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来好走/《泉城晨话》第4期

杨延斌

有一对大我几岁的好友夫妻，在开始闹疫情的前几年，欢聚过几次，每次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对夫妻的性格都是挺爽快的那类人，和朋友们相处得也很快乐。突然有一天，那位老大姐通知我说：“老弟，你哥昨天走了！他留下话说，别埋怨他没把真实病情告诉你！”

原来是，他三年前就被确诊癌症晚期，这对恩爱夫妻关于住院还是不住院，痛苦地纠结着商量几天几夜，最后男方终于说服女方，决定向所有亲朋好友隐瞒病情。渐渐地我才弄明白，病人为了躲避过度治疗，避免身体被弄得残缺不全而死得毫无尊严，才无奈地撒了个善意大慌。从此之后，夫妻俩形影不离，想谁就约谁聚聚，想看看哪处景色，背起背包就走。在最后一千多天里，他们就照着四个字活：随心所欲。

我不止一次地询问当医生的好友：他得的这种晚期癌症，没听说过有活着走出医院的，而且还走得很快，而我的朋友没住院治疗却快快乐乐地活了三年多，这不奇怪吗？

医生朋友答的也秒：什么样先进治疗，也给不了病人好心情。心胸宽广豁达是天底下最好的良药。

由此想到一个话题：好死强于赖活着。其实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憋了十几年了。我知道这种主张有悖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千年古训，这个观点也许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呛白怨怼甚至谩骂。

一个人的生命在谢幕时要保持起码的尊严。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惯性思维，应该把人的尊严作为前提。如果仅仅为了多存活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把人身弄得体无完肤，这种生命的延长很可能给病人造成极度难忍的痛苦，也可能是在违背病人的意愿。用砸钱的方式过度强留并不是真正的孝心。我以为让人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反而是盲动下的善意摧残。

医生断定病人不治的情况下，会征求亲人是否继续抢救，而这个时候的亲情就会盖过理智，主张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抢救。于是在一个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得不接受善意的加害，任由医生对赤条条的身体这一刀那一刀，甚至连麻药都不及打，就这儿开一道口子，那里插根管子地胡折腾一气，如果病人处于浑浑噩噩状态感觉不到疼痛还好，要命的是有人就是到了最后关头都保持着意识清醒。因为清醒着，就要挣扎抗争，但这时病人的嘴被呼吸机捂得严严实实，既动不得也喊不出，那种被强加的折磨，就像用刀子剜心一般。亲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恨不得把眼珠子瞪得冒出来。那不一定完全是疼的，很可能是病人最后时刻的愤怒。我以为这是亲人在好心办错事。

这种违背病人意愿的折磨和人间炼狱有什么区别？这是对病人的孝顺和尊重吗？显然不全是！我得过大病住过院，多次亲耳听到过病人的哀求：“我知道没救了，早晚躲不过一个死，我不怕。怕的是最后时刻把我扒得一丝不挂地抢救。请让我死得有尊严些吧！”

十年前我的二姐突然肝破裂，就是华佗在世也治不了。那天是大雾夜，能见度不到十米，120公里的路，我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才到达德州人民医院。二姐见到我时神志很清醒，她知道我说的话在孩子们面前管用，就笑着和我说：“姐没啥大病，吃点药就好了。你可别让他们给我打针或者开刀啊，我很怕！”当然姐姐并不知道，她已走到阎王殿门口了。

二姐就怕打针或者在身上开刀，这是她六十岁那年我才知道的。她五十多岁就掉得没几颗牙了，子女们动员她把仅剩的几颗牙拔掉，给她镶一口好牙，她却死活不听。孩子们知道二姐听我的话，就央求我说服她拔牙镶牙。二姐被我逼出一头大汗说：“别说拔牙，我看到针就眼晕心慌。”我才恍悟，二姐从来没打过针。我也曾经感到奇怪，二姐从小啥罪都受了，咋还能怕打针呢？后来我才明白，晕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疾病。

忽然想起曾经劝过二姐穿裙子，她却说“除了脸，露着哪儿都不好看。”可是在她的生命尽头，我却违背了她的意愿。我同意急救。结果，连裙子都不肯穿的二姐，神志清醒着赤条条躺在急救床上，任由着医生护士拾掇，二十四小时只允许两个亲人进去见一面。我进去时，二姐已经紧闭双眼，在呼吸机的助力下疑似喘息。之后我才反应过劲儿来，想到二姐在弥留之际，一定是挺恨我这个决定的。她一定羞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丢尽了颜面。

2022年1月20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