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齐策四》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人去拜见学士田骈，他对田骈说:“久仰先生尊崇大义，不做官，而愿为人民服务。”

田骈问:“您是从哪儿听说的？”

那人回答说:“我是从邻居的女儿那儿听来的。”

田骈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人回答说:“我的邻居的女儿，宣称不愿嫁人，现在刚满三十岁了，却生了七个儿子。不嫁人虽是不嫁人，而超过出嫁的人所生的孩子多多了。现先生不愿做官，而俸禄三千钟，随从仆役有一百多人。您的不做官虽是不做官，可是富裕比起做官的人来还要富有呀。”

  那人批评田骈既满足自己的贪欲，又树立自己的清名，典型的言行不一，欺世盗名。

 田骈听后，觉得他说的是，虚心受教并表示感谢。

《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德经》中讲：“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一般人读经典只读一个文字表面，所以穷极一生，也不能从经典中见真，就比如这“知”与“行”，将其分开讲，是讲给会得宗旨的人听的，不知宗旨的人，就会从表面以为“知”与“行”是两个事物，其实他们本质就是一树上的本末，从来就是一体的。

  王阳明先生就直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认为知行是一回事，绝不能分为“两截”看待。“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什么功夫？致良知的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也就是良知发动了，不去顺着良知做，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失了正，也不是致良知了，或者说良知根本就没有得到澄明，还是处于被蒙蔽的状态。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换一个说法，就是唯一，行，换一个说法，就是要达到唯一所必须下的惟精功夫，或者讲，知是心，行即眼耳鼻口四肢的身的发动，修身就是心身合一的功夫，正如先生讲——

 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

   “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本身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工夫，以此先生直言道：“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的宗旨。”

  “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这不就是守住“良知莹彻”的本真状态吗？不就是“不违仁”吗？不就是“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吗？不就是“自诚明”吗？不就是“修身在正其心”吗？

   先生还化繁为简的开示人们道：“‘惟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 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上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今译——

徐爱由于未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与宗贤和惟贤再三讨论，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

徐爱说：“现在，世人都明知对父母应该孝顺，对兄长应该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是被私欲迷惑了，再不是知与行的原意了。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与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好色是知，喜好色是行。在见到好色时就马上喜好它了，不是在见了好色之后才起一个心去喜好。闻到恶臭是知，讨厌恶臭是行。闻到恶臭时就开始讨厌了，不是在闻到恶臭之后才起一个心去讨厌。一个人如果鼻塞，就是发现恶臭在跟前，鼻子没有闻到，根本不会特别讨厌了。亦因他未曾知臭。又如，我们讲某人知孝晓悌，绝对是他已经做到了孝悌，才能称他知孝晓悌。不是他只知说些孝悌之类的话，就可以称他为知孝晓悌了。再如知痛，绝对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自己肚子饥饿了。知与行怎能分开？这就是知与行的原意，不曾被人的私欲迷惑。圣贤教人，一定是这样才可以称作知。不然，只是未曾知晓。这是多么紧切实际的工夫啊！今天，世人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是何居心？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是何居心？倘若不懂得我立言的主旨，只顾说一回事两回事，又管什么用呢？”

徐爱说：“上古之人把知行分开来讲，亦是让人有所区分，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如此功夫方有着落。”

先生说：“这样做就抛弃了古人的意旨了。我以前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若说知，行已自在其中了；若说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知行并提，只因世上有一种人，只顾稀里糊涂地随意去干，根本不思考琢磨，完全肆意妄为，因此必须说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思考，根本不愿切实力行，只是无端空想，所以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正是古人为了救弊补偏，不得已而使之对策。假若明了这一点，一句话足够。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然后行。因此，我就先去讲习 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终生不得行者，必定终生不得知。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此种错误认识为时很久了。现在我说的知行事一，正是要对症下药，并非我凭空捏造。知行本体原本如此。现在如果知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关紧要，其实仍是一体。如果不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那只是聊聊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