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王学义（河北省心理卫生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系兼职教授）

 1976年，他22岁，亲身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并幸免于难。32年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心理学者。具有“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心理学专家”双重身份的他，有话要说。

过了30年，“伤口”仍未愈合

32年前的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惊心动魄的一刻，唐山大地震在黑夜中悄然发生。

“那时候，我22岁，还是个学生。那天很晚才睡，大概12点吧，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气非常闷热，但谁也没有想到将有地震发生。”王学义教授回忆着那一幕。

“地震发生很快，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突然，整个（平房）屋顶塌了下来，幸亏没有碎，而且还有家具支撑着，因而我的身子没有被夹住，但却动弹不得。”

“当时主要有一种窒息感，感觉生命受到威胁！”回想过往，王学义仍心有余悸。

在被压后不久，有邻居赶来救助，徒手慢慢挖出了一条缝来，王学义和他的家人由此获救。

当时所有人都惶恐不安，“大地要裂开了”、“唐山可能被劈成大海了”、“所有人都会被淹死”等传言，让人们感到更加恐惧，纷纷往外逃命。

没有亲身经历过大地震的人，可能很难想象灾难对幸存者的心理影响之深、持续时间之久。

 “地震等重大创伤性事件，对人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心理创伤，”王学义教授有感而发，“直到现在，我也偶尔会出现当时的那种窒息感。”

“但这种情况并不算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解释道，“这只算是残留的一点点症状而已。”

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四个特点：第一，接触过创伤性事件，如地震、严重的事故；第二，重复出现创伤性体验，如不断地回忆受打击的经历，做噩梦，容易有触景生情的精神痛苦等；第三，持续性警觉性增高，像入睡困难或睡眠不深、易醒，过度担惊受怕等；第四，就是回避，极力不想过去的痛苦事件，不愿意与人交往，对亲人变得冷漠，兴趣爱好变窄，等等。

很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都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专家们对幸存者作过心理调查，结果令人惊诧：在接受调查的1813人里面，发生迟发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者竟达402人，占了22.17%。而且，其中的17人（0.94%），至今仍没恢复过来。

22.17%，0.94%，这意味着什么？1976年，当时的唐山已经是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就算减去遇难的24万多人，也还有70多万人啊！这样一算，相当于十几万人发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数字，能不让人震撼吗！

王学义回忆说，当年调查的时候，大家都对“唐山大地震”产生回避心理，都不愿提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其实，“这正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表现——回避。”王学义指出，病人害怕别人提及类似的情景或看见亲人的遗物或照片。

有一些人，即便能配合调查，但他们至今想起往事，也依然会哭泣、警觉性增高、情绪低落、做噩梦等。这就说明，创伤后心理的潜在影响在几年、几十年后依旧存在。

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有接近一半的人，在战后45年仍然存在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他们一听到战争或想到战争就紧张害怕。

面对此次汶川大地震，许多唐山人可能会回忆昔日唐山大地震的悲惨情景，甚至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情绪反应，变得脆弱，睡不着觉、做噩梦，看到电视里灾区的画面就选择回避等等。

但是，这些并不一定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长期存在，或许，只是残留症状的激发而已。譬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做梦，“见到”以前所发生的悲痛事件或死去的亲人，且突然惊醒，想象梦境如噩耗般来临……这就是残留症状之一。

“但要注意，若这种症状经常出现，那就完全有可能重新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王学义强调，因为常做噩梦，并从梦中惊醒，其实就是重大创伤对他刺激过度以后，出现警觉性增高，继而在梦中又再一次表达。这样，病人会产生紧张、回避、不愿意接触，内心不断地闯入以前的悲痛画面，并感觉做事没劲，没心情，注意力也不集中。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包括做梦在内的各种反应，乃以前的急性创伤后心理障碍的残留症状。特别是那些患病时间长的人，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关键是，我们得认识有这么一种病态。”王学义指出，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在急性应激障碍发生超过一个月后转变而致。这些病人当中，有1/3可能治愈，1/3可能变为症状慢性长期存在，1/3则可能残留症状。

不过，若我们进行积极心理干预，那可能只有5%会残留症状，甚至不转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心理问题。相反，若不干预，久而久之，有的病人的情感可能变得麻木、退缩，形成物质依赖（如酗酒），更严重者，还可以出现抑郁症，像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对事物不感兴趣，反应迟钝，感觉生活没意思，过度自责，甚至有轻生的想法。

心灵拯救，不要忘了这些人

昔日的唐山大地震，资源有限，且大家也没认识到心理干预的重要性，结果留下了“心”遗憾。今天，政府和社会都意识到了，在灾难发生的24小时后，就开始有心理专家进入灾区，开展“心理救灾”。

目前，灾区心理救助的重点，是青少年和儿童。但王学义提醒，也不要忘了以下四类人群。

第一类：成年人。

虽说成人承受应激的能力比小孩强，但其考虑的问题多，负担重，压力大，结果应激源变多，故而应激反应也可能更大。

而且，对于儿童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兴趣被激活，注意力很容易就转移了，以前的情景也随之被遮盖；但成人的世界观基本稳定，对事物的认识也基本定型了，难以转移。

再有，生活的现实，注定了成年人要比老人、小孩更具坚强的毅力，他们不能随便表现出被压跨的情绪，相反，要变得“坚强”，撑起大局。但这种情况下，其内心的痛苦，何时才能得到释放呢？

第二类：救援人员。

救援人员在整个救助过程中，经历了多少险情，目睹了多少悲惨画面，时刻都遭遇着各种心理上的创伤刺激。但因为“救人要紧”这个目标支撑着他们，当时心理也不会有所反应。

就如士兵打仗时，即便肠子都出来了，他也仍能继续跟敌人拼斗，难道他当时就不痛吗？这是因为一个信念——消灭敌人，支撑着他。但胜利以后，信念也随之消失，注意力转移到肠子，此时即感觉疼痛。所以，他们也应该及时得到心理干预。

第三类：轻受灾群众。

1998年1月10日，正值严冬季节，河北省张北尚义地区发生了里氏6.2级地震，人们的心理受到巨大打击。三个月后，有学者对受灾民众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灾情况较轻的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居然比受灾重的地区的居民更差。

按理说，受灾轻一点，创伤刺激小一点，心理的打击也应该小一点。上述调查得出的结论实在令人不解。

经过深入的了解，研究者发现，那些重灾区的民众更受关注，无论是支持援助和重建援助，都比受灾较轻者要好一点。而那些受灾较轻地区的人们，在那种凄凉的严冬里，感受到的温暖却较少。就如，即便受伤较轻，但没有很好的呵护，恢复也会很慢。

所以，面对汶川大地震，千万别忘了其他轻灾地区的人们。

第四类：远离灾区亲人的人或其他容易出现反应的人

通常说，亲身经历者、目睹者，创伤越大；与遇难亲属的关系越近，创伤越大；死亡事件越多，创伤越大。这些人虽未亲眼看见，但是，若他们的人格特征是属于易受伤、脆弱类型的，同样可能出现一些应激反应。这时，我们也应该干预。

但就目前而言，可能他们所得到的心理安慰，大部分是来自社会、学校、单位的支持和慰问，个别才可能有机会被安排心理干预治疗。所以，这类人群，关键要自己认识自己。同时，身边的每个人，请您也多关心一下他们。

注：原文刊于2008年第14期《家庭医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