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一位朋友聊天，朋友问：“你有微信吗？”我说：“暂时没有。”然后朋友是一阵惋惜，似乎是说错过了多好的网络通讯工具呀。

微信，其实我的手机上是有的，只是没有意识到要去用它。今天下午，风和日丽，一个人暖洋洋地坐在玻璃阳台上晒太阳。掏出手机，那就将微信开通吧。

只需拨一拨手机屏幕，微信就开通了。过了几秒钟，手机通讯录中已有微信的联系人信息瞬间在屏幕闪烁。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我就惊呆了，通讯录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有微信！我正在考虑该向哪些人申请相互开放。一个联系人马上跳了出来，是病友小付。我在上海肿瘤医院住院时的同一病区同期病友，他是我所在城市的郊县人。现在科技真是发达，我在干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也太神了吧。

点了点“接受。”小付马上问：“你好吗？”我回答：“挺好的，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小付答：“还好。赵大哥现在在哪里，希望能到你那坐坐聊聊各自的经历？”我说：“非常欢迎。我在宁波呀。”小付答：“我也在宁波，我马上过来”。我又惊又喜，告诉他我在家附近的超市旁等。

已经两年多没有相见。虽然出院后断断续续电话有联系，但亦已失联好久，我自责应该早就相见相互关怀的，他是我在住院时唯一的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又在同一个大市区。

想像着，这个曾是小胖墩一样的小付在上海肿瘤医院住院时每天在走廊唱歌，作出无所谓的样子，是我们住院时的喜宝。

想像着，现在这个小付会是怎么一种模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是健康活泼还是哀声叹气，是拥抱还是握手。

一个多小时后，一辆出租车在超市路边停下，一个略显矮胖的青年人头戴旅行帽，身背旅行包，慢慢地爬出出租车。一站稳，他就看到了立在门口的我，向我招了招手。我边笑边向他迎上去。

忽然，我愣住了，在旅行帽下面，一层层的纱布将整个头部牢牢裹住。

“怎么了，你的头，不要紧吧？”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去我家吧，阳台上可以晒太阳。”

“还是附近找个茶室吧，我再跟你说。”

那就去前面边上的一个茶室。半路上，小付接了一个电话，气呼呼吼道：“我明天要去北京上访了，我不管了。”

到了茶室，找一个偏角坐下，小付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大哥救我！我是从郊县医院跑出来的。我这个头被人打暴了，在当地是没法解决的，只能上北京去了。”

我劝其慢慢讲，不要急。从他絮絮叨叨的讲述中，我终于听明白了一些，大意是前几天晚上，他驾车在自己村马路上与本村一村民的来访亲戚的车发生刮擦，本来差不多讲定对方赔其100元了事，但因为对方有人出脏话相骂，发生争执，肢体冲突。第二天晚，由村长约其谈话。其在村长办公室外等待时招到恶人围殴，当场头破血流。后送医院急诊，警察只是简单问话后再无下文。没有办法，只好要外出上访了。

“警察不管吗？”

“恶人肯定有后台的，警察也管不了。你知道我们村的（情况）。”

我皱了皱眉头，捋了捋思路：“这个不用怕，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医院去好好治疗，一定要将头上的伤和身上的病治好。你无辜受伤，必定要有人为此买单，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你没有治好伤，怎么知道（人身）损害的赔偿额，怎么清楚是否要追究恶人的刑事责任？所以，现在首要的不是乱窜上访，首要的是住院治疗，同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抓紧缉拿恶人。”

小付忽然离坐，两膝一弯要跪下去，我急忙抱起。

我说：“最近，我参加了志愿者活动，根据服务平台的指示向许多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提供免费法律救助，通过电话沟通或面对面咨询，就是像你这样的进行帮助，所以根本不用谢。”接着又问：“你后来有没有去上海肿瘤医院复查？”

“我没有去过，是在这个城市医院检查的，三四个月一次。我也参加工作了。”

“哦，那也可以的。乘这次机会好好养养身体，现在是最关键的康复期，不要再出意外了。”

一个电话又进来了，小付拿起了手机：“我身体吃不消了，没体力去北京上访，我回来了，先治病，好的好的。”满脸的悲愤已经在小付脸上消失，小付的神态变得自信冷静，眼神开始专注有力。

那好吧，我的病友兄弟，所有一切正义的力量都会来围观，都会时时关注这一切。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