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留机关（一）

张  汾

     1977年8月的一天，当我接到机械工业部江北柴油机研究所的通知书时，我还是惊喜了一阵子。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将正式参加工作。工作的单位，就是大同市我们技工学校教室的楼下！

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

这得感谢父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我在技校即将毕业时，父亲突然在家乡的街上遇见了刘荣，便告诉起我的事情来。刘荣便说：“我大儿子在雁北地区工作，让他想想办法。”他的长子得到老父的指示后，马上给江北柴油机厂的刘部长打了电话。刘部长过去跟他是同事，自然不敢怠慢，马上就促成了我的分配事宜。对此，父亲对刘荣自然感激万分，马上想到要好好谢谢人家。刘荣说什么也不接受，说：“十五年前，要不是你破例开了一个证明，我大儿子江涛不知道多会儿才能入党。”父亲这才想起在六十年代初，刘荣因为成分不好怕耽误儿子的前程，找到父亲让开一份入党证明的事来。不过，父亲还是让我带了两包大同点心去看望了“刘大爷”。

与此同时，我忽然想到在技校办公室遇到的那个女孩子，她是……啊，我恍然大悟；他一定是厂里刘部长的女儿！不然，他怎么知道我的情况？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家乡重新带上行李，在江北柴油机研究所规定的时期内，上了火车。在车上。我遇见了一同去报到的同学阎中英，知道他也分配在这个单位，非常高兴。我们在大同市下了车后，乘上所里的班车，直接到了研究所的大门口。后来，在人事科一位干事的带领下，住进了8号楼，即所里的单身楼。

逗留机关（二）

张  汾

    江北柴油机研究所，前身是江北柴油机厂的技术科。1958年从厂里分出来后，随着科研队伍的逐渐扩大，科研项目逐渐变多变强，其规模在国内同行业中是最大的。目前，全所主要工作机构有四大部分：科研室、试验站、试制车间和行政机关。

第二天，我们到人事科报了到。从报道册上，我看到：我们技校共分来五个学生，其中铸工两个，我和阎中英；铣工班三个，刘宁生、刘兰香和孙梅芳。

在接下来时间里，所里首先对我们进行了一下午的安全教育。主讲人是报卫科的科长司仁堂。因为我们刚上技校时已经进行过一次，开始听时觉得不太新鲜，但他具体讲到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时，我还是仔细地听了一遍。

    此时，全国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了十来年后，即将举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啊！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我马上请假回到家乡征求父母的意见。

他们看我踏进家门，既感到惊喜，又好像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我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刚刚离开几天就回家来。当我将我有心参加全国高考的想法告诉他们后，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父亲。父亲想了一想，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有一碗饭了。再说，我和你妈都老了，身体又不好。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谁来供你？”我一想，也是啊！爷爷不是才活了50多岁吗？而父亲当时已经63岁了！

于是，我在痛苦了一天后，最终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想法，返回了所里。

当时，所里上下好像都沉浸在高考前的热潮中。那些适龄的年轻人，那些家里养着的适龄儿女的父母亲，急得到处找书找资料。所办公室的人不知道从哪搞到一套“文革”前的数理化高考试卷，让我加班加点刻了出来，然后印出上百份发了下去。

我对这些试卷的第一印象是难度不小，其中有部分试题，还是能够做上来的，但要拿高分，绝对不可能。

此时，父亲来看我。我却顾不上陪他。他走时，留下话：“你抽时间一定要到雁北地委看看刘凯大爷的儿子。另外，再到刘部长家坐一坐。”

父亲回到家乡后，将我在大同刻印高考试卷的事，告诉了城里一位舅舅的遗孀——妗子。她的闺女，也就是我的表妹葛嘉惠，正准备高考。于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让我无论如何搞一套资料给她。我不敢怠慢，赶忙从办公室取了一份寄了出去。

逗留机关（三）

张 汾

遵照父亲的意思，在一个礼拜天，我先骑车到了大同市，买了些点心和苹果，然后拐到雁北地委的家属宿舍看望了刘江涛夫妇。从他们那里，我还了解到：他们的女儿就是刘秀芬，而他们各自的弟弟分别是刘海涛和苏金柱，这三个人都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同时，我还得知：他过去的那位同事，即把我弄进所里的刘部长，是山西柴油机厂的宣传部的部长，叫刘青田。

从他家告辞出来，我在城里又买了些礼物，回到西花园。我先到江北柴油机厂的门岗处，问清了刘部长的住处后，才回到所里。晚上，七点多了，我便提着礼物径直走到厂里的家属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他家的楼门。

站在我对面的，正是那个技校女生！她一看到我，先是惊愕了一下，接着很快反应了过来，忙转头朝屋里叫了一声“爸爸”，然后通报似地说：“是张汾……”

