗联让沿江特委李芸芝书记，把这位姓辛女同志送回老家。由于当时日本鬼子为防抗联加强了治安管理，没有良民证根本进不了村子，李芸芝就叫人把她藏在野外的草垛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冷了，这位女同志也快临产了。这荒郊野外，别说生孩子，就是大人也没法生活。无奈之下，李芸芝把这位女同志藏在拉草的马车上，拉到自己的家里。见到丈夫带回一个快生孩子的女人，本就对他不满的爱人暴跳如雷恶语相向。李芸芝耐心解释，但爱人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相信他说的话。虽然李芸芝爱人怒不可遏，但也怕日本鬼子知道后，惹来杀身大祸。只能忍气吞声，让姓辛的女同志住下来。不久，孩子生下来了，但因营养不良，不到一个礼拜就夭折了，从女同志来，到生孩子坐月子，李芸芝的爱人在家不停的吵闹，闹得家里不得安宁。李芸芝感觉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就拉一车豆秸，把这个女人藏在马车里，拉到虎林东信贸易货栈。

东信贸易货栈是党组织的秘密工作站，知道的人很少，李芸芝爱人和娘家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李芸芝拉辛姓女同志走时，爱人让他再不允许回家，并且领着几个孩子回忠信娘家过日子去了。

姓辛的女人本身就是抗联战士，丈夫刘山去苏联后杳无音信，解放后才知道在苏联因病去逝了。这个外乡的抗联战士，没有身份证，在当时满洲国地界寸步难行，根本无法回老家去。李芸芝为了帮她办良民证，也为了保护她，和当时的很多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她假结婚，以便隐蔽和方便今后的情报工作。

但李芸芝的爱人并不知晓这个秘密，而是认为丈夫变心，喜新厌旧，既不听他的解释，还宣称和他恩断义绝，永不往来。

有家不能回，有孩子难见面，李芸芝心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后来的情报工作中，李芸芝和辛姓女同志长期相处，慢慢建立了感情，最后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夫妻。李芸芝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她也被抓了进去，但因没有证据，最后被放了出来。五十年代李芸芝蒙冤入狱，姓辛的女同志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成为他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

让两个内弟命丧日本鬼子手里的旧仇未消，抛妻弃子，背叛家庭的新仇又结下了。爱人和娘家人对李芸芝的仇恨，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

李芸芝被判无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但在监狱里没到二十年就出来了，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