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56）进豫·洛阳：融合之路--拓跋鲜卑与华夏文明的交融--洛阳博物馆
(2020-01-16 15: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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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与呼伦贝尔博物院和大同博物馆联办的临时展“融合之路--拓跋鲜卑与华夏文明的交融”展，是鱼和先生洛博观展意外大礼包！鱼和先生的“晋行”，漏掉了大同博物馆，很是后悔，这次竟然在洛阳看到大同博物馆馆藏众多精品，幸运之至，幸运之至！
“融合之路——拓跋鲜卑与华夏文明的交融”文物展，是这三家博物馆共同策划、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展览。这三个博物馆所属地区--洛阳、大同与呼伦贝尔是历史上拓跋鲜卑民族文化遗产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由拓跋鲜卑族圣地嘎仙洞、呼伦湖，及兴盛地盛乐、平城、洛阳集结了“不同时期近400件陶器、瓷器、骨器、石器等代表性文物，展现了拓跋鲜卑一个起源于森林的小部落走出森林，跃马草原，跨过长城，饮马黄河，义无反顾地向中原进发的传奇历史。”
↓嘎仙洞和洞内石刻以及相关研究展板图示
东汉初年，北匈奴南迁，拓跋鲜卑部为拓展生存空间，在被追谥为宣皇帝的首领拓跋推寅率领下，从大兴安岭北段的莽林出发，向西南草原“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呼伦湖）迁徙。这是史书记载的第一次南迁，南迁的拓跋鲜卑部与当地的高车人、匈奴人杂居通婚。
公元二世纪中叶，拓跋鲜卑部族在被尊谥为圣武皇帝的首领诘汾带领下，再次南迁，由呼伦贝尔出发，历“九难八阻”，赖神兽引导，方抵达“匈奴故地”即汉代五原郡之地，在今河套北固阳阴山一带。形成“鲜卑父、胡母”的新族群。
↓内蒙古博物馆提供的文物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提供的文物
公元三世纪中叶，被尊谥为神元帝力微率部迁徙至盛乐，即内蒙古。后来其孙子拓跋猗卢在此建立代国，建国元年被追谥为高祖的什翼犍在盛乐修建云中盛乐宫，盛乐成为拓跋鲜卑的政治中心。至北魏道武帝拓跋圭时，进入了全盛。（简化自展板介绍）
↓盛乐博物馆提供北魏神兽纹砖，和林格尔县境内出土。
↓“大代万岁”瓦当
公元398年，道武帝由盛乐迁都至平城（山西大同），定国号为“魏”，北魏政权正式建立。开启平城时代。这一时期，地方割据，政权林立，经北魏拓跋政权九代居王整肃军武，终于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讨柔然，西征夏国，攻灭北燕、北凉，统一北方。（简化自展板介绍）
↓北魏人物纹金盘，大同博物馆馆藏。
↓北魏彩绘陶马，2000年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葬出土。大同博物馆馆藏。
↓北魏铺首衔环，大同博物馆馆藏。
↓忍冬纹鎏金铅铺首衔环大同交通苑公路局出土；莲花纹鎏金铜铺首衔环，2013年大同东信家居广场北魏墓葬出土。
↓《北史·大月氏传》记载：“世祖(太武帝)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在中国玻璃史上，北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考古发现的北魏玻璃器物，可从侧面反映出北魏王朝和西域的交流。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物都证实了平城时期的工匠已经掌握了传入的玻璃器制造技术，有了自己的玻璃制造作坊，同时将所生产的玻璃器装饰于釉陶壶上。下面是此次文物展上展出的玻璃器代表文物。（摘自洛阳日报）
↓波斯银币和连珠纹五铢金币。波斯银币，为大同市天镇县文管所藏。有关资料上介绍的洛阳市涧西区衡山路北魏墓出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罗马金币，展馆中未见实物。
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涧西区衡山北路北魏大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枚拜占庭帝国时期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光亮如新，异常珍贵。它一路流转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见证了北魏时期的东西方交流，也见证了北魏洛阳的辉煌。该金币在此次文物展中亮相。（摘自洛阳晚报）
↓蜻蜓眼玻璃珠，2013年大同市东信家居广场二期北魏墓出土，大同市博物馆藏；玻璃小瓶，大同市博物馆藏；玻璃小钵，2002年大同市迎宾大道北魏墓群出土，大同市博物馆藏。
↓大同博物馆馆藏文物
↓大同博物馆北魏毛德祖墓壁画。
↓大同博物馆馆藏北魏镇墓兽和北魏毛德祖妻张智朗墓出土的棺床。
↓大同司马金龙墓葬
↓司马金龙墓葬出土釉陶俑
↓北魏女侍俑头，大同博物馆馆藏。
传位到北魏孝文帝时，相对偏僻的塞北平城，土地因干旱寒冷而产粮数量有限，不能满足都城大量人口的生活需要，也不适合王朝的都城规模扩大。加之平城是“用武之地”，北方少数民族（柔然等民族）很容易对平城造成威胁。这些使得孝文帝产生迁都念头。地处中原腹地的汉代古城洛阳，因沃野千里、人口密集和文化发达，进入孝文帝视野。于是太和18年（494年），视为中原文化为正统的孝文帝，为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和笼络汉族上层地主，将国都正式从平城迁至洛阳，开启了北魏洛阳时代。一时间，北魏洛阳城宫阙巍峨、佛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六世纪闻名遐迩国际性大都市。（简化自展板介绍）
↓太和19年（495年），孝文帝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并在洛阳北邙山亲选墓地，“九王帝族”、“勋旧八姓”和其他内入的“余部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都埋在邙山。邙山北魏墓葬区规模宏大，西至红山乡杨家村，东至孟津送庄乡西岭头村，北至孟津，南达洛阳市区以北的邙山南坡，整个墓区东西长数十余里，南北宽十余里。（摘自展板介绍）
