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师曾有过辉煌的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出版过《中国民歌主题小赋格曲集》钢琴专辑，翻译出版《应用和声学》、《键盘和声学》、《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史》等大量书籍。见到过他们夫妇的结婚照，惊呆了：太帅了！太漂亮了！当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蛮好看的。”师母一边忙解释：“不是漂亮，是年轻。”他们育有一双儿女。
一切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戛然而止：汪老师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书籍被封存禁用。女儿被吓成了神经病，经常发作，由于师母只得顾及发病的女儿，（后死于70年代）儿子经常流浪在外，以至于后来一直留有后遗症。因为两、三岁正是儿童懂事、学知识的最佳年龄。在教了我们一年多的课后，他被平反了，对我说：“那句话根本不是我说的！”后来才知道当年“评选”右派是按人口比例分配的！二十年几乎毁了整个家庭，而原因只是：那句话！相信各位知道这不是个例，还有比这更冤枉、更悲惨的！
先是教我们和声，此课按理只需交作业，改错。可他却坚持要一对一在钢琴上弹给你听，当面告诉你：这里错了、这里不太合适、那里你感觉......一个班二十几位同学“看门诊”，很累，很累。一次，我被排在最后，不知趣，改完题后又拿出我翻译的一篇短文请他指教。“我很累，每次改完题回家后必须要马上睡一觉。”
起先一直纳闷：上课干嘛带两副眼镜，换来换去，感觉很可笑。后来问他，他说：“一副是老花镜，一副是近视镜。”他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常常成为我和同学们课后的笑柄。他知道我们在背后学他的“普通话”，但不生气。
作品分析是作曲课四大件中的最后一门，也是综合了前三门的最重要的课程。他的课是开卷考，任选作品。此前，听说上一届一位拉大提琴的学生期末考写了一篇大提琴曲的分析文章。交卷数日后，汪老师问这位学生：“你最近是不是去过某某老师家？”那位学生被问傻了，此消息传开后很多学生都傻了。怎么这么料事如神！好多日子后，我问汪老师，他说：“前些日子在某本法语杂志上读到过类似文章，学校里懂法语的老师也就这么几位，所以我断定他......”
汪老师的作品分析课考试从交考卷到公布成绩大约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从你的学习态度、平时状况以及考卷水平综合考虑，反复思量。他当面和背后对我的最高评价“蛮用功的。”没想到他给我的期末考成绩是100！这是唯一的，也是此课不应该给的分数，但这让我足足自豪了许多年。现在想来我那篇文章实在是太一般般了，他是在鼓励我，我却当补药吃了。
八十年代学作曲的像一阵狂风，可据我所知汪老师没收过一个课外学生，（连我亲弟弟也没给面子）没收过一分钱。可当他的老师缪天瑞先生（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中央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要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词典时，他却倾力而为，未取分文：“缪先生七十多岁了还要编写词典！”
缪先生需要李叔同的另一名弟子刘质平、中国第一位歌剧作曲家（名字我忘了）和另一位早期作曲家（也忘名了）的资料时，我自告奋勇，因为地址都不详，有相当大的难度。我找过派出所，去过茶馆店，胡乱敲门，找到了其中一位。可这位作曲家的后代说：“我不认识你，你无凭无据，我怎么可以随便把材料给你？让钱君匋写个借条来。”折回，几日后去了钱君匋家。
去时正午，钱先生午休，已有好几位等在厅内。许久，钱先生起床，坐定后按惯例：“谁先来？”我当仁不让，说出原委。钱先生带上高度近视眼镜，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握笔，工工整整地写上纸条，然后签名、盖章。让我感动不已。
刘质平地址比较好找，其子与我一边聊正事，一边亮出了厚厚几本裱好的李叔同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后得知：当年以李叔同为界限，属国家文物，不得出国门。好开眼界，好好羡慕啊！当时刘质平之子在一所很普通的中学当老师，北京要举办李叔同纪念会。那时很少有人知道李叔同是何许人也，学校不同意他去北京。要介绍信，介绍信来了，盖章：中共中央国务院。这可引起了全校的轰动，把那位无知的校长吓得不轻，赶紧放行！
做完这些事我感觉很幸运，学到了许多知识，长了很多见识。可汪老师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为我申请了好几次跑腿费，而且说得非常气愤，终未果。最后是他个人掏腰包，送了我一套杨荫浏先生新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汪老师家藏有大量书籍，巨大的书桌总是凌乱不堪。我现在也拥有了许多书，但我的书总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橱里。那是因为我极少翻阅，我的书是摆饰，是装门面的。他家还挂有一幅钱君匋送给他的画，带一对对联：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这是他们多年友情的见证。
改革开放后，汪老师做过多次学术讲座，发表过无数学术论文。1983年他荣获匈牙利共和国柯达伊奖章，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有人请我去美国做学术报告，美国人喜欢现场问答，我有点担心，我的英语发音不标准，推脱了。”汪老师自学了至少四、五国语言，但极少说，应该是不显摆，也可能也是由于发音的问题。
有好几年，我大约每周要去汪老师家两次。请他给我改和声题，请他听我写的曲子，请他给我写去美国就读的介绍信......没送过一次礼，因为我知道：如果送了他也绝对不会收。更多的是聊当时音乐界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谈我个人的苦恼和许许多多的想法。他总是：“过去......”“以前......”举例谆谆诱导。汪培元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给与了我慈父般的爱。
多年后，我教了日本学生百原明子在一次课上我说：“奏鸣曲在日语中翻译得很好，念：so
na kiao ku.”（奏鸣曲sonata在字面上就表达了原意，so na
在发音上也近似。）百元明子说：“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应该念so mei qiao
ku。”课后，我立刻打电话给汪老师。他老人家尽然认错！这也是我和汪老师最后一次通话。
如今，汪老已驾鹤西去，相信天国没有这么多的冤案，相信汪老过得很好！
(2024-11-06 1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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