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
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小说。
小说涉及世情,可追溯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于是,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就常常被看做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之后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写情爱婚姻,或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是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在明末清初之际,大约七八十年间,极度繁荣。才子佳人小说从内容上看,多为有才华的读书人与才貌双全的官宦富家小姐的爱情婚姻故事。常见的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娇红记》等。
从叙事情节的形式上来看,有四种模式:一见钟情式。男女主人公偶然相遇,都惊羡对方的才貌,暗生情谊。
私订终身式。相遇之后,男女主人公以诗词为媒,传达爱慕之情,私订终身。
及第团圆式。即使处于困顿潦倒的生活中,男主人公依然努力寻求功名,最终金榜题名,或者奉旨完婚,或者取得双方父母认可,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拨乱离散式。私订终身之后,或者是由于小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或者是由于一方父母坚决反对,或者是由于一方的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使得男女主人公从此天各一方,饱尝艰辛。
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由宋公案类话本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末。
以反映冤狱为其主要情节,以颂扬和赞誉“清官”为主题。
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不仅清廉不苟,而且能持法平慎、秉公执法。崇“法”是清官文化的代表,清官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理”的代表,替天行道。公案小说的创作素材,许多袭自前代的法律文书、案例汇编,而这些小说很多成为封建官吏案头阅读之物,许多还明确表明是为官员审案理刑而编写的,供他们参考,并且有许多官员能够从中受到启示,使疑狱的决断获益匪浅。这一类小说主要有《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等,小说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艺术技巧圆熟,代表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最高成就。
三曹
三曹是指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之为“三曹”。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代表作《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把文人五言诗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他的五言诗作品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最著名的就是《洛神赋》。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七子”之称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们分别是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又因七人同居当时的邺中,故又称“邺中七子”。
“七子”的创作各有其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长于抒情。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七位文士。他们经常在竹林里携手共游,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所以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
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方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就是这些文士们的代表。在文学上,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唐代诗人别称
诗祖——陈子昂。元代方回称“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
诗杰——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诗佛——王维。因其虔诚信佛,在部分诗歌中宣扬佛教,赞美佛教的无声寂灭而得名。
诗星——孟浩然。清代陆风藻《小知录》称“诗星,孟浩然也”。
诗天子——王昌龄。他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
诗仙——李白。因其诗歌雄奇豪放而得名。
诗圣——杜甫。其诗沉郁顿挫,倾慕圣贤。
诗骨——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诗豪——刘禹锡。唐代白居易称“彭城刘梦得,诗豪也”。
诗魔——白居易。其作《与元九书》“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知其苦,非魔而何”。
诗囚——孟郊、贾岛。元好问《放言》称“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
诗鬼——李贺。因其诗歌设想奇绝,瑰丽凄恻而得名。
诗奴——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高岑
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的合称。“高岑”并称,始于杜甫的一首诗:“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是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而才学堪比沈约、鲍照。
高适、岑参的诗以“悲壮为宗”。他们都积极进取,但长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所作主要以边塞战争、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表现报国安边、治国安民的壮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或抒发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悲愤。其诗意气豪迈,情辞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样。
高适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暴露现实,笔调严谨,直抒胸臆,以常语感人;岑参擅长描绘奇境,抒发豪情,寓情于景,以奇语动人。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唐代宗大历年间10位诗人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据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载,十才子为李益、卢纶、吉中孚、韩
、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格律规整、字句精工也是他们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
大历十才子大多是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他们大都以王维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
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指唐朝著名的两位诗人孟郊和贾岛,二人以苦吟著称,因其平生遭际大体相当,诗之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急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故被后世并称为“郊寒岛瘦”。最早提出这一评语的是苏轼:“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元白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都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扬有抑。扬者始自张为,抑者始自杜牧。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包括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八大家之名始于明初朱右,他将以上八大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古文家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并加以整理和编选,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三苏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称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苏门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他们都是苏轼的门生,受到过苏轼的指导。
《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在众多门生中,苏轼最欣赏并重视的就是这四个人。他自己也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多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晁补之的词作,以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居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张耒对诗文亦有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南宋中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因他们同出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他们是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了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其中赵师秀为“四灵”之冠,声望地位最高。
他们的诗风承袭晚唐,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同时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满足于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他们的成熟极有限,但在当时的诗坛却得到广泛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