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4日，父亲逝世了，享年50岁。

 父亲由于多年的职业关系及58年我不太清楚的“跃进放卫星”的科研，又缺乏必要的防护，患上了一种特殊的血液病，任何医学都无回天之力。

那时我在上海读医学院二年级下学期，那年寒假回家我就觉得父亲老得特别快，头发也稀疏了，两眼眶往内凹陷，以为是父亲衰老，工作压力大之故，其实此时疾病已潜伏在身。回校上课几个月后，接到母亲来信说父亲病了，晕倒在工作场所，住院几天不见好转，已送到南京，在军区总院住院。 过几天又接母亲来信说“不见好，现在肝肿大，脾脏也肿大，血液指标很不正常，，，，”，凭我医学二年的知识，我知道父亲患的是血液病，已病危，上课时眼泪不停地流下来，被上大课的老师看到，他扫了我几眼后，不动声色继续上他的课，下课后我走到讲台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我父亲病危，我没有好好听你的课”，然后向学校请了假，买了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票去了南京，那时要6个小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火车。

到达南京后，直奔总院，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消瘦的面容，他看到我很高兴，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会好起来的，不要担心”，作为多年的医生，他何尝不知病症最后的结局，只有陪着的母亲不知道。她还相信会好起来。

   我到达南京还不满24小时，总院通知我们要将父亲转送到上海某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说那里对此病的治疗及研究比南京好，父亲由救护车送去，我和母亲坐火车去并拿来二张火车票，我们就动身（我又回上海）在火车开动前那个播音员的声音：亲爱的旅客：欢迎你，，有一个愉快的旅途，，，那天我听了“愉快”二个字真是十分刺心。

到了上海，由于父亲病症的特殊，也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关照，然而病情在天天加重，我看到父亲的全胸部经职业射线照射多的地方长出一个个小淋巴结，肝脾肾等内脏器官都已受损，血液指标已紊乱得非常，我知道没有多少日子了，我没有去上课，天天陪在父亲身旁，听着他断断续续的片刻回忆，逝世的前一天中年，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一生做错了一件事，不应该去你母亲家做招女婿，这是我一生的遗憾，，，”看到母亲外出回来到门口，什么话都不说了，也不用说了，作为女儿，多少年来的记忆和经历已深深理解父亲这个男人的悲哀。

  次日中午，父亲走完了一生，我在他身旁，看到父亲最后的挣扎和难受，此时我倒希望这一切早些结束。

父亲走后不久，院领导就找我们谈话，要作解剖，母亲一听连连摇头拒绝，说你们想都别想，他们又单独将我叫到办公室，对我单独谈话及开导

“你是医学生，你父亲的病很特殊，像广岛长崎死去的人，我们要解剖，将内脏全部取出来留下来研究，然后塞满东西缝好，穿上衣服，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我是医学生，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作主，你们去问我母亲”

“你母亲不会同意，只要你同意，我们就可以”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母亲同意了我就同意，如果母亲不同意，而我作女儿的单方同意了你们这样做，我会内疚一辈子”。

“你是学医的，怎么会这样想不通呢，这是对医学的贡献，人已经死了还怕什么”

“你们不要问我，去问我母亲” 他们看我态度坚决，不再与我说什么了，再去找我母亲谈解剖之事，我母亲大声哭泣几乎赶他们走。

就这样，父亲的尸体推进了太平间，要到明天早晨父亲浙江单位的车子才能到达，那一晚我一夜未合眼，我担心着他们会不会去解剖拿出全部器官，我在想，父亲的一生够悲惨的了，苦难的童年， 负重的中年，受运动冲击的壮年， 就这样让他安心走吧，别再去折腾他了，我悄悄地起身独自摸黑走向太平间，看看那里是否安静着，再摸黑回去陪着母亲，过段时间再到太平间看看动静，终于等到天亮。

 父亲的单位为他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南京军区的一位卫生部副部长来参加了，作了较高的评价并定为烈士，我在想，如果那几年少作些“运动”对象，或许抵抗力会强些，为什么人死了才是一大堆优点呢，活着时全是缺点污点呢。

家中的顶梁柱走了，留下五个子女及二个老人（祖母和外祖母）虽然有些怃恤金，单靠母亲一个人每月39元钱的工资（父亲工资每月200多元）无法支撑家中开支，从此艰难度日，我曾想退学找个工作，母亲没有让我退学，这点我感激她，还有三年医学院的学习，我出来了后，作为长女，养家，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