我跨进门后，第一眼便看见从沙发上站起一位高大的中年人来。我将礼品放到茶几上后，笑着问：“您就是刘叔吧？”他腆着相当大的肚，似乎还喘着气，说：“哦，张汾，张汾……”。此时，从靠里的双人床上坐起一个躺着的女人来，哼哼呀呀的。我约莫她一定是刘部长的夫人，说：“您是姨吧？”。刘叔这才给我介绍：“她，身体不好，这几天又感冒了……哎，坐下，坐下……雁红，倒水！”我刚在另外一只沙发上坐定，她就端着一杯水进来了。

家里的光线很暗。一只大约只有25瓦的电灯泡，在头顶上发出昏晕的灯光。

我首先以非常抱歉的口吻说：“我本想早一点来看你们，但因为不知道刘叔的名字，又怕敲错门。今天，我到江涛哥那里走了一趟，才知道……”

刘叔这才将他和刘江涛的关系一一端出来，接着不无感慨地说：“我进藏进了十几年，误了很多事。别的光没沾上，反倒落下个肺气肿……”他突然停下话头，张口喘了几口气。

这时，刘姨插话说：“那几年，他，一点也靠不上！全是我，顾了大的顾小的……”

刘雁红也附和着说：“我们姊妹五个，全跟着妈。爸爸呢？一年连一面也见不上！”

刘叔只是笑！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也跟着傻笑。这时，一个小姑娘，背着书包，蹦跳着回来了。刘姨对她马上流露出分外爱怜的神色来。刘雁红对我说：“这是我小妹。”

我与刘叔又告诉了一阵，看看时间不早了，便起身告辞。刘叔站了起来，招呼刘雁红一直送我送出门来。

逗留机关（四）

张  汾

在我们五个技校生进所的同时，其它大学和中专分配来的工农兵学员陆续到了。我们都住在单身楼。最初，我们是四个人一个屋，他们是三个人一个屋。没几天，我们就混熟了。后来，我发现：从表面上看，我们都一样，但在所里人们的认识上，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这些大中专毕业生一进所，那些老一点的女工作人员，不管是机关的，还是下面的，凡是“家中有女初养成”的就开始注意上他们了。接着，便开始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家庭背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假如是城市的，那父母是干部？还是工人？然后，就开始托人说媒，希望女儿嫁个好一点的人家。

我们这些技校生呢？尽管我们的综合能力不见得比他们差，但遭来的，大多是他们不屑一顾的表情和举止。

这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其它同学的推荐下，干过很多杂活。除过刻蜡板外，我还给所里出过板报，写过大会会标，有时还给广播站写写新闻和通讯稿件。经过我不辞辛劳几日的忙碌，终于引起人事科科长米竹韵的注意。她是一位清清秀秀的女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戴着一付纯白框的近视眼镜。据说，他的父亲曾是杨虎成将军的秘书，文笔相当不错。后来，我听人说，她当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要不是车间老要，把张汾留在宣传部倒挺合适……”

1977年，由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比较紧张，为了防止战争的突然降临，做到有备无患，大同市的各单位都在挖防空洞，我们所也不例外。所里因为有大量的科研和试制任务，从第一线抽人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得将我们这些待分配人员截留下来，每天跟上机关干部挖地道。

    这是一项很重很苦的活儿。我们这些人被分成几个组，散落在所区的各处，然后，乘上电动葫芦车，下到地下10米--15米的地方开始挖掘。

    我所在的这个组，有人事科的弓应信、宣传科的张平，还有新大学生张茂川。这几个人，大多出生在农村，干这活不在话下。我呢？虽然算是城市人，但因为在上初中时就挖过地道，同样干得得心应手。我们很团结，也很互助，在最苦的用洋镐刨土这一工序中，只要有一个人刨了十来八分钟，就会有另一个人去顶替。不过，张平是个女同志，加上相对胖一点，干几下就喘着粗气站一站。我看她很好笑，又不敢表现出来。后来，知道她也是我们技校的毕业生，不禁多了几分亲切和尊重。

地道，在我们日以继夜的劳作下，一寸寸掘进，一米米深入。最激动的时候是：当两队相向而挖时，一镐头刨通的瞬间，因为这预示着我们挖洞工作即将结束。

我们挖成的地道，分主巷和分巷。主巷很高大宽敞，可以开212吉普车。分巷相对低矮一些，只够两个人侧身通过。主巷又和其它单位的主巷相通。这样，在这一地区就形成了纵横交叉、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线。里面呢？一般以各单位为主，分别设有办公室、科研室、医务室、活动室等等的工作场所。

这年年底，全所上下响应上面的号召，在科研和生产两方面掀起了高潮。于是，各下属单位，尤其是试制工厂，急着问所里要我们这些技校生。

人事科在征得所领导的同意后，除留下刘宁生一人从事机要文件的收发工作外，将我们四个人分到了试制车间。我和阎中英去了热工段的铸工组。孙梅芳和刘兰香去了冷工段的铣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