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自己拍过三部电影，都是武侠：一部是《倭寇的踪迹》，一部是《师父》，还有一部就是现在的《箭士柳白猿》，不是个多产的导演。

这部电影改编自我自己写的小说《柳白猿别传》，柳白猿是一个具体的人，也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名号。

春秋战国时期，太子丹使荆轲刺秦。荆轲没有等到友人刺客柳白猿，才带了秦舞阳这个窝囊废。以前也有人问柳白猿这个人物的寓意是什么，我大概是这么说的，我要通过柳白猿来寻找中国人失去的容貌和名分。

现在很难在武打片里看到武术看到功夫，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群人穿着古代的衣服说着流行的话语，吊着威亚在绿布前飞来飞去。这样的武侠只有视觉奇观，见不到真。我拍《箭士柳白猿》，里面出现的武术，包括用抢和用弓的用法，在民间和历史上都是有据可循的。而这些东西首先就被现代武打片淘汰了，可以说我是用他们淘汰的东西在拍电影。我觉得一个东西的珍贵，不在于独创，而在于普遍性。《箭士柳白猿》里用的武术是在民间存在的，而不是我独创的，只不过将其搬上银幕是比较少见的。例如在片中我使用了划勒巴子（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条凳上，膝盖抵膝盖进行比武，先倒下或者摔出去的为输）。划勒巴子在上世纪 1910 年 至1920 年的天津非常流行，只是近年来知道并用这种方式来训练和比武的人也比较少了。但是你如果问一些正宗的武林后裔，他们是知道划勒巴子的。我也是小时候见过，所以想在电影中将其恢复过来。

《箭士柳白猿》，我主要拍了两种兵器，弓与枪。

射箭之道与君子之道有很多共通之处：射箭讲究中庸，不偏不倚，讲究静，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中国北方流行大枪主要有两种，岳武穆十三枪和赵子龙十八枪，而这两者都是刚猛凌厉的骁将。匡一民一生追求的是建功立业，而柳白猿则是一支离弦之箭寻找射回来的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事业的枪，与代表内心的弓，两者之间进行了对决，即“外在对决内在”。电影里，这两种代表传统的兵器跟西方的枪有一次微妙的交集，是西方的火器跟东方的冷兵器的历史交接，是一次冷兵器的绝响。电影并没有把习武之人写成丧家之犬，他们知道历史的变化，但在这之前有一次华丽的谢幕。我在这个电影里要呈现的，是人性的风骨，是末世武人被时代碾压之前的体面。

从《倭寇的踪迹》开始，就有人说我的电影不够主流。

那主流是什么呢，是好莱坞式的叙事和场面，还是晚会式的口号和娱乐？经济能把一切都扭曲，容易让人妥协，让人没有标准。但是我一直觉得电影是大众艺术，得有一个大众审美，必须不断地有人提个醒，才会形成大众审美观。一说商业片就是美女帅哥，这其实并不符合商业规律。我们追求好莱坞模式近三十年，每一年都创造新的票房纪录，但理念依然是稀缺品，观众还是很难获得终极的满足感。我们现在的电影数量越来越多，却并未因此而变得多元，反而越来越趋同，在寻找观众胳肢窝上用尽了手段。在这样的电影环境下，柳白猿被认为是一个异类，我很高兴。一个时代的叙事作品一定是需要大量的正剧充斥，然后再伴随着喜剧。如果一个时代只有喜剧没有正剧是不正常的。

我们谈论某些事情好像只有批判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

进入中年之后，我发现人们往往在批判后都进入了自毁的情绪，变得更加自私，更敢伤害别人。这也是我亲眼目睹很多文化批判的结果。《箭士柳白猿》是想给世界一个肯定，即便你经历很大的痛苦，但还是要有方向；即使在时代里茫然没有了方向，也要有一个定位，付出多大代价也不动摇。

一个人在电影院看完电影后，影片中要有一些东西在生活中得到延伸，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电影观。

【来源：知乎日报 文/徐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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