上图和下二图为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陶俑
↓陶毡帐
↓龙首铜帐钩
↓石灯
↓大同沙岭墓葬壁画宴饮图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雕帐座
↓彩陶牛车
↓洛阳博物馆提供的孟津北陈村王温墓葬出人物土俑
↓洛阳地区墓葬出土的北魏车马仪仗队陶俑
↓鱼最爱的牵手女俑
拓跋鲜卑结束了中国北方混乱局面，吸收、融合了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也吸引着西域各国人民的欢附，一时间中原地区成为先进文化的大熔炉，制度、经济、宗教、艺术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令人惊艳的新面貌，北魏洛阳时代，经历了民族大融合之后，新的文化因子在汉文化中孕育，转变为强盛隋唐帝国的基础。（摘自展板介绍）
北朝时，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在洛阳博物馆馆藏的北魏陶俑中，胡人的形象与汉人形象有着明显差异。胡人俑高鼻深目，满头卷发，头戴瓜形小帽或小毡帽，着圆领窄袖长衫，穿肥裤，蹬长靴，有武士俑、牵马牵驼胡俑、乐俑、舞俑等，表情生动，动作传神。（摘自洛阳晚报）
↓彩绘鲜卑武士陶俑，1965年洛阳盘龙冢村元邵墓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昆仑奴俑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北朝所见佛教图像、造像样式、信仰内容及造像形态等特征，基本上都在北魏形成典范。平城时代的佛教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佛教造像的兴盛离不开北魏以国家为主导的佛教政策与徙民政策。这一时期，成为后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相继开凿，并有闻名遐迩的少林寺，巩义石窟等开凿建造，可谓寺院林立，造像荟萃。（摘自展板介绍）
大同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石窟寺，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开凿于北魏平城时代，距今已有1600年之久。郦道元《水经注》首描述其盛况云：“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大小石窟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云冈石窟被誉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代印度健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了精湛独特、闻名世界的艺术风格。（摘自展板介绍）
↓云冈石窟遗址出土的石雕小千佛
↓北魏彩绘佛像石椁板，大同考古所藏。大同富乔垃圾发电场工地出土。
↓同上
↓同上
↓同上
北魏时期的洛阳城，“昭提栉比”、“法教如林”，佛教空前昌盛，可谓是沙门信徒的极乐世界。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胡灵太后等皆礼佛，上行下效使得贵族公卿争相趋附。《洛阳伽蓝记》记载：太和19年迁落至永熙三年约40年间，洛阳佛寺已多达1367所，胡僧3000多人，一时间“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凿石窟，造佛像，出现了龙门石窟、巩义大力山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偃师水泉石窟等众多石窟寺。后人由衷称赞：中国佛教之盛，莫比于北魏；中国佛教之美，莫盛于洛阳。（摘自展板介绍）
在塔基周围废墟发掘出土了大量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其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雕工之细腻，世所罕见，
尤其是一件长25公分的“北魏佛面相（残片）”，犹如残缺双臂的维纳斯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而沉稳神秘的微笑，更是让它拥有了“东方的蒙娜丽莎”的美誉头衔，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散发着永恒、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光彩。（节选自展板介绍）
上图和下图为永宁寺塔周出土佛像残件
↓偃师寇店西朱村出土的正光五年铜佛（下图左）和景明三年铜佛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矗立于洛阳南面的伊河两岸。龙门北魏佛教造像更多的是秀骨清像之汉风，少了许多云冈早期的健陀罗艺术因素。当时的古阳洞、宾阳洞等洞窟都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集中反映了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盛况、北魏时期高超的雕塑艺术水平。（节选自展板介绍）
↓交脚思维菩萨，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坐佛，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巩义石窟西距洛阳约44公里，位于巩义市城区洛河北岸的大力山脚下，是北魏皇室开凿的一座石窟，孝文帝太和年间创立了寺院，宣武帝时开始凿石为窟。现存南北洞窟5座，开凿于北魏晚期。巩义石窟现存数量众多的“礼佛图”浮雕群像，乃是全国石窟中所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节选自展板介绍）
↓北魏三尊菩萨造像，孟津出土。洛博馆藏。
欢迎来访，顺致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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